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制网络

经济利益和社会凝聚为政策共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咨询和辩论的话，光靠这两者还不足以形成受到普遍认可的政策。企业共同体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复杂，经济体本身又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新政策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从共同利益和社会凝聚中产生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企业共同体来说，各种非营利组织和无党派组织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组织是政策研制过程的基础，通过它们，企业共同体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整体政策取向，并且将其传达给两个主要政党、白宫和国会。

企业共同体与上层阶级的成员通过四种基本途径参与政策研制过程。首先，他们为处在政策研制过程核心的组织提供财政支持；其次，他们为某些此类组织提供各种免费服务，如法律和审计上的服务；第三，他们出任这些组织的董事或理事，从而为其设定基本的取向，并选择合适的人选来管理组织日常的运作；最后，他们还参与政策研制网络中某些组织的日常活动。

政策研制网络解释了看上去非常独立的、经常提供新政策建议的专家是如何符合权力算术的要求的。他们以研制网中核心组织的雇员或顾问的身份来工作，后者给了他们资金支持，赋予他们的工作以合法性，且为他们提供将自己的观点展示给决策者的机会。[1]

尽管企业共同体通过大众媒体和政府对决定什么样的专家意见可以被认为是“值得尊敬的”或“合法的”拥有近乎垄断的特权，但是专家意见也并不总是对其不构成挑战。工会、直邮请愿（direct mail appeals）与富有的自由主义者也资助了一些小型智库和倡议团体。这些自由派的政策团体有些也接受由温和保守派控制的大基金会的资助，虽然这让极端保守主义者非常恼火。

极端保守派的恼火表明了，政策网络不是完全同质性的。温和保守派与极端保守派各自的亚团体就存在着长期的不和，这反映了企业共同体内部的意见分歧。在社会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眼中，极端保守主义的组织往往与大商业联系在一起。过去，它们反对与欧洲和亚洲的贸易往来，现在它们仍旧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管制，以及最低工资的任何上涨。他们经常扮演唱反调的角色，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社会骚乱中，他们在一些焦点议题上被打败了，这些事实使得有些社会科学家怀疑企业共同体现在还有没有对政府政策的支配性影响。(https://www.daowen.com)

最近，这两派在外交政策上发展出很大的分歧。国际导向的温和保守派，本来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摇摆状态，如今成了外交政策上的多边主义者。他们倾向于同盟国一起合作，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联合国。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赢得冷战是因为耐心地包容前苏联，等待其非市场经济的垮台，同时在军事控制和其他议题上与前苏联合作。极端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忽略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避免对外援助，在与别的国家打交道时则是刚愎自用的民族主义者，小布什政府第一个任期内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以及对联合国的轻视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无视戈尔巴乔夫十分明白前苏联经济需要大调整的事实，而相信他们是通过在80年代初不断扩大国防支出，将苏联拖进军备竞赛里，最终使其经济崩溃，才赢得冷战的。他们还倾向于相信里根政府采取的先发制人的策略也适用于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2]

企业共同体内部温和与极端保守两派分化的基础是什么，系统的研究尚未揭示这里有什么唯一的决定因素。温和组织往往是由那些来自最大的和最国际化导向的企业的执行官所领导，当然这个概括也存在着很多例外。并且，还有很多企业往往对两派政策组织都有支持。还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的某些高层人物属于温和派阵营，而另一些人则属于极端保守派阵营。要想搞清楚两派分化的原因，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尽管存在着许多分歧，但是这两派毕竟都是企业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有着很多社会纽带，在各个政策团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连锁关系，因而两派的领袖都倾向于最终寻求到双方都有所妥协的政策。但是当妥协无法达成时，政策冲突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国会中展开立法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