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身体的兴趣

欧洲历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明的，一条是暗的。后者包含着被文明压制和扭曲了的人类的本能和激情。当代法西斯主义不仅使暗的历史线索表现出来，还揭示了明的历史线索与暗的历史线索之间的关系，民族国家的官方神话既忽视了这条暗的历史线索，又对其大加批判。

要说遭到肢解，历史与人类身体之间的关系首当其冲。分工既是享受，又是劳动，具有一种非凡的野蛮力量。统治阶级越是依赖于其他人的劳动，就越发蔑视劳动。他们对劳动的诋毁，就像是叱责奴隶一样。基督教颂扬了劳动的品格，但同时又宣称肉体是万恶之源。劳动宣告了现代资产阶级秩序的来临，从来就没有宗教信仰的马基雅维里亦随声附和，他们对《旧约全书》曾经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劳动褒扬有加。对多罗修斯（Dorotheus）、摩西（Moses）、生性迟钝的保罗，以及其他失魂落魄者来说，劳动是通往天国的必由之路。而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劳动与拯救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新教教徒对劳动忠贞不渝的态度，不过是一种嘲弄，像是隔靴搔痒。

王侯和贵族考虑到，他们可以完全通过从其他人的劳动时间中收受钱财，去跨越横亘在他们的世俗生活和永恒神圣之间的宗教鸿沟。人们因为被遴选而获救，这种非理性的方式为他们敞开了救赎的可能性。然而，劳动者却承受了越来越重的压力。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统治权力对身体的鄙视，不过是他们身受压迫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所有祭祀的牺牲品，甚至包括现代殖民地民族所遭受的苦难，都像古代奴隶一样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他们必定被当成下贱的人。

从本性上看，种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高贵的种族，一种是下贱的种族。欧洲个人的解放，是在一种广泛的文化转型背景下产生的，在物质上的外在强制力变得越来越微弱的时候，它使“获得解放者”的内在裂痕变得越来越大。遭到剥削的身体被确定为“恶”，而上层人可以自由分享的精神却被说成是最高的善。经过这个过程，欧洲的文化发展到了顶峰，然而，人们对开始就已败露的阴谋诡计所产生的怀疑，恰恰强化了人们与身体之间的爱憎关系，几个世纪以来，身体就是大众的思维方式，而这在路德的语言中得到了最真切的表达。个人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他人身体之间的关系充分说明，非理性和不公正的统治本身就是一种残酷，这种残酷就像残酷的实践远离自由一样，远离透明的语境，远离成功的反思。尼采，特别是萨德关于残酷的理论，认识到了这个因素的重要意义，弗洛伊德有关自恋情结和死亡本能的学说，也为此提供了心理学的解释。

对身体的爱憎，影响到了一切现代文化。身体在被作为卑贱的东西而遭到叱责和拒斥的同时，又作为禁止的、对象化的和异化的东西而受到了追求。文化把身体定义为可以占有的东西；与此同时，文化又把身体与精神、身体与权力和命令区分开来，身体变成了对象，死的东西和“尸体”。在人类竭力贬低他自己的身体的过程中，自然也反戈一击，矛头直接指向人类把自然当作一种支配对象，当作一种生产原料的事实。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残酷和破坏的冲动，是因为集体排斥身体；弗洛伊德就曾根据自己天才般的洞见，对这些事实作出过说明：当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离开地面的时候，憎恶就最先产生了，这样，当雄性动物向雌性动物发情的时候，机体的排斥功能就发生作用。在西方文明中，或许可以说在所有其他形式的文明中，身体都成了禁忌（Tabu），成了吸引和厌恶的对象。在希腊统治者和封建统治者那里，人们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仍是以统治所必需的体力为条件的。就其本义而言，对身体的关注自有其社会目的（kalos kagathos）。只有一部分是假象；另一部分则是体操，它可以作为保持自身体力的必要手段，或者至少说是一种维护统治的必要训练。商业和运输使这种统治在形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完全转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形式。人们不再生活在刀剑的奴役下，而是受到了庞大机器的奴役，当然，这种机器最终也是能够把刀剑锻造出来的。这样，原来用来促进男性身体生长、使其不断发挥作用的合理手段便彻底消失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浪漫主义曾尝试复兴身体，这也不过是一种死气沉沉、残缺不全的理想。尼采、高更（Gauguin）、斯蒂芬·盖奥尔格（Stephan George）、克拉格斯（Klages）等人已经看到，这种不可名状的愚蠢正是进步所带来的结果。然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揭露原来意义上的不公，反而粉饰了这种不公。对机械化过程的厌恶，已经变成了大众文化工业的装饰，其中，还不能没有各种高贵的仪态。尽管身体和灵魂相互统一的影像已经消失了，但艺术家们还仍然违背自己的意志，用这种影像来为广告服务。从“金色的野兽”到南海群岛的岛民，所有这些偶像化的生命现象，都会被用在为维生素药丸和护肤霜制作的“沙龙电影”和广告招贴画中，只是为了公众的内在需要服务：不管是新奇的人、伟大的人、漂亮的人、高贵的人，还是领袖和他风卷残云般的部队。法西斯主义领袖们再次拿起了杀人的武器；他们用手枪和皮鞭迫害他们的囚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因为庞大的机器以及其货真价实的权力枢纽，已经把国家的牺牲品投入到了他们权力总部的牢房中。(https://www.daowen.com)

