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在犹太人历史中的地位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一章 律法在犹太人历史中的地位

既然现代学者的考证分析已经确定了律法在犹太人历史中的地位,那么,在考察犹太人律法的某些特点之前,我们最好简略地思考一下,律法作为一个整体在以色列历史中占据的位置。

有关《旧约》的语言学校勘和历史学考证取得的最重要和最确凿的成果已经证明,我们现在研究的这种《五经》[1]立法形式,不可能在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之前由摩西在沙漠和摩押颁布,它的最终形成时间,只能在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夺取了耶路撒冷并放逐了犹太人之后的某段时间里。简单地说,如我们现在所见的那样,《五经》中的立法部分不属于以色列人历史的最早阶段,而是属于后来的时期,在该民族拥有应许之地之前,它还远没有颁布,直到民族独立快结束时,它似乎也只写出并发表了其中很少一部分,它的主要部分,即构成考证家说的祭司法典[2]的部分,是在他们被俘期间或者之后,才首次以现在的形式写出并付诸文字的。

然而,我们有必要仔细区分这些律法本身的时代与它们首次以成文法典的形式问世的时间。有一个小小的想法让我们安下心来,即一般的律法不会在它们被编纂的时候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中生出来那样全副武装地蹦出来,立法和编纂法典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情。立法是对某些行为规范作的权威性颁布,在强制执行这些规范的法令被最高权力机构通过之前,这些规范或者还没有被人们察觉,或者在法律上还没有约束力。不过,即便是新律法,也很少或从来就不是完全新创的,它们几乎总是要凭借并且以现有的习俗和公众意见为前提,后者或多或少与新律法相一致,人们的内心早已默默地准备接受它们了。世界上最专制的君主也无法强迫他的臣民接受一种绝对新式的律法,因为它可能违背了他们自然习性的整个倾向和趋势,触犯了他们世袭的观点和习惯,玷污了他们最珍视的一切情感与渴望。甚至表面看来最具革命性的立法活动,也总是有一些保守的成分来成功地确保某个共同体的普遍认可和遵守。只有在一定程度上与某个民族的过去相一致的律法,才能塑造这个民族的未来。从根基上重构人类社会,是一项无法实行的规划。如果这项规划只是哲学梦想者的乌托邦,那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然而,一旦有人试图付诸实施,无论他是煽动者还是暴君,都会带来危险,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恰恰是这种企图证明,这些人根本不了解自己急于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社会是一种生长,而非一种结构。虽然我们可以改变那种生长,把它变成更加公平的形式,就像园丁用他的技艺让田地、草地、灌木篱与河边不值钱的花长出更可爱的形状和更丰富的色彩一样,但是,我们无法重新创造社会,正如园丁无法创造出一朵百合或者一朵玫瑰。因此,就像每种植物一样,每种律法也总是包含着过去的成分。如果我们要追索其终极渊源,这种成分就会把我们带回到人类生活和植物生活的最早阶段。

当我们从立法过渡到编纂法典时,有一点很明显,即这些被编定的律法可能非常古老,这几乎毋庸赘言。一切法典中最著名的法典即查士丁尼一世[3]的《学说汇纂》[4]或《法学汇编》,用作者的原话,摘录古罗马法学家著作中的学说,编纂成书,每段不同的引文中都仔细标明了所有作者的名字,所以,这部法典并非一系列新的律法,它只是罗马帝国在数个世纪里已经得到公认的旧律法的新汇编。尽管拿破仑法典取代了许多独立的地方司法制度——关于这一点,有人说,法国的旅行者改换法律比换马还频繁——但它也远没有构成崭新的立法文本,相反,它是“罗马法和习惯法以及诸王的法令和革命法的产物”。不过,我们大概无须再举出更多的现代实例。

