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二章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在耶和华给古以色列人提出的严肃戒律中,当某位现代读者发现了“你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1]这一条时,自然被吓了一跳。经过仔细研究记载这条戒律的三个段落中的一段,他的惊奇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强了,因为这段话的语境似乎表明,正如自歌德以来的一些著名考证家已经指出的那样,“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条训诫实际上是最初的十诫之一。这段话出现在《出埃及记》第34章里。在这一章中,我们读到的文字讲述了耶和华第二次向摩西显示十诫的意图,此前,出于对以色列人崇拜偶像的愤怒,他打碎了写着第一版十诫的那些石版。因此,这一章里明确表示要让我们看到的是第二版的十诫。从十诫条目前后的那些诗句来看,这一点无可置疑。例如,这一章开头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你摔碎的那一版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版上。”接着是有关耶和华与摩西在西乃山上的会晤和第二次启示十诫的叙述。在这一段的结尾,我们读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2]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版上。”因此,毫无疑问,这一章的作者认为其中给出的戒律就是十诫。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难点,因为本章记载的戒律与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0章和《申命记》第5章中读到的更熟悉的十诫异文所包含的戒律,只有部分吻合。而且,在我们正讨论的这个公开声称是第二版的十诫中,这些戒律并没有以第一版特有的简洁和精确表达出来,所以很难对它们加以准确的界定。《约书》里出现的一种重复的异文,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使这些戒律脱离语境的难度,如我们所见,《约书》普遍被现代考证家认为是《五经》中最古老的法典。《约书》里出现的那种重复异文,虽然增加了使这些戒律脱离其语境的难度,但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表明,含有“你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条戒律的那个版的十诫,的确年代古远。

对这个古代版的十诫的大部分,考证家们都没有异议,他们的分歧仅限于确定其中的一两个条例以及其他一些条例的顺序。下面是布德(K.Budde)教授在《希伯来古代文学史》中列出的十诫。它根据的是《出埃及记》第34章中的那一版十诫,但有一条戒律,选择了《约书》中的类似异文:

1.你不可敬拜别的神。

2.你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3.凡头生的都是我的。

4.你六日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

5.谷物正在抽穗的那个月你要守除酵节。

6.在收割初熟的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3],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

7.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

8.我节上的脂油,又不可过一整夜留到早晨。

9.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

10.你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韦尔豪森(Wellhausen)列举的戒律与此相似,只是他略去了“你六日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而代之以“你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作为一个单独的条例,而非另一条戒律的一部分。[4]

与布德和韦尔豪森的列举基本一致的是肯尼特(R.H.Kennett)教授采用的十诫目录,但他与布德的不同在于把收藏节那一条当做单独的一条戒律,他与韦尔豪森的不同在于保留了七日安息那一条,他与他们两人的不同在于略去了不可铸造神像那一条训诫。他对十诫的重构,与他们一样,主要依据《出埃及记》第34章中的那一版,与那一版不同的地方用斜体字标出。他的条目如下:

1.我是耶和华你神,你不可敬拜别的神(见第14节)。

2.你要守除酵节吃无酵饼七天(见第18节)。

3.一切打开子宫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见第19节)。

4.你要守我的安息日;你六日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见第21节)。

5.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纪念七七节(见第22节)。

6.你在年底,要纪念收藏节(见第22节)。

7.你不可在有酵的饼上献祭(字面意思:杀戮)我祭物的血(见第25节)。

8.我节上的脂油,又不可过一整夜留到早晨。(见《出埃及记》第23章第18节,《出埃及记》第34章第25b节把这条律法限定在逾越节)。

9.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见第26节)。

10.你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见第26节)。

无论我们采用十诫的哪一种重构,它与我们熟悉的那种版本的十诫,都有十分明显的差异。这里,道德完全付诸阙如。这些戒律无一例外都纯粹指的是仪式方面的事情。它们在严格意义上是宗教性质的,因为它们以一丝不苟甚至吹毛求疵的精确性界定了人与耶和华的关系,然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只字未提。在这些戒律中,耶和华对人的态度就像封建领主对其封臣的态度一样。他约定,他们要尽其所能地给他进贡,但他们彼此做什么,只要不影响采邑税的支付,显然并非他关心的事情。另一个版本的十诫中包含的六条总结性的戒律却是如此的不同:“孝敬你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你的邻人。不可贪恋邻人的房屋,不可贪恋邻人的妻子,他的男仆,女婢,他的牛、驴和邻居的任何东西。”

如果我们问这些不尽相同的十诫版本哪个更早,答案不能含糊。我们的答案恰恰与通常的一切类推相反。人们通常认为,最初构成古代法典的道德训诫,后来被删掉了,代之以仅仅涉及仪式的条款。例如,“不可偷盗”这条训诫后来从这部法典中删去,代之以“逾越节的祭物,又不可过一整夜留到早晨”这条训诫,或者“不可杀人”这条训诫被“你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条训诫取代了,这种说法可信吗?其实,这种假设根本不符合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所有的可能性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道德版的十诫(如果我们从其主导成分来看可以这样说的话)要晚于仪式版,因为文明的整体倾向已经是、仍然是而且我们希望将来也总是坚持道德优于仪式。正是这种坚持才首先给希伯来诸先知的教义后来又给基督本人的教义赋予了力量。我们推测,从仪式十诫向道德十诫的转变,是在先知的影响下完成的,这大概不会有大错。

