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权力：预备训练

为了权力：预备训练

从婴儿期到青春期，上层阶级的成员接受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在入学之前，这种教育就已经开始了，有时候还与精英社区的教堂联系在一起。在小学期间，这些孩子继续在被称作“日间学校”（day school）的地方性私立学校学习。到了青少年阶段，你在这些非寄宿性的私立学校里也许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学生，但是，他们非常有可能会花上1年到2年的时间，离开家乡去一所安静的乡间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就读。他们的高等教育，则是在少数几家享有盛名的私立大学中完成的。当然，如果一些上层阶级的孩子在一个幽静的郊区环境中生活的话，他们也许会进入公立大学学习，或者，如果他们所在的州有一所备受尊重和传统悠久的州立大学的话，他们也会进入州立大学。但是，上层阶级小孩接受的正式学校教育是如此隔绝，以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整个学习生涯中，都没有踏入过公立学校的大门。这种隔离的教育体系是一条重要的证据，它证明了上层阶级内存在的心智品质和生活方式上的“区隔性”（distinctiveness），因为学校在将阶级结构传输给学生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上层阶级教育系统中的关键环节，是几十所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寄宿学校，其时间正好与一个全国性的上层阶级的兴起时间相一致，当时，那些上层阶级的成员们渴望能够与老城区隔离开来，因为他们认为低收入移民的涌入已经将老城区“污染”了。这些寄宿学校成为家庭的替代，在创建美国全国性的上层阶级亚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寄宿学校在为其他上层阶级机构提供联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一名被访者在与一名研究上层阶级女性的社会学家交谈时解释的那样，“在我去的那所寄宿学校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孩子，所以我就能够认识五湖四海的人。当你到一个新的城市，并且希望加入某个地方性社交俱乐部的时候，这些人缘都是非常有用的。”[5]

在这好几百所学校中，学生被反复灌输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些灌输通过各种传统来实现，比如新生入学时施下马威让他们穿着鲜明的校服或打上领结、参加少数人的体育运动，比如长曲棍球、壁球、赛艇。甚至某种不同的措辞也可以被用来作为区别这些学校与公立学校的手段。校长（principal）被称作headmaster或rector，老师（teachers）有时候被称作masters，而学生们所在的年级，则被称为forms而不是grades。这些学校都非常强调个性的塑造。通过校长的演讲和对成功校友的频繁提及，学校强调自己的角色是为美国培养未来的领袖。

因此，从许多方面来说，寄宿学校都是一种被称之为全权机构（total institutions）[6]的高度有效的社会化载体，这种机构将上层阶级的成员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为他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惯例和传统，而这些惯例和传统将伴随他们度过一生中大多数的时光。最终的结果是，当他们从严酷的教育中挺了过来之后，他们产生了一种独特感和优越感。一位退休的公司主管这样说道：

在学校里，学校让我们感觉到，由于我们的阶级，我们多多少少比（其他人）要更出色。这种感觉确实存在，而我一直非常不喜欢这一点。不幸的是，我很遗憾，有些事情不可能从一个人身上被抹去。[7]

事实上，私立初中所有的毕业生都会去上大学，而且大多数人都会去名牌大学。例如，新英格兰寄宿学校的毕业生在历史上就曾将自己定位于诸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这样的3到4所常春藤盟校。不过，随着“二战”之后许多大学的壮大以及奖学金数量的增多，这样的情况多少发生了一些改变。一项对1953到1967年间14所名牌寄宿学校毕业生录取类型的分析就证明了这种变化，它显示，在那些年里，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进入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的比例逐年递减，从52%下降到了25%。对同样这14所学校从1969到1979年间毕业生情况的统计则表明，这一数字在1973年，1975年，1979年达到最低点：13%。[8]从那以后，私立学校出乎意料地保持住了将它们的毕业生输送到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传统。一名有心的记者就搜出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1998到2001年间毕业生被上述三所学校录取比例最高的100所学校。他发现，这100所学校中，有94所是私立学校，其中有10所学校输送了其超过15%的学生到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学习。[9]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学校中更多的是位于纽约的“日间学校”。表3.1列出了其中前10强的学校名单。