在闪米特人的世界,立法的过程可能是相似的。世界上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法典是《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是古巴比伦国王,在位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但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它包含的法规都是这位王室立法者的崭新创造,相反,可能性和证据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他只是在古老的习俗和惯例的旧基础上搭起了他的律法构架,这些习俗和惯例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的古代先贤那里传递给他的,它们在漫长的数世纪中受到流行的偏见的尊崇,被诸王认可,由士师们来实施。同样,那些把所谓摩西律法的主要部分定在失去民族独立之前或之后不长一段时间的那个时代的考证家们完全意识到,这部律法最晚近的形式不仅记录而且强化了各种习俗和礼仪制度,其中许多最基本的形式,无疑远比《五经》在早于公元前5世纪时获得的最后的形式还要早得多。如果与其他民族的制度进行比较,那就可以充分地证实一个结论,即以色列人主要的礼仪制度非常古老。因为这样的比较表明,在希伯来人的惯例中,有不少蒙昧甚至野蛮的痕迹,这不可能是在这部律法最终编纂时才首次铭刻上去的,而肯定是远在历史发端之前的时代就黏附在它上面的。下文将指出一些这样的痕迹,但其数量很容易被大为扩展,例如,割礼、妇女的仪式性不洁以及使用替罪羊之类的习俗,在世界许多地方的野蛮部落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我说的话已足以消除一种误解,即当《圣经》的考证家们认为希伯来人的律法产生的时期较晚时,也就暗中假定这部法典中的所有律法都起源于较晚的时期。但在继续探讨之前,我们最好先纠正对这种考证学说可能产生的另一种误会。由于《五经》中所谓的摩西律法极少能或者根本不能证明是出自摩西,但我们绝不能由此推论说,这位伟大的立法者只是一个神话式的人物,是大众或祭司们幻想的创造,他被发明出来只是为了解释该民族宗教法和市民法的起源。任何这样的推断都不仅会损害证明摩西的历史真实性的特殊证据,也会歪曲普遍的可然律。因为如果没有伟人的推动,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民族运动就几乎或者从来不会发生。假如没有摩西,那么,要理解以色列人和犹太教的起源,其难度也不亚于理解没有佛陀的佛教的起源、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的起源或者没有穆罕默德的穆罕默德教[5]的起源。实际上,目前在某些地方有一种倾向认为,历史是由群众盲目的集体冲动创造的,并不需要超凡人物的启发和引导。然而,这种假定出自一种人天生平等的错误而有害的学说,或者是由这种学说孕育出来的,与历史的教益和生活的经验相矛盾。群众需要领袖,虽然群众有很大的破坏力,但是,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就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创造力。如果没有在思想、言语、行动方面以及对同伴的影响力方面的伟人,任何伟大的民族在过去和将来都不可能建立起来。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完全可以被视为以色列人的真正缔造者。如果剥除像石头周围聚集的苔藓和地衣一样在有关民众英雄的记忆周围自然积聚的非凡特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希伯来早期历史对他的记述可能大体上是准确的:他团结以色列人抗击埃及的压迫者,带领他们走向自由的荒野,把他们塑造成一个民族,在他们的民事制度和宗教制度中印上他自己出色天才的印记,并领导他们来到摩押,他死于瞥见应许之地之时,他没有踏上那片土地。

在构成《五经》主体的繁复律法中,考证者目前一般至少分出了三组或三套不同的法典,它们彼此的特点和时代各异。按照年代顺序,它们是《约书》[6]、《申命记》法典和祭司法典。简要地关注一下这些文献,将有助于读者理解它们各自在犹太人立法史上的地位,因为考证学家的研究已经确定了这一点。支持这些论断的论证过多也过于复杂,无法在这里征引,想了解这些论证的读者,可以在许多很容易找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中发现充分的论述。

《五经》中最古老的法典,一般都认为是所谓的《约书》,构成了《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22节至第23章第33节的内容,这已经被称为第一立法。与它密切相关的是《出埃及记》的第34章第11—27节,后者有时被称为《小约书》。《约书》嵌入埃洛希姆派[7]的文本中,人们一般都认为,不迟于公元前8世纪早期,该文本就在以色列北部被写定。《小约书》嵌入耶和华派的文本中,一般认为,略早于埃洛希姆派文本即大概在公元前9世纪,该文本在朱迪亚被写定。然而,远在纳入这些文本之前,这些律法本身可能已经作为一部或数部独立的法典存在了。我们可以认为,甚至在编纂它们之前,人们就已经把这些律法当做习惯条例来普遍遵行,其中许多大概来自无法追忆的时代。这些“约书”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早期诸王和士师的时代。“这个立法中所思考的社会,结构非常简单。它的生活基础是农业,牲畜和农产品是财富的要素,而财产法全部涉及的几乎就是这些东西。沙漠里的阿拉伯人仍然遵守这些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的原则。这些原则有两个,即报复与财产处罚。谋杀罪由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律法来处置,无辜的杀人者会在上帝的祭坛寻求避难所。与谋杀罪并列的罪行有偷人、冒犯父母和行巫术。其他伤害是私了[8]的案件或者在圣所得到调解的个人诉讼的案件。人身伤害罪就像谋杀罪一样,被列入报复的律法。以牙还牙仍是阿拉伯人的律法,而且在迦南与在沙漠中一样,通常无疑会以私了的形式寻求报复。”

