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众社会

对明星的崇拜具有一种固有的社会机制，它可以把各行各业比较突出的人士夷平到同一水平。明星不过是一套完整的模式，整个世界的服饰都可以围绕着这个模式被裁剪出来，有了这个模式，便会有对法律和经济公正的修剪，这样，富有创造性的最后一根线头也就会被剪断了。

附录

另一方面，人的平均化和标准化是伴随着“领袖”人格中被提升了的个性而产生的，其中，领袖的人格又是与他所享有的权力相对应的，如果有人持有这样的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就是错误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现代法西斯主义的老板们并不像他们自己无所不能的宣传机器那样是一个个超人，是无数公民的认同焦点。在现代大众心理学中，领袖并不像每个人无能为力的自我所具有的集体的和过分夸张的反射那样，扮演着父亲的形象，所谓的“领袖”，其实是与这些个人相对应的。(https://www.daowen.com)

他们看上去像一些理发师、外省的演员或者是受人雇用的记者。很明显，他们所带来的一部分道德影响就是：虽然他们作为无权者，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在其他人面前又是权力的充分体现，然而，他们本身不过是权力占据的某些真空罢了。他们是个性的崩溃所带来的结果；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崩溃的个性在他们中间获得了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为他们的瓦解进行了补偿。在整个资产阶级时期，“领袖”总是表现出他原来的样子：领袖表演者。俾斯麦与希特勒在个性上的差别，无非是《沉思与回忆》（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这篇散文与像《我的奋斗》（Mein Kampf）这样的满纸胡言之间的差别。所以说，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巨大贡献，就在于揭示出伪装的“领袖”形象其实一钱不值。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通过表现犹太人居住区的理发师与独裁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