新英格兰之外的私立学校的学生，许多都进入了各自所在地区的名牌州立大学；但是也有数量不算很少的一部分进入到东部的常春藤盟校或其他地区的名校就读。例如，加州圣巴巴拉市（Santa Barbara）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凯特中学（Cate School）就模仿了它在新英格兰的同行的模式，而其大多数学生则来自于加州或西部的其他各州。从1993到1996年的4年间，总共245名毕业生中的35%进入到15所常春藤盟校中的一所就读，其中米德伯里学院、哈佛大学、布朗大学三所学校的录取比例最高，分别是12%，10%和7%。凯特中学毕业生的其他主要去向是：加州大学（27%）、斯坦福大学（9%）、科罗拉多大学（9%）、乔治城大学（8%）、杜克大学（7%）、范德堡大学（6%）以及芝加哥大学（5%）。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位于休斯顿的圣约翰中学（St.John's）是一所获捐赠数甚巨的日间学校，它的建筑风格与许多大学一样，是哥特式的。从1992年到1996年间，该校585名毕业生中的22%进入到了前述凯特中学例子中的15所常春藤盟校中的一所就读，其中最主要的去向是：普林斯顿27%，宾夕法尼亚大学15%、康奈尔13%、哈佛12%、耶鲁12%。正如人们想见到的那样，有105名毕业生去了得克萨斯大学（占18%），但是莱斯大学（49%）、范德堡大学（33%）和斯坦福大学（15%）这些西部大学的录取比例比它要更高。凯特中学和圣约翰中学的少数毕业生则去了知名度要低一些的州立大学。[10](https://www.daowen.com)

大多数私立学校的毕业生都将商业、金融或公司法领域内的职业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这正是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相互缠绕在一起的第一条证据。一份针对1940到1950年间霍奇基斯学校（Hotchkiss School）毕业生的详细研究证明了他们的商业取向。利用学校的校友档案，研究者追踪了228名毕业生从毕业之日一直到1970年的职业生涯。56%的样本不是银行家就是企业的经理主管，其中91名商人中有80名是总裁、副总裁或其所在公司的合伙人。另外10%的样本是律师，其中的大多数是与企业共同体关系密切的大型公司的合伙人。[11]

本书对东部一所名牌寄宿学校圣保罗（St.Paul's School）所有45岁以上校友的研究则证明了私立学校毕业生在董事会中的涉入程度。利用《公司、董事和经理主管普尔登记簿》和《美国名人录》，该研究发现，在这上千名毕业生中，有303人是各类公司的主管或董事，其中102人是《财富》800强中97家公司的董事。他们在金融部门的涉入尤其明显。最令人惊讶的是，圣保罗学校有21名毕业生是摩根银行的主管或董事，该公司一度是美国最大的5家银行之一，直到2000年底与大通曼哈顿银行合并。[12]这一发现暗示，特定学校的校友也许倾向于在一些特定的银行或公司“扎堆”。

在由富裕的个人和公司捐助的支持项目（feeder programs）的帮助下，私立学校已经成为黑人学生主要的教育“跳板”，从而使他们能够进入精英大学并在毕业后步入商界。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项目，“更好的机会”（A Better Chance），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是对民权运动引发的剧变的回应。从这一项目中毕业的学生已达1.1万人，其中，到2004年止，已经有1600名学生在714所寄宿学校和699所独立性日间学校登记入学。另外两个晚近一些酝酿的项目，纽约的“准备预科”项目（Prep for Prep program）和波士顿与费城的踏脚石基金会（Steppingstone Foundation），已经发展出各种方法，去挑选小学里成绩优异的有色人种学生，然后通过课后、周末和暑假辅导的方式，去帮助他们准备私立学校的考试。2001年，曾受“准备预科”项目帮助的609名中学毕业生中，有113人去了威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96人在哈佛，91人在耶鲁，80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79人在哥伦比亚大学，63人在布朗大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