然而,即使我们可以(像我认为的那样)有把握地认为仪式版的十诫在两者中更早,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你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条训诫被认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会在希伯来人的原始法典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在我们看来极其重要的一些训诫如杀人、盗窃和奸淫的禁令却被排除出去了呢?这条训诫后来成为考证家们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而且对它的解释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人说,在仪式立法的整个文本中,几乎没有哪一条能比“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条禁令更频繁地让耶和华谆谆教诲或更严重地被人们误解的了。神灵或者总之是立法者如此煞费苦心地铭刻在人们心中的一条戒律,一定非常值得我们做仔细的研究。如果说迄今的诠释者们未能确定其真实的含义,他们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的立场,或者在于他们的资料不完备,而不在于这个问题的内在难度。例如,在古代和现代都颇受青睐的一种假设,即这条训诫是有教养的人性的一个实例,这种说法与该训诫出现于其中的那部法典的整体意思相抵牾。就原始十诫的其余部分来看,一个不关心人类情感的立法者,不可能对山羊母亲的情感给予过多的关注。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条禁令针对的是这位立法者谴责并且想压制的某些巫术仪式或偶像崇拜仪式。从迈蒙尼德斯到罗伯逊·史密斯这样一些著名学者都认为,这是最可信的一种理论,[5]只是缺乏确切的证据。因为人们很少或者根本不重视中世纪的一位匿名作者即犹太教卡拉派成员提出的一种未经证实的叙述,他说:“古代异教徒中有一种习俗,当他们收完所有庄稼时,就要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然后作为一个巫术仪式,把羊奶洒在树上、田里、花园里和果园里,他们相信这样能在来年获得更大的丰收。”[6]就这一解释认为该禁令的基础是一种迷信而言,它可能是对的。因此,值得探究的是,这些相似的禁令以及有关它们的理由能否在现代未开化的游牧部落中找到,因为从表面来看,遵循这一惯例的,可能是依靠畜群为生的民族,而不是以田里和果园里的出产为生的民族。

在现在非洲的游牧部落中,似乎对煮他们的牛奶有一种广泛流行又根深蒂固的反感,这种反感基于一种信仰,即母牛的奶被煮之后,它就不产奶了,而且这头牲畜甚至会因此而死去。例如,母牛的奶和油是塞拉利昂穆斯林土著的主食,但“他们从来不煮牛奶,因为担心会让母牛的奶水枯竭,他们也不会把牛奶卖给任何要煮奶的人。布隆人(the Bulloms)对甜橙也有类似的偏见,也不会把它们卖给把甜橙皮扔进火里的人,‘以免引起未成熟的果子掉下来’”[7]。所以,在这些民族看来,反对煮奶似乎根据的是交感巫术的原理。甚至在奶已经从母牛身上挤出来之后,人们认为它仍与这头牲畜有这种致命的联系,对牛奶的任何伤害,这头母牛都能感应到。于是,在锅里煮牛奶,就像煮了母牛乳房里的奶一样,煮干了这种液体的源头。摩洛哥穆斯林的信仰证实了这种解释,尽管对他们来说,煮牛奶的禁令仅限于牛犊出生后的一段时间。他们认为,“如果牛奶在火上煮了以后,母牛的乳房就会得病,或者就不产奶了,或者它的奶就没奶油了;如果初乳碰巧落在火上,这头母牛或牛犊可能会死去。艾特瓦亚格人(the Ait Wäryâgäl)认为,牛犊生下之后的第三天到第四十天,初乳一定不能煮,否则,牛犊就会死去,或者母牛的奶中只会有一点点奶油”[8]。在这里,煮牛奶的禁令不是绝对的,而是限定在牛犊出生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在此期间,母牛与牛犊以及它的奶的交感关系比以后更密切。因此,对这一惯例的遵守很重要,它证实而不是否定了我们对这一禁令的解释。关于牛奶落到火上会影响母牛的迷信,也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解释,这样一个事件如果发生在平时,人们相信母牛或者它的奶会受到损害,如果发生在母牛刚生下牛犊之后,这时厚厚的凝乳状的奶有一个特殊的英语名称biestings(初乳),那么,人们认为这头母牛或牛犊就必死无疑。显然,这种观念表现在,如果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初乳掉进了火里,那就无异于这头母牛或牛犊掉到火里被烧死。人们认为,母牛及其牛犊和牛奶之间的交感联系就是如此紧密。这种思路可以得到西里伯斯岛中部的托拉查人的一种类似迷信的证实。这些民族大量喝棕榈酒,这种酒的沉淀物是烘烤面包时绝好的酵母,但有些托拉查人却拒绝为此把这种酒酵卖给欧洲人,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这种酵母在烘烤过程中接触了火的热量,产酒的那棵棕榈树很快就会不再产酒,并且会干枯。[9]不愿让棕榈酒的酵母受热以免产这种酒的棕榈树会因此而干枯,与非洲部落不愿让牛奶受热以免产奶的母牛会没奶或真的死掉,二者的确非常相似。同样非常相似的是布隆人不愿把甜橙皮扔进火里,以免产甜橙的那棵树受到热量的烘烤,它的果子就会掉下来。

