以色列人的山顶神殿
从《旧约》的许多段落中,我们得知,在古代的以色列,宗教崇拜的常规地点被设立在天然的高处,通常可能都处于圣树的浓枝密叶的庇荫之下。这些圣所绝大多数似乎都没有围墙而且是露天的,尽管有时艳丽多彩的天空伸展开来,保护着这些神圣的象征物、木柱和石柱,炎炎夏日的强烈阳光晒不到它们,隆隆严冬的瓢泼大雨淋不着它们。在以色列人定居巴勒斯坦的许多世代以来,人们在古老的橡树或笃耨香树的阴凉下献祭供品。在虔诚的先知和诸王的带领下,他们不仅认为在那里的祈祷没有冒犯之意,而且从内心相信他们会受到神的恩准和祝福。然而,圣所的增加容易让无知的崇拜者相信,在这些圣所里受到崇拜的众神祇的数目也相应地增加了。这样,以色列人中的高人珍视的一神说,就容易散落为对许多神祇或诸地方神祇(Baalim)的默认,每个神主都有被树木覆盖的高地,每个高地都向周围一小圈村庄施与阳光雨露和富饶多产,这些村庄指望他,就像意大利的村庄指望它们的保护圣徒一样,保佑他们的人群和畜群,让他们的田地、葡萄园和橄榄园丰产。理论上的一神教如此轻易地在不知不觉中滑入了实际上的多神教,这引起了先知们的忧惧,而一些庙会场景中的某些色情仪式,又把他们看待这种神学退步时的焦虑心情激发为热情的道德义愤,尽管这些庙会场景可能被大自然本身赋予了纯洁与和平以及圣思与沉思的色彩,因而被神圣化,但它们常常是沉默的,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补充说,它们是害羞的、不情愿的证人。另一些我们可以称为政治方面的理由,可以补充这些宗教和伦理方面的理由,因为古希伯来人透过神圣的金色雾霾来看一切事物,在他们的心目中,政治方面的理由也具有神判的性质,最高审判者以此来威胁和处置罪人与作恶者的举动。伟大的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日益增长的势力,首先威胁然后毁灭了巴勒斯坦各个小王国的自由。而且,以色列的聪明人早就预见到并且预言了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他们把自己的预告和预示包裹在预言的诗性狂热之中。在想到威胁他们国家的这些危险时,他们认为,主要的危险源在于对山顶神殿的宗教崇拜,这些神殿以多神教的倾向侵犯了真上帝的威严,它们对芸芸众生的诱惑损害了真上帝的纯洁。他们相信,邪恶的根源在于宗教,他们为此提出的对策也是宗教的对策,即扫除对山顶神殿的崇拜以及所有参与者大吃大喝的现象,把国家的整个宗教庆典集中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举行的更规矩和更庄重的仪式,剔除了一切不洁的成分,通过每天的代人祷告、可口的祭品和甜美的赞美诗,为整个国家求得神圣的恩典和保护。在伟大先知的灵魂和内心里孕育的这项计划,在约西亚王的著名改革中得以实施,然而,尽管这项措施计划起来如此的一厢情愿,实行起来又如此的充满希望,但最终证明,它无力挽救并阻止犹大王国[1]的衰颓和倾覆。从取缔山顶神殿并建起锡安山[2]上的神庙那天起,到耶路撒冷向它的敌人敞开大门、让它的优秀儿女沦为巴比伦的阶下囚为止,这个合法的国家圣所经历了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按有关犹太历史的宗教解释,人们相信地方圣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对这些圣所的了解部分地来自先知们对它们的责难。他们的责难屡屡把山顶神殿与绿树联系起来,这暗示出,树的出现,大概尤其是常青树的出现,是这些神圣高地的独具特点。例如,《耶利米书》在谈到以色列人的罪过时说:“他们的儿女,记念他们高岗上青翠树旁的坛和他们的圣柱(asherim)。”而且还说:“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背道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她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3]《以西结书》用耶和华的名义写道:“因为我领他们到了那块土地,我举起我的手给他们,然后他们就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浇上奠祭。”