身体不会再恢复成为一种肉身：不管它受到了怎样严格的训练，不管它怎样健康强壮，它都是一具尸体。身体变成了死人，这不过是把自然变成实体和物质的永恒进步中的一小部分罢了。文明的业绩乃是升华的产物，它需要对已经被统治者搞得四分五裂的身体和土地怀有爱憎参半的感情。为了生产的目的，药物已经把心理反应施用在了人类的肉身之中，技术也把这种反应用于使整个本性发生异化。不论是合法的和非法的统治者，还是庞大的和渺小的统治者，都利用杀人狂魔和巨型野兽这样的形象，来实施他们的阴暗目的，不管是私刑暴徒，还是三K党徒，只要是打手经常出没的地方，就会有人被干掉；只要是全副武装的人站在那儿，就会有人担惊受怕；只要可怕的打劫者让谁立刻束手就擒，他就会失去自己的金钱和地位，所有像豺狼一样的人，都生活在历史的阴暗角落，使恐惧肆意蔓延，没有这种恐惧，也就没有统治——所有这些人，都用最残酷、最直接的方式，向身体表露出自己的爱憎之情；他们打翻了他们所能触摸到的一切，他们毁灭了他们所能看见的一切，这种毁灭正是他们对物化作用所产生的深仇大恨；对那些无法毁灭的生命对象，即已经被分割成精神及其对象的生命，他们会翻来覆去地表现出自己盲目的愤怒。然而，正是他们，对人类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们把人类还原为一种物质实体；不允许任何事物生存下来。这种仇恨，曾经一度得到过各种世俗统治者和精神统治者的悉心培育，如今它却被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们感受到了，他们始终抗拒着一无所有的生活，并同杀戮结成了一种同性恋和偏执狂的关系，所以说，这种仇恨通常是治理术的根本手段。在历史的阴暗面中，被奴役者对生命的仇恨始终是一股永恒的力量。清教徒的僭越，就是对生命的充满绝望的报复。

集权主义所宣扬的对自然和命运的热爱，不过是对业已衰败的文明的一种潜在反映，是对身体遭到束缚的潜在反映。人们既无法逃脱自己的身体，也不能在他们无法残害身体的情况下对其大唱赞歌。法西斯主义者的“悲剧”世界观[6]，就是在血腥的婚礼之前所举行的意识形态晚会。那些最先颂扬身体的人，不论是体操健将，还是侦察兵，往往都是一些最贴近屠杀的人，就像热爱自然的人与狩猎最为亲密一样。他们把身体看成是一架活动的机器，看成是它的各个环节，看成是垫在骨骼间的每块肌肉。他们在使用身体及其各个部分的时候，仿佛这些部分已经从身体上被卸下了一样。犹太人就有个传统，他们喜欢用脚的大小来测量人的身高，这只是因为，他们也喜欢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测量尸体的长度，以便定做合适的棺材。这就是操纵身体的人最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总是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用棺材匠的眼光来打量别人。当他们说出测量结果的时候，他们也就把自己的秘密泄露了出来：他们把人们说成是高的、矮的、胖的、重的，如此等等。他们对疾病很感兴趣，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他们吃的东西看成是死的了，当然，人们总是用关心健康这样的说法，来片面地使他们的兴趣合理化。语言也经常跟随他们一同发展。散步变成了运动，食物变成了卡路里（Kalorien），这就好像生机勃勃的森林在英语和法语里叫做木头一样。社会，连同它的死亡统计数字一起，把生命还原成了一个化学过程。

现代杀戮者把集中营施加于殉难者的身上，并没有出于什么理性的目的，集中营对囚犯的残酷蹂躏，表达了被禁忌的自然所求诸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不仅没有得到升华，反而受到了压抑。严丝合缝的恐怖是留给爱情的殉难者、假定的性罪犯以及那些放荡不羁的人的，因为性别就是无法还原的身体，是一个能够使他们长期陷入绝望的秘密。在自由的性活动中，杀人狂非常害怕失去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直接性和原本的统一性。惟有死亡还站在那里，苟且地活着。杀人狂通过毁灭他周围的一切，把一切事物变成了同一个东西，因为他不得不在其自身中，将自己的同一性扼杀掉。对他来说，牺牲所表现的生命，就是消除隔离的生命；因此，生命必须被毁灭，宇宙也必须化作尘埃，变成一种抽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