由于害怕殃及母牛,中非和东非的游牧部落也反对煮牛奶。当斯皮克和格兰特在进行从桑给巴尔到尼罗河源头的难忘旅程时,曾穿越了位于维多利亚湖南端的乌昆尼地区。这个国家的国王住在楠达村,而且“拥有三百头奶牛,但每天买奶都很困难,为了保存,我们不得不煮奶,因为担心第二天就没奶了。当地人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母牛就不产奶了。’”[10]同样,斯皮克告诉我们,他曾为一些瓦胡马(巴希马)妇女治好了结膜炎,这些妇女给了他一些牛奶,他补充说:“可是,除非偷偷地进行,我根本不能煮这些奶,否则,她们就会停止赠送,理由是这样加工是一种妖术或魔法,他们的牲畜会因此而得病,并且断奶。”[11]东非的马赛人现在或过去都是以畜群为生的纯粹游牧部落,在他们看来,煮牛奶“是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而且会被当做屠杀商队的一个充分理由。因为他们相信,那头牛将不再产奶了”[12]。同样,中非的巴干达人相信,煮牛奶会引起母牛断奶,他们谁也不许煮奶,只有一种情况例外,这就是“当生过牛犊的母牛第一次挤出奶时,这些奶归于牧童,并由他把奶带到牧场的某个地方,在那里,按照习俗,他让自己的牧牛伙伴看这头母牛和牛犊。然后,他慢慢地煮牛奶,直到它们变成一个饼,他和同伴们就一起分享这块奶饼”[13]。中非的一个游牧部落巴希马人(the Bahima)或巴尼扬科勒人(Banyankole),遵循相似的惯例和例外。“牛奶一定不能煮着吃,因为煮沸就会危及畜群的健康并可能让某些母牛死去。牛犊的脐带掉了之后,为了仪式之用,可以煮牛奶,这种神圣的牛奶就变成普通牛奶了。任何刚生了牛犊的母牛产出的奶,都要禁忌几天,直到牛犊的脐带掉下来为止。在此期间,家里只有某个成员可以喝牛奶,但他必须小心,不要接触其他任何母牛的奶。”[14]所以,在非洲东南部的一个班图部落通加人(the Thonga)中,“母牛生下牛犊的第一个星期产下的奶,是禁忌。它一定不能与其他母牛的奶混在一起,因为牛犊的脐带还没脱落。但它可以煮来给小孩喝,因为他们不算数!此后,从不煮牛奶: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可怕的禁忌,而是因为不符合习惯。对这些牛奶禁忌,当地人没给出任何清晰的理由”[15]。也许,通加人已经忘却了对牛奶的用法作这些惯例式限制的最初理由。因为该部落的领地位于并靠近葡萄牙边境的德拉瓜湾,所以,数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与欧洲人保持接触,自然比中非的那些部落少一些原始状态,后者直到大约19世纪中叶仍生活在与欧洲的所有影响绝对隔绝的状态中。因此,根据与这些在长期隔绝中保留原始观念和习俗而很少变化的游牧民族的类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在通加人看来,拒绝煮牛奶的最初动机,是担心以交感的方式伤害产奶的母牛。

回到中非的巴希马人中,他们甚至说“如果欧洲人把牛奶倒进茶里,就会杀了那头产奶的母牛”[16]。在这个部落中,“竟流行着母牛知道它们的奶被如何处置了的奇怪想法,我们经常从某个牧牛人那里听说这样的寓言,即某头母牛拒绝产奶,‘因为你们煮了牛奶’”。最后这句话可能有点误解了当地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根据类比来判断,人们认为奶断流了,不是因为母牛不想产奶,而是因为它无法产奶,它的乳房被煮它的奶的热量烤干了。在中非的另一个游牧部落巴尼奥罗人(the Banyoro)中,有一种惯例是“牛奶既不能煮也不能用火来加热,因为这种伤害可能会殃及畜群”。大概出于同样的理由,该地区南部的加拉人(the Gallas)[17]、英属东非的南迪人(the Nandi)[18]以及东非最近归属于德国的三个部落瓦戈戈人(the Wagogo)、瓦梅吉人(the Wamegi)和瓦洪巴人(the Wahumba)[19],都遵循同样的禁令。在英国和埃及共有的苏丹的那些部落中,“多数哈登多亚人(the Hadendoa)不煮牛奶,在这方面,阿尔特加人(the Artega)和阿什拉夫人(the Ashraf)与他们相似”。

有报道说,今日欧洲更落后的一些民族,也有相信母牛与所产的奶之间存在交感关系的类似遗迹。爱沙尼亚人(the Esthonians)在煮母牛生下牛犊后的初乳时,锅底要先放一枚银环和一只小垫盘,再倒入牛奶。这样做是“为了母牛的乳房仍保持健康,奶也不会坏掉”。此外,爱沙尼亚人相信,“如果奶在煮的时候溢出来掉进火里,这头母牛的乳房就会生病”[20]。保加利亚农民有类似的认识,“如果牛奶在煮的时候溢出来掉进火里,母牛的奶源就会减少,甚至可能完全没了”[21]。在后面这些例子中,虽然对煮牛奶似乎没有多少顾忌,但仍然强烈反对在煮的过程中把它掉进火里,因为人们认为,通过伤及乳房或者阻塞奶流,煮奶会殃及产奶的母牛。我们已经看到,摩洛哥的摩尔人(the Moors)恰好也有类似的观念,即在锅里煮牛奶并溢到火里,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我们不必认为,这种迷信从摩洛哥经过保加利亚传到了爱沙尼亚,或者以相反的方向从爱沙尼亚经过保加利亚传到了摩洛哥。在所有这三个地区,这种信仰大概独自起源于所有人类心理共同具有的那些基本的思维联想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交感巫术的基础。类似的思路可以解释爱斯基摩人的一种惯例,即捕鲑鱼时不能在屋里烧开水,因为“对捕鱼有害”。[22]虽然没人告诉我们,但我们可以猜测,人们认为此时在屋里烧开水会以交感的方式伤害或吓着海里的鲑鱼,所以会毁了这次抓捕行动。