考证家在《五经》中区分出来的第二个法典是《申命记》中的法典。它包括我们目前见到的《申命记》的大部分,除去历史引论和结尾几章。现代考证家们似乎普遍认为,《申命记》中的法典实际上就是公元前621年在耶路撒冷神庙中发现的“律法之书”,约西亚王正是以它作为宗教改革的依据。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首先是铲除该地所有的地方圣所或“山顶神殿”,其次是把对耶和华的仪式性崇拜集中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申命记》中对这些措施的记述可谓谆谆教诲,看来,这位勇于改革的国王付诸实施的理想以及在艰苦努力中激励并鼓舞他的狂热的宗教激情,都来自本卷的训诫。因为通过读这一卷,对他的心理产生的深刻印象很容易被解释为:《申命记》的作者们许诺说,遵守律法就会得到祝福的奖赏,否则就会受到诅咒的惩罚。

因此,由约西亚首创的改革之所以显得非常重要,不仅由于它实施的各项措施,而且由于这些措施的颁布方式。就我们所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一部成文法典第一次被政府的权威发布出来,成为全民族生活的最高准则,在此之前,律法都是习惯法,而不是法令法。它多半只是作为惯例已经存在了,每个人都依据公众的意见和习惯的势力遵守它;它的来源或者被解释为古代的传统,或者在古代的雾霾中已经整个湮没无闻。有些习俗的确被改写成了较短的法典,至少我们知道,《约书》中就有这样的一卷。但这似乎并不表明这些著作得到官方的任何认可,它们大概是注定在私人中流传的手册。这些律法的真正保存者,显然是地方圣所的祭司,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一代一代地把这些仪式和宗教的法规传递下来,在原始社会中,这些法规与道德法则几乎密不可分。如果遇到惯例的一切疑点以及所有的法律争端,人们都要寻求祭司,与其说他们是普通的人类判官,不如说他们是以神祇代言人的资格作出裁定,他们通过抽签或其他神谕手段询问并解释神意。祭司的这些口头的裁定,就是这个地方最初的法律。它们在权威指向或引导的确切意义上就是Torah[9],远在这个词的词义逐渐缩小之前,它先是指一般的律法,后来特指《五经》中的成文律法。但在最初的指导或教导的意义上,the Torah(律法书)并不限于祭司们给出的教益,它也包括先知们灵机一动时说出的劝示或忠告,他们及其听众相信这些话是神圣的。因此,有先知的律法书和祭司的律法书,但在最初以及在后来的漫长世纪里,两者都是口传的而非书面的。

文字形式的《申命记》法典的出版,在犹太人的历史以及人类的历史中,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圣经》的正典化以及用书面文字代替口传文字成为至高无上的和不会出错的行为准则的第一步。完成这部正典的过程所取得的成就,在后来的数世纪里成为思想的桎梏,从此以后,西方世界从未完全成功地从这种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前,口传的语词是自由的,因此,思想也是自由的,因为语言无非是有声的和表达出来的思想而已。先知们享有充分的说话和思想的自由,因为人们相信他们的思想和言语受到神灵的启示。甚至祭司也远没有墨守传统,虽然人们并不认为上帝通过祭司的嘴来说话,但在操纵抽签和其他神谕手段时,祭司无疑给自己留有相当大的余地,正是通过这些手段,神灵才向焦急的问讯者显现并赐予他们神谕。然而,一旦这些神谕付诸文字,它们就定型了,不能改变了,它们已经从流动状态凝固为晶体形式,具有硬度和耐久性,活生生的生长已被僵死的字母取代了,就祭司的职能是负责神谕而非献祭而言,书写员赶走了先知甚至祭司。从此,以色列人成了“书的民族”,最高的智慧和知识,不是来自独立观察以及对人和自然的自由研究,而是来自对书面记录的毫无创造性的解释,作者必须给注释者留下余地。已经创造了《圣经》的民族天才,俯就于书写《塔木德经》[10]的任务。

