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共同体和上层阶级

本章将要证明企业共同体和上层阶级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它们并非完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却也差不了多少了。这样的一个论证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有三。第一，本章的论证反驳了这样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在美国，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相互分离的。在这一观点看来，一方面，存在一个富足但无权的上层阶级，他们由花花公子和时尚人士组成，多多少少只是起一些粉饰的作用；另一方面，存在一个“经理人阶级”（managerial class），通过在公司运营中扮演的角色，他们拥有一种权力，可以独立于富裕的所有者之外。这一观点进而主张，由于上层社会的所有者和训练有序的独立经理人之间的分工，美国已经不再存在一个支配性社会阶级，其普遍性经济利益超越了任何一种公司或商业部门的命运；相反，企业经理人则已经蜕变成了一种“利益群体”，尽管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利益群体。

与这一观点相反，本章中提供的证据表明：（1）通过家族办公室、投资合伙人关系以及控股公司，上层阶级中许多持有股权的超级富裕家族仍然参与了许多重要公司的决策；（2）上层阶级的成员在大型公司董事会的比重高得不成比例，而这正是上层阶级权力在“谁治理？”这一指标上的证明；（3）无论是从社会还是经济指标上来看，中产阶级出身的职业经理人都已经被同化进了上层阶级，并且与上层阶级所有者共享相同的价值观。

企业共同体和上层阶级相互缠绕在一起的证据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对建立阶级支配的视角非常有用。许多研究都表明，社会内聚力最强的群体，正是那些在处理问题时尽最大努力去谋求一致的群体。其成员因为对群体的认同而感到骄傲自豪，并且通过他们之间友好的互动而开始互相信任，因此他们也更容易倾听对方的意见和寻找共同的基础。正如一项20世纪30年代关于纽约上层阶级的经典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金权阶层精心设计的私人生活，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将他们与其他人区隔开来，让他们自视为高人一等，亦即更加优雅的种群（element）。”[1]

社会内聚力的培育，可以通过成员网络资格中的两种关系得以实现：一是特殊社交机构中共同的成员资格，二是以那些机构中的社会互动为基础的友谊。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实验环境下的小群体研究表明，（1）当一个社会群体被视为排他性的和由高等级人所组成时，以及（2）人们在娱乐和非正式环境下发生互动时，群体的社会内聚力最大。[2]本章显示，上层阶级的许多社交机构与这些观点非常吻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组成上层阶级的人可以被看作是在私立学校、社交俱乐部、别墅寓所、度假胜地以及社交聚会上碰面的许多小群体的成员。(https://www.daowen.com)

最后，企业共同体与上层阶级密切联系的事实使得将经济权力转化成社会权力成为可能，而这一转换则通过创造别人对他们的尊重、羡慕和顺从，亦即让人们更有可能接受上层阶级的成员告诉他们的东西来实现。虽然上层阶级更为奢侈的社交活动——奢华的聚会、富豪们到遍布全球的温泉浴场和度假胜地去消遣、与演艺圈明星的交往——也许看上去像是多余的琐碎小事，但是它们却在强化阶级等级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活动还清楚地表明，在上层阶级的成员和普通市民之间存在一种隔阂，它提醒每个人都注意到这个社会的等级性。它们还强化了人们关于商业成功会获得巨额回报的观点，这有助于激起人们的羡慕和嫉妒，从而刺激他们投入到竞争性的个人努力奋斗中去。在一本小册子里——对许多学生来说，这本小册子是“经济素养”初级教材（“economic literacy”initiative）的一部分——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专门写道，美国人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别，“也许具有客观上的益处”，因为它们“刺激了那些处于中低收入层次的人去努力工作，去接受更多的教育，从而获得更多收入的工作”[3]。

所以，就其他人努力去效法或听从上层阶级这一点来说，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已经转化成了社会权力，也许缓和了劳动阶层参与到阶级冲突中的趋向。正如本章即将展示的那样，这样一种社会权力往往是由上层阶级中的女性来行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