[4]人们普遍认为,《申命记》实际上是一部律法书,也是约西亚国王改革的依据,其中对这些山顶神殿及其偶像设施的厄运作了如下的宣判:“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下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除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asherim),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5]我们听说,在更早的时期,当这些枝繁叶茂的山顶还没有声誉扫地的时候,扫罗王坐在其中一个山顶上的一棵柽柳树的阴凉下,手握他的象征王权的长矛,周围围着一圈朝臣和顾问。
我们已经看到,在巴勒斯坦,直到现在,许多顶上长有圣树林尤其是常青橡树的高地,仍受到周围农民的宗教式敬仰,虽然关于它们庄严的阴影下睡着一个伊斯兰教圣徒的传说有点遮蔽了它们古老的异教特点。我们有理由与曾经长期逗留在这个圣地的一些现代作家一起认为,这些阴凉的山顶至少多半正是古代以色列人献祭和焚香的地方,尽管有改革者的热情和砸碎偶像的锤子,然而,这些亭子上的古老圣所历经各个时代一直是世俗宗教的真正中心。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说,这些被树木覆盖的高地,从辽阔的褐色土地与灰蓝色的橄榄园中明显突出出来,是原始森林最后残存的标本,这些原始森林曾一度覆盖了绵延数英里的乡村,后来人们为了留出耕地,用大规模的劳作把它们从那些低地清除出去。不过,人的迷信却容忍了残存于高地上的少量遗迹,把它们看做伐木工人为林神留下的最后避难所。至少在其他地方,圣树林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似也证实了这样一种推测,即类似的原因在巴勒斯坦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
例如,英属东非的阿基库尤人(the Akikuyu)“基本上是一个农业民族,只有很少的牲畜,但每个村子都有山羊,通常也有绵羊。为了造田,必须砍掉数英亩的森林,而且为了使土壤肥沃,还要烧掉这些树木。从前,肯尼亚的很多地方加上阿伯德尔山以及整个这个地区可能都是森林用地。现在尚存的唯一标志,就是各种顶端有树的小山星罗棋布地分布在这个国家的各处。这些小山是神圣的,它们顶上的树丛不能砍掉,正是这一点使它们免遭其他森林的厄运”[6]。卡胡姆布山(Kahumbu)“就是顶部覆盖着圣树林的小山之一,这样的小山在基库尤之地有很多。由于害怕疾病降临这块土地,所以,禁止砍伐这些树和林下植物,从浓密的林下植物中长出的大树覆盖着这些小山。卡胡姆布山上的这种林下植物是许多鬣狗的避难所,周围被耕过的光秃秃的土地为它们提供的藏身之地太少了。山顶上是被灌木丛包围的平台,这是一个祭祀的地方,被称为athuri aliakuru。如果发生饥荒或者想求雨,就要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某种献祭。每个人都留在他们的小屋里,除了十四个老人(wazuri)外,谁都不许离开。这些被推选出来的山顶祭司带着一只绵羊上山,在这样的场合,山羊是不会被Ngai(神)接受的。在山顶上,他们点起火,然后,抓住绵羊的嘴和鼻子,使它窒息而死,接着剥皮,这张皮后来给了其中一个老人的孩子,让他披在身上。把这只绵羊煮熟后,扯下一根树枝,浸入羊油,再把羊油涂在周围的树叶上。老人们吃掉一些肉,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这次献祭就不被接受,剩下的肉放在火里烧掉,然后Ngai就来吃了。献祭马上就奏效了,甚至在老人们正在下山之时,就雷声大作,倾盆大雨的威力使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衣服裹着头,跑回家里。雨水从山顶喷出,向四周流泻而下”[7]。据说,在被树木覆盖的迦密山的顶部,先知以利亚[8]结束了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肆虐数年的干旱。仪式刚一结束,海上就升起一团乌云,使整个天空变得昏暗,这位崇拜偶像而且曾目睹了假先知的失败的国王,急忙坐在他的马车上下了山,穿过平原,躲过了仿佛从愤怒的天庭倾盆而下的大雨。