虽然我们有十分的把握确定《申命记》法典发表的年代,然而,关于它的创作年代,我们却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在约西亚在位的第18年(公元前621年),它得以发现和颁布。它的写定时间,肯定是在这位国王统治的前期,或者在他的前任玛拿西[11]在位之时。因为内在的证据表明,该卷不可能更早,因此,它的创作肯定在公元前7世纪的某个时间。从整体来看,最有可能的假设似乎是,《申命记》在玛拿西在位时被写定,而在这位昏君的压迫和残酷统治之下,它一直被安全地藏在神庙里,直到虔诚的约西亚下令修复这座神圣建筑时,才重见天日。事实上,偶尔有人怀疑,这一卷是庙里的祭司伪造的赝品,他们想方设法用虔诚的欺骗手法把它伪装成一部灰白的古籍,变卖给年轻而正直的国王。但任何一个人,只要坦率地考虑到这部新法典为了接受来到耶路撒冷的乡下牧师而制定出来的自由条款,他就会觉得这种怀疑既不正当,也不够厚道,因为毁坏地方圣所的法令已经剥夺了这些乡下牧师的教俸。这些被革除教职并被剥夺了捐赠的祭司,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只能来到都市,谋求与他们在城里的同事处于同等地位,也享有祭司职业的一切尊严和薪水。如果要我们给城市牧师说句“公道话”,那大概就是说,他们固守着Beati possidentes[12]的古训,除非在律法的严厉逼迫之下,否则,他们绝不可能向他们来自乡下的贫穷同胞敞开他们的怀抱和钱包。

无论《申命记》的无名作者是谁,他无疑都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和改革家。在对祖国的挚爱以及对圣洁宗教和道德的忠实热忱的激励之下,他相信地方圣所的迷信习俗和过分淫荡正威胁着这种宗教和道德。很难断定,他是祭司还是先知,因为这一卷明显把祭司的或者总之是法律的事务与先知的精神融合在了一起。似乎可以肯定,他的写作受到公元前8世纪的伟大先知阿摩司、何西阿和以赛亚的激励,他接受了他们的道德法优于仪式法的观点,然后又提出了一种以宗教和伦理的原则、仁慈与人性、上帝之爱与人类之爱为基础的立法制度。在向听众和读者推荐这些原则时,他自然而然地陷入了诚挚的请求甚至哀求,这更像是演说家的热情和生动,而不是立法者在司法上的镇定和庄重。他给现代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布道者,他正在宽敞的大教堂带有回声的耳堂里向着迷的听众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热情洋溢的辩词。我们几乎看见了这位说话者放着光的双眼和热切的姿势,捕捉到了他那回荡在拱形屋顶上的洪亮声调,这种声调用愉快的保证和希望、强烈的自责和懊悔以及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交替出现的情绪激励着他的听众。正是在对犯罪者和违背者即将接受神谴的庄严警告和强烈指责的高音符上,这位布道者的声音最终戛然消失在沉寂之中。如一位著名考证家已经准确指出的那样,在其经久不衰的雄辩力量方面,这位演说家的结语在《旧约》中无与伦比。