“你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条古老的希伯来训诫,也说出了对损害主要生活资源的类似忧虑。根据这种理论,就会觉得要反对在任何奶里浸煮山羊羔,因为这个过程会伤害产奶的母山羊,无论它是不是这只羊羔的母亲。母山羊的奶之所以被特别提及,大概是因为这头母山羊的奶比任何其他母羊的奶更方便用于这种情况,或者因为人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这头母山羊的伤害比对其他任何母羊的伤害都大。既然有两条交感纽带把这头母山羊与煮锅连接在一起,因为羊羔和奶都是从它的肚子里产出的,那么,它断奶或立刻被热量和沸腾杀死的可能性,大概是其他任何母羊的两倍。

但有人会问:“如果只是反对煮牛奶,为什么在这条训诫中会提到山羊羔呢?”巴干达人的实践(如果不是理论的话)似乎提供了答案。这些民族都承认,奶里煮肉是一大美味,那些更多地想着自己享受而非畜群的安危的淘气男孩和不守规矩的人,就会满足于他们罪恶的贪欲,一旦他们能偷偷摸摸地这么干,根本就不管他们非法的享宴给可怜的牛羊造成的危害。因此,希伯来人的这条训诫“你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大概针对的就是这种恶棍,他们的偷食被公众意见看做是对该共同体的主食的致命一击。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在原始的游牧民族看来,煮牛奶为什么看起来是比抢劫和杀人更严重的罪行。因为抢劫和杀人危害的只是个人,而煮牛奶就像往井里投毒,切断了主要的营养源,从而危及整个部落的生存。大概正因如此,我们在第一版希伯来十诫中看到的训诫是“你不可煮奶”,而不是“你不可偷盗”、“你不可杀人”等等。

动物与其产的奶之间有交感联系,这种观念似乎也可以解释游牧民族的其他一些惯例,因为还没人对其中的一些惯例提出充分的解说。例如,奶是非洲西南部的达马拉人(the Damaras)或赫雷罗人(the Herero)的主食,但他们从不清洗饮奶或吃奶的容器,因为他们坚信,一旦洗了这些容器,母牛就会停止产奶。他们的想法显然是,洗掉锅里的奶垢,就会洗掉母牛乳房中少量的奶。马赛人有一种惯例,即“牛奶必须挤进专门用来接奶的葫芦里,里面不能沾水——用草木灰来保持清洁”。

正如游牧的赫雷罗人由于关心他们的母牛而不用水洗奶容器一样,游牧的巴希马人也出于类似的原因不洗澡。“男人和女人都不洗澡,因为人们认为这对他们的牲畜有害。因此,他们用干洗的办法来清洁皮肤,把黄油和一种红土而不是水抹在身上,在皮肤晾干之后,他们把黄油擦入肌肤。”男人让自己的身上沾水,“据说会伤害他的牲畜和家人”。

此外,有些游牧部落相信,不仅用来清洗奶容器的物质的性质,而且制作这些容器的材料,都会以交感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牲畜。巴希马人“不用铁容器装奶,只用木碗、葫芦容器或陶锅。他们相信,使用其他种类的容器,对牲畜有害,而且可能让母牛生病”。巴尼奥罗人的奶容器几乎都用木头或葫芦做成,虽然在牛栏里也可以发现一些盛奶的陶壶。“不能用金属容器,游牧民族不许用这种容器倒牛奶,以免母牛会遭殃。”同样,巴干达人的“绝大多数奶容器都是陶制的,只有一小部分是木制的。人们反对用锡或铁的容器,因为它们会对母牛造成伤害”。南迪人“所有的奶容器都是葫芦容器或葫芦。如果用了其他任何一种容器,人们相信就会危及牲畜”。阿基库尤人(the Akikuyu)常常认为“如果不把动物的奶挤在他们常用的半个葫芦里,而是挤在其他任何容器里,也就是放在欧洲人的白搪瓷碗里,就可能使奶坏掉”。

母牛和产的奶处于直接的物理交感之中,即使它已经与奶分开了,依然如此。有些游牧民族把这种理论实行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禁止奶接触肉或蔬菜,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接触会伤害产奶的母牛。例如,马赛人想方设法不让奶接触肉,因为他们普遍认为,这样的接触会让那头奶牛的乳房生病,它就不再产奶了。所以,很难说服他们卖奶,即便被说服,他们也只是极不情愿地卖他们的牛奶,害怕买奶人让奶接触肉,让他们的母牛生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会用煮过肉的锅来盛牛奶,装过牛奶的容器,也不会再用来放肉,这样,他们就有了两套不同的锅,分开使用。[23]巴希马人的信仰和习俗与此相似。有一次,在他们的地区宿营的一位德国军官想用自己做饭的锅换他们的奶锅,他们不干,并且声称,如果把牛奶倒进煮过肉的锅里,产奶的母牛就会死去。[24]