孟加拉的焦达纳格布尔(Chota Nagpur)的蒙达人(the Mundas),“并不给他们的神塑造任何形象,也不崇拜象征符号,但他们相信,虽然凡胎俗眼看不见,但当神得到祭祀的抚慰时,会暂时栖身于专门供奉他们的地方。因此,他们有自己的‘高地’和‘他们的树丛’——前者是人既不能增益也不能减少的一些硕大的岩石,后者是一片原始森林,其中的树木数代以来一直被小心地保护着,它们在刚开始砍伐时就被保留了下来,以免把庇荫着林神的树林整个毁坏,让那些林神受到骚扰,从而遗弃这个地方。即使现在,如果这些圣树林(Jáhirá或Sarna)中的某棵树被毁坏了,神也会收回合时令的雨,以表示他的不悦”[9]。蒙达人的每个村子“附近都有一片小树林,一般认为是在最初清除树木时留给当地神祇的原始森林的遗迹。人们认为,当倾听信徒的愿望时,该村的保护神德索利以及他的妻子雅埃拉(Jhár-Era)或马布鲁(Mabúrú)就逗留在这里。每个村都有一个德索利,他的权威不超过其树林所属的那个村子的边界,如果一个村的某个人耕了另一个村的地,他必须向两个村的德索利祈祷。这些树林里的神负责看护庄稼,而且在所有重大的农业庆典中,都格外受到敬重。有人生病时,也向他们祈求”[10]。另一位作者也告诉我们大致相同的意思,“虽然在蒙达人最初建立村寨的清除过程中,多半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在斧头或jārā火[11]之下,但许多蒙达人的村子仍保留着一部分原始森林作为Sarnas或圣树林。在有些蒙达人的村落,现在只有一小片古树代表着原始森林并且作为村子的圣树林。这些圣树林是蒙达人知道的唯一庙宇,这里住着村神,他们受到定期的崇拜和祭品的抚慰”[12]。
我们可以设想,这些住在原始森林的遗迹即圣树林中、被认为负责看护庄稼的地方德索利神,与迦南的地方神(the Baalim)非常相像,他也以类似的方式住在村子附近的山顶上的树林里,在那里接受大地最早的果实,周围的农民们把这些果实献给他们,以答谢丰收以及从天而降的清新的雨水。
在阿富汗和印度的边界,“小山常常光秃秃的,没有田地和聚居地,但你却无法在走出很远时不碰见某些zyarat或圣所,信徒们在这里祭拜和许愿。它们通常位于山巅或难以接近的悬崖上,让我们想起以色列人的‘山顶神殿’。树丛周围是一些发育不良的柽柳树或枣树(Zizyphus jujuba),这些树的树枝上挂着无数布条,因为在圣所许愿的每个信徒都要绑一块布,作为他许愿的外在象征”。苏利马山区(the Suliman Range)就有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圣所,“尽管它难以接近,但许许多多的朝觐者每年都光顾它,人们把病人放在床上抬上去,希望圣徒的祝福能治愈他们。病人通常被放在床上,用皮带绑在骆驼背上或者由他们的朋友用肩扛着,因为到这些圣所(zyarat)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大概要100多英里……这些圣所的另一个特点是,其神圣性受到非常普遍的认可,人们可以把个人的私产安全地放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可以相信在几个月后取回时,原封未动,就像当初留下时一样。这些圣所的一个独具的优点是,从其周围的树上砍下任何树木都是一桩罪过,因此,在该部落目光短浅的野蛮行径已经将所有树木和灌木砍伐殆尽的情况下,这些圣所成了光秃秃的群山之间仅存的绿地”[13]。
这些阿富汗的zyarat或山顶圣所,显然与巴勒斯坦的现代welys非常相似。两种圣所的位置通常都在山顶,周围都有不能砍伐或修剪的树木;两者都被认为从穆罕默德的圣徒之墓获得了神圣性;通常在两种圣所都可以十分安全地放置财产而不会受到任何侵害;在两种圣所,朝觐者通常都要以在树枝上绑布条的形式,留下他们来过的纪念。