虽然这次改革无疑受到最纯粹动机的激励并且出于一股真正的热情来实施,但对宗教进行哲学研究的学者可能会允许我们表达一种疑惑:从理论的立场来看,把崇拜集中在单一的圣所是否标志着一种退步而不是进步;从实践的立场来看,它是否又伴随着某些不便,从而抵消了它的好处。一方面,现代人认为,上帝没有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因而他的崇拜者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近他,对于习惯于这一观念的心理来说,上帝只能在耶路撒冷才能受到恰当的崇拜这一想法,即使不荒谬,也非常天真。当然,这个国家星罗棋布的许多圣所,比首都的一座孤零零的圣所更适合表达神无处不在这种抽象观念。另一方面,从实际方便的角度考虑,未经改革的旧宗教比其对手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在古代制度中,每个人可以说都有自己的家神,一旦出现疑虑和困难、痛苦和悲伤,他就会求助于家神。在新制度中就并非如此了。要到达耶路撒冷的神庙,农民大概常常要走很长一段路,由于在他的小农场专心致志地劳作,他很少有时间进行这种长途跋涉。因此,毫不奇怪,即使在新制度下,他偶尔还会怀念旧制度。难怪对他来说,毁坏地方圣所就像一桩骇人听闻的渎圣罪,这就好像我们自己的农民看见英国所有的农村教堂都成为废墟,而且古榆树和年代无法追忆的紫杉木轰然倒地一样,“村里古朴的祖先就睡在”这些树的神圣阴凉之下。如果看不见掩映在树林中或者隐约闪现在山梁上的熟悉的灰塔或塔尖,我们淳朴的乡民该是何等的悲伤!他们又是何等频繁地听到安息日甜美的钟声徒然回荡在田野上,召唤他们去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曾如此频繁地聚集在那里崇拜万有之父的祈祷室呢?我们可以设想,当这种变革像一场飓风似的席卷整个农村时,他们和朱迪亚的农民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们会带着沉重的心情眼睁睁地看着反对偶像崇拜的人进行毁坏和破坏。正是在那里,在那里的山顶上,在伸展着茂密树叶的那棵橡树的阴凉下,他和父亲年复一年地献上第一捆金灿灿的谷物和第一串紫色的葡萄。他是多么频繁地看见献祭的蓝色炊烟卷起树上静谧的空气,他又是多么频繁地想象着上帝本人就在离这里或近或远的地方——大概就在日光倾泻在朦胧的景色时透过的那片裂开的云团里,呼吸着祭祀礼物带来的甜蜜芳香并祝福他和他的家人呢?而现在山顶上却是光秃秃的一片荒凉,长久以来庇荫着它的古树被砍倒了,他经常泼上祭油的那根古老的灰色石柱被打碎了,碎块散落了一地。似乎上帝已经离去,他已经去了首都,如果农民要找到他,就必须随他而去。这可是一个漫长而令人厌倦的旅程,乡下人极少能够成行,带着他的供物翻山越岭,穿过耶路撒冷狭窄拥挤的街道,混入教堂区嘈杂拥挤的人群,在那里和他的小羊一起排在一长队走痛了脚的、风尘仆仆的崇拜者中,而祭司里的屠夫正卷起袖子在处死他面前所有的羊羔,最后终于轮到他了,他的羊羔溅出的血又给院子里流淌的殷红的潮水增加了一道小溪。不错,他们告诉他最好这样,大概上帝的确喜欢住在这些地区的建筑和宽敞的庭院里,看着所有这些血,听着教堂合唱团的所有圣歌,但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思绪早已回到对那个寂静的山顶及其古老得无法追忆的树荫还有宁静景色的开阔视野的怀想之中。不过,祭司们当然比他更聪明,上帝的旨意已经这样完成了!这大概是许多淳朴的乡下人在改革后第一次去耶路撒冷朝觐时的一个粗略的写照。他们中的不少人大概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伟大城市的辉煌和龌龊,因为我们可以设想,那时朱迪亚的乡下人就像现在英国偏远地区的农民一样,会守在家里,他们到死都不离开自己村子几英里之外的地方。

然而,在朱迪亚的王国,这种变革却是短命的。从约西亚在这个国家采取宗教革新和道德革新的措施,到巴比伦的军队横扫耶路撒冷,占领这个城市并掳走了国王和他的优秀臣民之前,才经历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恰恰是当初推动改革的因素,阻碍了这些改革的完成。因为我们不能怀疑,对外来征服的日益增长的恐惧,是唤醒良知并激励大部分犹太人保卫家园的主要动机之一,如果行动太迟,就会让南部王国落入巴比伦人之手,从而重演一个世纪之前北部王国落入亚述人(the Assyrians)手中的相同命运。乌云从东方渐渐升起,已经遮蔽了朱迪亚的整个天空。正是在这种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阴影下,在从远处听到的雷鸣声中,这位虔诚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才煞费苦心地要进行改革,他们希望以此避免这场悬在头顶的灾难。因为对超自然力量的绝对信仰,正是以色列人世界观的长处或弱点,他们把民族的危险溯源到民族的罪恶,并且相信,压制异教崇拜和更好地规范祭祀仪式,能够阻止入侵敌军的行进。在完全失去政治自由的威胁之下,他们显然从来不曾想到去使用纯粹世俗的武器,而不太虔诚的民族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往往会求助于这样的武器。修建堡垒、加固耶路撒冷的城墙、武装并训练男性居民、寻求外国同盟的帮助——这些都是常识教给非犹太人的做法,可是,对犹太人来说,它们似乎意味着对耶和华的不信任,因为他能独自保护他的人民免遭敌人的毒手。事实上,古希伯来人极少想到纯自然因素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就像他们很少想到下雨、刮风或季节的变化一样。同样,在人类事务和自然过程中,犹太人总是满足于追寻神力,这种把超自然力量沉着地默许为万物的终极原因的做法,几乎总是在会议室里冷静地协调各种政治关系时的一大障碍,正如也是在实验室里不动声色地研究体力时的一大障碍一样。