但牛奶和肉并非只在锅里不能相互接触,在人的胃里,它们也不能碰在一起,因为在胃里的接触会污染奶,同样会危及产奶的母牛。所以,以牛奶和牛肉为生的游牧部落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同时吃牛肉和喝牛奶。他们在一顿牛肉餐和一顿牛奶餐之间留有很长的时间间隔,有时,他们甚至用催吐或通便的办法,在接受另一种食物之前,先把胃里的这种食物整个清理出来。例如,“马赛人的食物只有肉和奶,战士喝母牛的奶,妇女喝山羊的奶。同时享用奶(从来都不允许煮)和肉,被认为是大错特错,因此,马赛人十天里只喝奶,然后十天里只吃肉。对这两种东西一起享用的厌恶到了如此地步,以至在从一种食物变换为另一种之前,马赛人要采取催吐的办法”[25]。这些进食惯例尤其是马赛战士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的做法是,在十二天或十五天里只喝奶和蜜,然后在另外的十二天或十五天里只吃肉和蜜,在从一种饮食向另一种过渡时,他们要将血和奶混合着喝下去,据说这会让人上吐下泻,能使他们胃里不再有前一种食物的一点残渣。他们就是如此处心积虑地不让奶和肉或血接触。有人明确告诉我们,他们这么做,并非顾及他们自己的健康,而是出于对他们的牲畜的关心,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忘了遵守这条忠告,母牛就差不多不再产奶了。如果某个马赛人违背这个习俗,禁不住在同一天里吃牛肉并喝牛奶,他就会在转换到另一餐之前用一根草呵痒喉咙,让自己呕吐,并以此来遏止这一举动的不良后果。[26]东非的瓦桑巴人(the Washamba)同样从来不在同一餐里喝奶并吃肉,他们相信,如果这样做了,无疑会让产奶的母牛死去。所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把他们的母牛产的奶卖给欧洲人,因为担心不谙此事或粗心大意的购买者会在他的胃里把奶和肉混在一起,使他们的动物一命呜呼。[27]巴希马人是游牧民族,主要以牛奶为生,酋长和富人们在喝奶时又加上肉。但是,“牛肉或其他肉只在晚上吃,然后喝啤酒。他们不把任何蔬菜与牛肉一起吃,而且几个小时内不能喝奶:通常在吃了牛肉之后要隔上一夜,而且在喝奶之前要再喝啤酒。他们坚信,如果奶和肉或蔬菜在胃里搅和在一起,母牛就会生病”[28]。所以,游牧的巴尼奥罗人在吃了肉喝了啤酒之后,也在大约十二小时之内不能喝奶,他们说,这样的一个戒期是必须的,因为“不加区分地吃食物,会让牲畜得病”。[29]英属东非的南迪人认为,“肉和奶不能一起吃。如果喝了奶,在二十四小时内不能吃肉。汤里煮的肉要先吃,然后再吃烤肉。吃了肉以后,十二小时内不能喝奶,然后,只有在吞下盐和水之后,才能喝奶。如果手头没有从动物爱舔食的盐碱地弄到的盐,也可用喝血来代替。这个惯例的例外情况是幼童、刚刚行了割礼的男孩和女孩、临产前的妇女和得了重病的人,这些人可以同时吃肉和喝奶,而且被称为pitorik。如果其他任何人打破了这个惯例,他就会挨一顿狠狠的鞭打”[30]。英属东非的游牧民族苏克人(the Suk),禁止同一天享用奶和肉。[31]尽管报告苏克人和南迪人有这个惯例的那些作者没有说明这种禁令的任何理由,然而,根据上述部落的类似情况,我们可以认为,苏克人和南迪人禁止同时享用肉和奶的动机,很可能也是担心这两种东西在人胃里的接触会让母牛丧命,至少会对它有害。

犹太人至今仍遵守肉与奶分开食用的类似惯例,虽然不太严格。吃了肉或喝了肉汤的犹太人,在此后的一小时内,不能尝奶酪或任何奶制品,极其严格地遵守惯例的人,把这个禁食期延长到六小时。而且,肉和奶被小心翼翼地分开存放,它们有不同的容器,每个容器都有特殊的记号,用来装奶的容器,不能用来盛肉。他们还有两套刀具,一套用来切肉,另一套用来切奶酪和鱼。此外,肉与奶不能在烤炉里一起烤,也不能同时放在桌子上,甚至放它们的桌布都应该不一样。如果某个家庭穷得没有两块桌布,那么,在吃了肉以后,他们至少要洗一洗唯一的这块桌布,再把奶放上去。[32]这些惯例,已经被拉比著作的微言大义渲染出各种微妙的差别,它们似乎从“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条戒律衍生而来。根据本章收集的所有这些证据,我们几乎无法怀疑,这里讨论的这些惯例和这条训诫,确实都是犹太人得到的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当时他们的祖先是以牛奶为生的游牧者,他们与现在非洲的这些游牧部落一样,担心奶源会减少。

