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俱乐部

在成年上层阶级成员的生活中，私人性的社交俱乐部是一个重要的定位点。这些俱乐部还具有将他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区别开的功能。由上层阶级组成的俱乐部，从家庭取向的乡村俱乐部、城里的男子和女子俱乐部，到为游艇所有者、体育爱好者、园艺爱好者以及猎狐者组建的高度专门化的俱乐部，不仅数目众多，而且种类多样。城里的男性俱乐部最初只是吃午餐和晚餐的地方，人们偶尔去那里参加一场晚间演出或周末聚会。随着上层阶级家庭撤离城市搬到郊区的大房子里，一种新的俱乐部，也就是乡村俱乐部开始逐渐取代城里男性俱乐部的某些功能。城里的俱乐部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午餐会俱乐部，亦即一个举办会议，或者在下午不上班时去轻松一下的地方。与此相对照的是，乡村俱乐部成为家庭所有成员的天堂。它提供各种社交和体育活动，从舞会、聚会、宴会到高尔夫球、游泳、网球，应有尽有。一些特殊的团体则经常在周四的晚上——全美传统上的“未婚女子休闲之夜”（maid's night off）——为其所有成员安排晚宴。

会费、年费和其他开支从城里俱乐部的数千美元，到某些乡村俱乐部的数万美元不等。但是钱并不是获得某个俱乐部会员资格的首要障碍。每一个俱乐部在接受新会员之前都有严格的筛选过程。大多数俱乐部都要求一个或多个有效会员的提名，要有3到6个会员的推荐信，并且要接受会员资格委员会至少部分成员的面试。2到3个委员的否决票——会员资格委员会一般由10到20人组成——通常就足够拒绝掉一个人的入会申请。这种在挑选新会员上的审慎，也扩展到对俱乐部会员名单的保护上。这份名单通常只有会员才能获得。因此，有关俱乐部的研究就只能以过期的会员名单为基础，这些名单由于会员或他们的遗孀转交给历史图书馆保存才得以大白天下。

上层阶级中的男男女女经常属于好几个城市中的俱乐部，从而创建了一种全国性的相互重叠的会员资格网。这些交叠为上层阶级内部的社会内聚力提供了证据。一份针对全国若干主要城市中20家俱乐部会员名单的研究揭示了与这一交叠的性质和程度有关的指征。这20家俱乐部包括了纽约的“沟通会所”（Links Club）、匹兹堡的“杜坎因俱乐部”（Duquesne Club）、芝加哥的“芝加哥俱乐部”、旧金山的“太平洋联盟”（Pacific Union）以及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俱乐部”（California Club），它们中的18家在会员上存在着大量的交叠，从而形成了3个地域性的组群（groupings），以及将两家最大的地域性组群连接在一起的第4个组群。那几十名参加了3家或更多俱乐部的人，大多数都非常富有，同时也是好几家企业的董事，正是这些人，在创建这一总体网络模式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14](https://www.daowen.com)

俱乐部网络和公司董事会的交叠，为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的相互缠绕提供了证据。在一份研究中，有人对2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和外部董事的俱乐部会员资格进行了计算。一般来说，董事资格与上层阶级俱乐部会员资格之间的交叠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董事们在一些俱乐部中的集中程度尤其显著。那20家企业中，至少有12家企业的一名董事是“沟通会所”的成员，该会所是全国性企业机构在纽约的聚会基地；它的会员中，有7名是通用电器的董事，4名来自克莱斯勒公司，4名来自西屋电器公司（Westinghouse），3名来自IBM。除了“沟通会所”之外，还有好几家俱乐部的会员来自4家或以上公司的董事。通过利用全国各地11家著名俱乐部的会员名单，另一份研究证明和拓展了这些发现。每一个主要经济部门中前25强公司里的绝大多数，都有董事参加这些俱乐部中的至少1所，而好几个董事甚至参加了不止1所。例如，所有25家最大的工业企业都有董事是这11所俱乐部中的1所或多所的会员；而纽约的“沟通会所”则与21家工业企业建有79条连接，是最多的一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