约西亚以改革来阻止民族灭亡的完全失败,丝毫没有动摇犹太人对他们有关历史的宗教解说的信仰。与这位国王一起崩溃的改革,不仅没有取消,反而明显增强了他们对宗教仪式和庆典效力的信任。他们没有怀疑采用这些手段的完美智慧,而只是总结说,他们贯彻得还不够彻底,于是,他们在巴比伦做阶下囚时,马上就想出了一种更加周密的宗教仪式制度。他们希望以此确保神恩的回归,并再次流放到自己的祖国。在被流放到迦巴鲁河[13]时,以西结描绘出这个新制度的第一个方案。他本人是一位祭司和先知,所以对原来庙里的仪式一定了如指掌,他作为未来改革的理想计划提出的这个方案,无疑以他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尽管它包含了许多旧的东西,但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东西,包括更丰富、更定期和更庄严的祭祀,牧师与俗人的更可怕的分离,教堂及其教区与世俗接触的更严格的限制。放逐以前的大先知们与放逐之后的以西结之间的反差非同寻常。大先知们把教义的所有重点都放在自然道德上,拒绝把仪式和庆典看做人能够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最好或唯一的手段,而以西结似乎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因为他很少说到道德,反而更多地谈到仪式。他在囚禁的早年岁月里发表的计划,后来得到流放中的教士学校的思想家和作家的发展,直到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孕育期之后,公元前444年,以斯拉[14]在耶路撒冷才把成熟的利未人的律法制度展示给了世界。这份体现了如此多的劳动和思想成果的文献是祭司法典,它构成了《五经》的框架。犹太教的时代随之开始,以色列人完成了从一个民族向基督教徒的转化。这部为大厦奠定压顶石的祭司法典,就是考证家们在《五经》中辨别出来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文本。《旧约》的现代考证学的基本学说认为,这个文本产生的时期较晚。(https://www.daowen.com)

[1]《五经》(the Pentateuchal),即《摩西五经》,又译《梅瑟五经》,犹太教和基督教指《旧约》首五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译注

[2]祭司法典(the Priestly Code),《旧约》首六卷所载有关祭司和献祭仪式的律法条文的总称。——译注

[3]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483—565),拜占庭皇帝,曾主持编纂《查士丁尼法典》。——译注

[4]《学说汇纂》,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命令汇编的著名法学家的学说摘录,共50卷。——译注

[5]穆罕默德教(Mohammedanism),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误称。——译注

[6]《约书》(the Book of the Covenant),《摩西五经》的原始资料之一,系古希伯来典章律例的汇集。——译注

[7]埃洛希姆派,指称上帝为埃洛希姆而不称为耶和华的希伯来文《旧约》的作者。——译注

[8]私了(self-help),指以自己的行动维护自己的权利,排除他人的侵害,而不诉诸法律或司法机关。——译注

[9]Torah,指律法书或《摩西五经》。——译注

[10]《塔木德经》(the Talmud),关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集,全书分《密西拿》和注释篇《革马拉》两部分,是犹太人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译注

[11]玛拿西(Manasseh),《圣经》中公元前7世纪的犹大国王。——译注

[12]拉丁语,意思是占有者是快活的,实际占有者在诉讼中总是占上风。——译注

[13]迦巴鲁河(the River Chebar),在巴比伦(南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分流出来的一条运河,以西结在这条河边上见到了上帝的异象。——译注

[14]以斯拉(Ezra),公元前5世纪的以色列祭司、先知和宗教改革者。——译注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