不过,为了牲畜的利益,非洲游牧部落通过饮食惯例来避免的危险,不仅是肉玷污奶,还有蔬菜污染牛。因此,他们避免同时喝奶并吃蔬菜,因为他们相信,这两种东西在胃里的混合会对畜群造成一定的危害。在安科莱的巴希马人中,“该族的任何成员,只有在吃一顿蔬菜饭之后的数小时内禁食了牛奶,才能再吃各种蔬菜,如豌豆、蚕豆和白薯。如果有人饿得吃了蔬菜,他就必须在吃了以后禁食一段时间;如果他出于偏爱吃了大蕉,在他再次喝奶之前,必须禁食十或十二小时。人们相信,在菜食还在胃里的时候喝奶,会危及母牛的健康”[33]。安科莱的拜罗人(the Bairo)“吃了白薯和花生,就不能喝奶,因为这样会伤害牲畜”[34]。当斯皮克在他说的巴希马人或瓦胡马人(the Wahuma)的领地旅行时,他体验到了这种谨小慎微的不便之处,因为虽然牛很多,但人们“不能把奶卖给我们,因为我们吃家禽和一种被称为maharagǔé的蚕豆”。“自从进入卡拉圭(Karagǔé)以来,无论用爱心还是用钱,我们没有得到一滴奶,我想知道瓦胡马人不给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听说他们有一些迷信的畏惧,任何吃了猪、鱼、家禽的肉或被称为maharagǔé的蚕豆的人,如果再喝他们的母牛的奶,就会毁了他们的牲畜。”在斯皮克的追问下,当地首领回答说,这只是穷人的想法。因为现在他知道我们需要,就会特意留出自己的一头母牛为我们所用。在巴尼奥罗人中,“养牛并耕地的中产阶层,在饮食中最小心谨慎地尽量不同时吃蔬菜并喝牛奶。早晨喝了奶的人,直到晚上都不吃其他食物,晚上喝了奶的人,直到第二天也不吃任何蔬菜。白薯和蚕豆是他们最忌讳的蔬菜,吃了这些食物的每个人,在此后两天内都小心避免喝牛奶。作出这一告诫,是为了防止奶在胃里与肉或蔬菜接触。人们相信,不加区别地吃这些食物,会让牲畜生病”[35]。因此,在这个部落中,“任何陌生人来到牛棚都不会得到牛奶,因为他们认为,他先前大概已经吃了某种食物,如果他在喝奶之前不禁食,以清除他体内的蔬菜食物,就会危害他们的牲畜。他们的热情款待表现为给来访者一些其他食物,如牛肉和啤酒,在第二天早晨再为他准备一顿牛奶。如果牛棚里的牛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他们就在晚上让其中的一些人吃蔬菜,并且禁食到第二天早晨。如果没有大蕉而人们只能吃白薯,那么在吃了白薯之后的两天内,必须禁喝牛奶,直到他们把身体清理干净,才可以重新喝奶”。事实上,在这个部落中,蔬菜食物完全禁止牧人吃,因为“据说他们吃了这样的食物会危及畜群的健康”。既然牧人一直与畜群接触,他们胃里五花八门的东西显然比一般人更容易危及动物的健康,因此,日常的审慎似乎规定了这条惯例,让他们完全断绝蔬菜食物。

在巴干达人中,“谁也不许在喝奶时吃蚕豆或甘蔗、喝啤酒或抽印度大麻。喝了奶的人在可能吃或喝被禁食物之前,要禁食数小时,在吃了这些食物之后的同样一段时间里,他也不能喝牛奶”[36]。在苏克人中,任何嚼了生粟的人,都要禁喝牛奶七天。毫无疑问,虽然没说出来,但这两个部落中的禁令的依据是,人们认为,混合饮食对他们的牲畜会产生有害影响。同样,马赛人如此关心其牲畜的安危,如此确信煮奶或喝奶的时候吃肉会使动物受害,以至他们的战士被严格禁止吃蔬菜。马赛人的士兵宁可饿死也不吃蔬菜;仅仅把蔬菜拿给他,就是最大的伤害;如果他心不在焉地尝了这种被禁食物,他就会见不得人,没有哪个女人会让他做丈夫。

相信吃蔬菜会减少或中止奶源从而危及主要生活来源的游牧民族,当然不可能鼓励农业生产,所以,不足为奇的是,“在布尼奥罗地区,游牧民族避免耕地。据说,游牧民族中的某个男人的妻子耕田是有害的,而她这样做也会伤害牲畜”。在那个地区的游牧民族中,“除了搅奶锅和洗奶锅之外,女人什么都不干。手工活通常被认为是下贱的,而耕地肯定会伤害他们的牲畜”。巴干达男人在养牛的同时,还是勤劳的耕夫。在丈夫的母牛生下牛犊的头四天里,妻子也不能耕她的园地。尽管没人提到这种禁令的缘由,但根据前面的证据,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强行禁止农业劳动的原因是,担心妇女在这个时候从事这种工作会危及新生牛犊及其母亲的健康甚至生命。(https://www.daowen.com)