此外,俄罗斯的切列米斯人(the Cheremiss),“现在仍把单独的小树林当做祭祀和祈祷的地方,这些小树林以kjus-oto这个名称而著称。不过,从前,切列米斯人祭祀神灵之地是森林的深处。神意的某些显现形式,例如,某处泉水的突然喷发,一般是人们选择祈祷之地的根据。乌法河[14]的切列米斯人找出小溪旁边他们喜欢的高地,甚至在伐木者的斧头砍光了这个地区周围的树木时,这些高地还一直是圣地”。
从这些类似情况判断,曾让后来的先知怒不可遏的古代巴勒斯坦的圣树林,正是原始森林的遗迹。它们作为乡间神祇的避难所,是留在孤立高地上的绿色小岛。尽管庄稼汉剥夺了这些神祇的辽阔土地,但他们仍然认为,一定得把自己从土地里获取的一切出产,献祭给这些土地的真正主人或地方神(Baalim)。地方圣所通常配备的圣柱(asherah),无非就是某棵圣树树枝经过人手剥落或自然凋落后剩下的树干。至今,我们仍可以在婆罗洲的卡扬人(the Kayans)中探知这种宗教象征物的制作过程。这些野蛮人相信存在着某些他们称之为Toh的危险神灵,当他们清理出一块丛林来种稻子时,“通常要留下一些长在高处地面上的树,为的是避免把所有树都砍光而冒犯当地的Toh,这些树被含混地当做休憩之地使用。它们有时被剥去所有的树枝,只在顶部留下少许,有时在离地面有一定高度的树干上绑一个柱子,上面挂一串棕榈枝,男孩子用来当玩具的‘牛吼器’[15]有时也挂在这样一个横木上,在微风中晃动和闪烁”[16]。
[1]犹大王国(the kingdom of Judah),古巴勒斯坦南部的奴隶制国家,由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在与十支派分裂后联合成立。——译注
[2]锡安山(Mount Zion),耶路撒冷山名,古大卫王及其子孙的宫殿和神庙所在地。——译注
[3]见《耶利米书》第3章第6节。——译注
[4]见《以西结书》第20章第28节。——译注
[5]见《申命记》第12章第2—3节。——译注
[6]斯蒂甘德上尉(Captain C.H.Stigand):《英属东非济尼之地纪事》(The Landof Zinj,being an Account of British East Africa),1913年,第237页。——译注
[7]斯蒂甘德上尉(Captain C.H.Stigand):《英属东非济尼之地纪事》(The Land of Zinj,being an Account of British East Africa),1913年,第242页。——译注
[8]以利亚(Elijah),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的先知,见《旧约·列王纪》。——译注
[9]多尔顿(E.T.Dalton):《孟加拉描述民族学》(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1872年,第185页以下。——译注
[10]多尔顿(E.T.Dalton):《孟加拉描述民族学》(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1872年,第188页。——译注
[11]“通过jārā制度,烧毁大量丛林,使土地做好耕种的准备。”关于这种耕作方式,参见前文第180页以下。——原注
[12]萨拉特·钱德拉·罗伊(Sarat Chandra Roy):《蒙达人及其地区》(The Mundas and their Country),1912年,第386页以下。——译注
[13]彭内尔(T.L.Pennell):《在阿富汗边境的野蛮部落之中》(Among the Wild Tribes of the Afghan Frontier),1909年,第34页以下。——译注
[14]乌法河(Ufa),在乌拉尔西部。——译注(https://www.daowen.com)
[15]牛吼器,以铜锣等系上木片扔出的一种玩具。——译注
[16]查尔斯·霍瑟(Charles Hose)和威廉·麦克杜格尔(William Mcdougall):《婆罗洲的异教部落》(The Pagan Tribes of Borneo),第2卷,1912年,第23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