另外,有些游牧部落禁吃野生动物,其公开或隐讳的根据是,如果他们吃了这些动物的肉,他们的牲畜就会因此而遭殃。例如,在英属东非的苏克人中,“过去肯定有过一种迷信认为,吃了某些被称为kiptorainy的森林猪的肉,就会让吃肉者的牲畜不产奶,不过,既然他们已经下到根本没有这种猪的平原上来了,这也就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在同一个部落,人们相信,“如果某个富人吃了鱼,他的母牛就会断奶”。在南迪人中,“如果有可能得到其他食物,就不能吃某些动物,这些动物是水羚、斑马、大象、犀牛、塞内加尔麋羚、普通小羚羊和蓝羚羊。如果某个南迪人吃了其中任何一种动物的肉,他在此后至少四个月内不能喝奶,而且必须先吃用segetet树混合着血制成的一种强力泻药,把自己清洗干净”。迄今,只有南迪人的一个宗族基帕斯索人(the Kipasiso)可以不受这种限制,其成员在吃了这些肉之后的第二天,可以随便喝奶。在南迪人作出某些限制后允许吃的动物中,水羚被认为是一种不洁的动物,人们常常称之为chemakimwa,意思是“不能谈论的动物”。在野生的禽类中,鹧鸪或赤鸡鹑和水羚一样不受他们待见,人们也吃它的肉,但吃肉的人在此后几个月内禁止喝奶。这些限制的理由没说出来,但据上文的证据,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规定在吃了某些野生动物或禽类后的几个月内禁奶,是担心他们的奶在食者的胃里接触这些动物,从而祸及母牛。东非的瓦塔图鲁人(the Wataturu)遵循的一个惯例,即吃了某种羚羊(斯瓦希里语叫做povu)肉的人在当天不能喝奶,也潜藏着同样的忧虑。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某些游牧部落对吃一般猎物的这种反感,与担心在消化过程中因为野生动物的肉污染了他们的奶而伤害了牲畜,是否出于同一种迷信的恐惧。例如,马赛人在其本土是纯粹的畜牧民族,完全靠他们牲畜的肉、血和奶为生,据说,他们鄙视各种猎物,包括鱼和禽兽。我们得知,“在以前人们都有牲畜的时候,马赛人不吃任何野生动物的肉,可是现在,那些没了牲畜的人,有些也开始吃野味”。由于他们不吃野味,只是捕猎那些捕食他们牲畜的凶猛食肉动物,所以,野生的食草动物群在马赛人的整个领地里长得格外温驯,经常可见羚羊、斑马和瞪羚在马赛人牛棚附近的家畜中悠闲地吃草,丝毫没有害怕的迹象。不过,马赛人一般既不捕猎也不吃野生动物,他们的这个惯例有两个例外,而且这些例外很有意思。有人告诉我们说,“大羚羊是马赛人捕猎的极少数猎物之一。它被追得筋疲力尽,然后被刺死。很奇怪,马赛人也吃它的肉,因为他们认为它是一种母牛”。马赛人捕猎并食用的另一种野生动物是野牛,他们非常看重它的皮和肉,但我们得知,“马赛人并不把野牛看做野味”,大概他们有更好的理由把野牛和大羚羊同样看做一种母牛。果真如此,那他们杀食野牛和大羚羊的理由就是同样的,即相信这些动物与牲畜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饲养牲畜的人就可以合法地杀掉它们来吃肉了。这种实用的结论大概是合理的,尽管推出这种结论的动物学分类仍有某些缺陷。另一个主要以牛奶为生的游牧部落巴希马人,也根据对动物的类似分类采取类似的进食惯例,因为我们得知,“他们会吃某些种类的野生动物,尽管仅限于他们认为与母牛有关的那些野生动物,如野牛以及一两种羚羊、水羚和麋羚”。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山羊、绵羊、禽兽的肉和一切种类的鱼肉都是有害的,该部落的任何成员,都绝对禁食这些动物的肉”,这显然是因为,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牛属动物,也不能把这些动物看做与母牛同属一类。因此,在几乎不许吃野生动物的情况下,游牧的巴希马人很少关心打猎,虽然一旦出现麻烦,他们也能捕到这些猎物,“其他猎物几乎完全留给了那些养狗并以此猎取食物的农耕民族”。巴尼奥罗人的游牧民族同样禁食绝大多数野生动物,所以,这些民族的成员很少打猎,除非需要攻击和捕杀捕食他们畜群的狮子和豹子,“因此,狩猎主要限于农业民族的成员,他们为了肉食而捕猎”。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游牧部落厌恶吃野味大概都出于一种信仰,即一旦他们的奶在部落成员的胃里与野生动物的肉发生接触,母牛就会直接受到伤害,要遏止这种对牲畜造成的危险,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禁绝野味,或者无论如何要在吃了野味与喝了奶之间留出足够的时间间隔,在接受一种食物之前,先把另一种食物完全从胃里清理出去。其中有些部落对一般的惯例有明显的例外,他们允许吃多少有些像牛的野生动物,这让我们想起与古希伯来人对洁净动物和不洁动物的区分[37]作一个比较。这种区分是否可能来自某个游牧民族的初级动物学呢,它把动物分成与他们家养的牛相似的动物和不相似的动物,并且根据这个基本的分类制定了一种重要的律法,即第一类动物可吃,第二类动物不能吃呢?有关洁净动物和不洁动物的实际的律法,就像在《五经》中阐明的那样,大概过于复杂,不会由这么简单而稀少的因素决定,但它的主导原则却奇妙地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某些非洲部落的习俗:“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蹄子分成两瓣,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38]。在这里,判断某种动物是否适合作为人类食物的标准,是它与家养反刍动物的动物学方面的相似性,而且由这个标准来判断,各种鹿和羚羊都被非常正确地纳入了可吃的动物之列,正像马赛人和巴希马人根据类似的依据把各种羚羊纳入他们的食谱一样。但是,希伯来人的饮食范围远比马赛人的开放,即使它可能源于一种纯粹的游牧状态,后来也可能不断被扩充,以满足农耕民族的需要和口味。

因此,我已尽力追溯了希伯来人和非洲人在煮牛奶、奶肉混吃的规则以及区分洁净与不洁、可吃与不可吃的动物等方面的习俗之间存在的相似关系。如果这些相似关系能够成立,它们就证明,希伯来人在这些问题上的习俗产生于游牧社会阶段,因此,它们就证实了以色列人本土的传说,即他们的祖先是牧人,赶着他们的畜群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许多世代之后,他们的后代才从摩押绿草茵茵的高地成群地翻过约旦河的渡口,在巴勒斯坦肥沃的土地上过上农夫和普通园艺工的定居生活。

[1]这条戒律出现过三次,分别见《出埃及记》第23章第19节、第34章第26节,《申命记》第14章第21节。——译注

[2]采用《圣经》和合本译文,原文是“he”,似可指摩西。——译注

[3]七七节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节期,从开镰收割庄稼时算起,共计四十九天。——译注

[4]参见韦尔豪森(J.Wellhausen):《〈旧约〉史书和前六书的构成》(Die Composition des Hexateuchs und der historischen Bücher des Alten Testaments),第331页以下。——译注

[5]参见迈蒙尼德斯(Maimonides):《难题指南》(Guide of the Perplexed),第3卷,第48页;史密斯(W.R.Smith):《闪米特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Semites),1927年,注释221。——译注

[6]约翰·斯宾塞(John Spencer):《论希伯来人的仪式法》(De legibus Hebraeorum ritualibus),1686年,第271页。——译注

[7]温特鲍特姆(T.Winterbottom):《记塞拉利昂周围的非洲土著》(An Account of the Native African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ierra Leone),1803年,第69—70页。——译注

[8]韦斯特马克(E.Westermarck):《摩尔人的神圣观》(The Moorish Conception of Holiness),1916年,第144—145页。——译注

[9]参见阿德里亚尼(N.Adriani)和克鲁伊特(A.C.Kruijt):《西里伯斯岛中部说巴雷埃语的托拉查人》(De Bare's-sprejende Toradja's van Midden-Celebes),第2卷,1912—1914年,第209页。——译注

[10]格兰特(J.A.Grant):《走过非洲》(A Walk across Africa),1864年,第89页。——译注

[11]参见斯皮克(J.H.Speke):《尼罗河之源发现日记》(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s of the Nile),1912年,第138页。——译注

[12]汤姆森(J.Thomson):《穿越马赛之地》(Through Masai Land),1885年,第445页;赖夏德(P.Reichard):《德属东非》(Deutsch-Ostafrika),1892年,第287页以下。——译注

[13]罗斯科(J.Roscoe):《巴干达人》(The Baganda),1911年,第418页。——译注

[14]罗斯科(J.Roscoe):《北部班图人》(The Northern Bantu),1915年,第137页。——译注

[15]朱诺德(H.A.Junod):《南非一个部落的生活》(The Life ofa South African Tribe),第2卷,1913年,第51页。——译注

[16]参见梅尔登(J.A.Meldon)的文章,见《非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第22期,1907年,第142页。——译注

[17]参见塞利格曼(C.G.Seligmann):《英属埃及苏丹含米特语问题的某些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Hamitic Problem in the Anglo-Egyptian Sudan),见《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RAI),第43卷,1913年,第665页。—译注

[18]参见霍利斯(A.C.Hollis):《南迪人》(The Nandi),1909年,第24页。——译注

[19]根据罗斯科私下告知弗雷泽,罗斯科与这三个部落有私人接触。——译注

[20]维德曼(F.J.Wiedemann):《爱沙尼亚人的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Aus dem inneren und äusseren Leben der Ehsten),1876年,第480页。——译注

[21]参见多尔(W.H.Dall)的文章,见《美国自然主义者》(The American Naturalist),第12卷,1878年,第4页。——译注

[22]参见塞利格曼(C.G.Seligmann):《英属埃及苏丹含米特语问题的某些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Hamitic Problem in the Anglo-Egyptian Sudan),见《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RAI),第43卷,1913年,第655页。——译注

[23]参见默克(M.Merker):《马赛人》(Die Masai),1904年,第33页;魏斯(M.Weiss):《北德属东非的民族部落》(Die Völker-Stämme in Norden Deutsch-Ostafrikas),1910年,第380页;赖夏德(P.Reichard):《德属东非》(Deutsch-Ostafrica),1892年,第288页。——译注

[24]参见魏斯(M.Weiss):《北德属东非的民族部落》(Die Völker-Stämme in Norden Deutsch-Ostafrikas),1910年,第46页;参见魏斯的文章,见《球》(Globus),第91卷,1907年,第157页。——译注

[25]参见《费希尔博士的马赛地区之旅》(Dr.Fischer's Journey in the Masai Country),见《皇家地理学会学报》(Proc.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新月刊系列,第6卷,1884年,第80页。——译注

[26]参见赖夏德(P.Reichard):《德属东非》(De utsch-Ostafrica),1892年,第287页以下;魏斯(M.Weiss):《北德属东非的民族部落》(Die Völker-Stämme in Norden Deutsch-Ostafrikas),1910年,第380页。——译注

[27]参见克拉塞克(A.Krasek)的文章,见《巴塞尔档案》(Baesler Archiv),第3卷,1913年,第102页。——译注

[28]罗斯科(Roscoe):《北部班图人》(The Northern Bantu),第108页。——译注

[29]参见罗斯科(Roscoe):《北部班图人》(The Northern Bantu),第64页,第67页,第71页。——译注

[30]霍利斯(A.C.Hollis):《南迪人》(The Nandi),1909年,第24页。——译注

[31]参见比奇(M.W.H.Beech):《苏克人及其语言和民俗》(The Suk,Their Language and Folklore),1911年,第9页。——译注

[32]参见布克斯托夫(J.Buxtorf):《犹太教堂》(Synagoga Judaica),1661年,第594—596页。——译注

[33]参见梅尔登(J.A.Meldon)的文章,见《非洲协会杂志》(Journal ofthe African Society),第22卷,1907年,第142页。——译注

[34]参见罗斯科(Roscoe):《北部班图人》(The Northern Bantu),第70页以下。——译注

[35]罗斯科(Roscoe):《巴干达人》(The Baganda),第418页。——译注

[36]比奇(M.W.H.Beech):《苏克人及其语言和民俗》(The Suk,Their Language and Folklore),1911年,第9页。——译注

[37]关于古希伯来人对饮食的洁净与不洁的划分,参见《利未记》第11章。——译注

[38]见《申命记》第14章第4—6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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