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

基金会

在全美国近6.5万家基金会中，只有几百家有足够的资金和兴趣来资助与公共政策相关的计划。基金会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1.根据纽约基金会中心发布的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基金会指南》（Guide to U.S.Foundations），2003年，美国大概有5.8万家独立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全部都是由私人家族所创办，为一系列宽泛的目标服务。多数独立基金会规模较小，且较为地方化，它们中只有9.7%一年的捐款超过50万美元，以福特基金会（2003年的捐款是5.09亿美元）和梅隆（Melon）基金会（2003年捐款2.22亿美元）为首。在这些具有综合目标的基金会中，最大的一些都是为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的领袖所控制，只有少数极端保守派的和自由派基金会受创会捐款者所控制。

2.2003年，美国还有2362家由大企业资助、受其管理层领导的企业基金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们的数量和重要性都有了显著增加。2003年，有23家企业基金会的捐款金额超过了2500万美元，其中有3家还跻身于当年度10大捐助者之列，它们是：弗莱森电讯（7700万美元）、摩根大通银行（6200万美元）和花旗集团（5600万美元）。

3.在地方上还活跃着661家社区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是为了援助其所在地的慈善机构、志愿组织和专项计划而设立的。它们从包括独立基金会、企业基金会和富有家族等在内的各种渠道获得资金。它们的董事会既包括企业主管也包括社区领袖。少数较大的社区基金会也会将资金用于所在地之外的区域，这种情况通常是根据某一富有捐款人的意愿，后者为了节省管理费用而在基金会内部又设了一个小基金会。

4.最后，还有4000家专门为某一特定的博物馆、公园或艺术展提供资助的基金会。它们被称为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undations）。运作型基金会与政策研制过程无关，它们通常由上层阶级的女性领导，这在前一章中已经讨论过了。

大型独立基金会在政策导向的资助活动中涉入程度最深，有好几项研究对其管理层中上层阶级和企业的代表比例进行了记载。例如，一个对12家规模最大的基金会的调查发现，其中有半数的理事是上层阶级的成员。[3]—项针对企业与政策网络之间关联的调查发现，12家基金会中有10家至少与前201家最大企业有一项关系，大多数还不止一项。[4]由于管理层精简、实现性别和肤色的多样性以及新增加了一些外国董事等因素，大型基金会与企业共同体之间的联结比以前要松散不少。但是，在2004年，福特基金会17位董事中还是有5位任职于8个企业董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12位董事中仍然有4位在8个企业董事会中任职，而卡耐基基金会14位董事中有7位任职于14个不同的企业董事会，斯隆基金会12位董事中有7位任职于12个不同的企业董事会。

基金会通常不仅扮演资金来源的角色，它们有时会设立一些在其理事或工作人员看来十分必要的专门项目。然后，它们会寻找合适的组织来执行这个项目，或在基金会内部建立专门委员会。一些基金会是如此关注某一项专门议题，以至于它们发挥了政策讨论组织的功能。福特基金会就为此提供了绝佳的范例，因为它在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重要问题上都曾涉入甚深。

首先，它在建立和维系主要的环境运动组织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它在1953年召开的资源管理研讨会，以及随后提供的启动资金，带来了第一家也是最重要的一家环境问题智库，“未来资源”（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的成立。这一组织通过将市场经济纳入环保工作中，从而为环保事业开辟了新的天地。“未来资源”及其他智库的经济学家指出资源替代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来组织，工作和环境管制之间的冲突被证明不过是一个迷思。他们同样指出拨款清洁空气和水源的必要性。他们的工作使企业共同体中的温和主义者确信，大多数环保主义的举措与法人资本主义其实是完全相容的，而这与极端保守主义者的不满以及左派的期望都形成了鲜明对比。[5]

20世纪60年代初，福特基金会拨款700万美元在全国17所大学建立了一个为期3年的生态项目，从而为控制农药污染和工业废弃物提供了信息平台和人才基础。同时，福特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给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versancy）和美国奥杜邦学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的土地收购计划。它还通过资助市级自然保护委员会和国家自然保护基金会来推动环保教育和公民行动，其中国家自然保护基金会是一个由洛克菲勒家族创办的集智库与政策讨论团体于一身的组织。[6]环境运动的激进派很快就超越了温和保守主义者先前的设想，但是大多数早期的草根运动都是由大基金会资助和合法化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福特基金会在20世纪70年代又通过另一种方式给环保主义者提供帮助，这一次它资助了数个新建立的环保律师事务所，后者运用法律体系强迫企业和市政府清洁空气、水和土壤。事实上，福特基金会的领导人亲自创立了其中一家组织：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这个组织聘用了几个华尔街的公司法律师，还吸引了一帮志在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奉献给环保法的耶鲁法学院毕业生。1970到1977年，福特基金会给这个组织投入了260万美元。1971到1977年，它还分别给了洛杉矶公共利益法律中心160万美元、环境保护基金99.4万美元、塞拉俱乐部法律保护基金（Sierra Club Legal Defense Fund）60.3万美元的资助。[7]

当时的尼克松政府从主要的环保组织中任命了一批人担任政府官员，后者帮助环境法律师事务所争取到免税地位。这批官员接着又主导了环境质量委员会和环境保护局的成立。这些机构的设立是温和保守派如何设计一些后来被看作是企业共同体做出让步的政策的绝佳案例。而与此同时，这些组织却常常被激进环保主义者批评为过于谨慎保守，且在关键问题上让步和妥协。[8]

尽管福特基金会后来仍然设有环境方面的资助，不过大多数是给其他国家的环保组织，而它对美国国内环保团体的支持却变得更加温和，因为这些组织都已经站稳了脚跟。不过，其他几十家主要基金会已经接过了福特的担子，其中包括一些企业基金会。表4.1列出了2001和2002年为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courses Defense Council）和环境保护委员会（Environmental Defense）（即以前的环境保护基金会）提供资助的基金会名单。(https://www.daowen.com)

其次，福特基金会还扮演了一个与城市运动议题有关的类似于政策团体的角色，它设立了一系列的项目来处理城市更新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城市中的种族关系紧张问题。其中一个名为“灰色地带”的项目，成了1964年约翰逊政府提出的“向贫穷开战”计划的基础。“向贫穷开战”计划启动之后，福特基金会马上投入了上千万美元，支持少数族群和社区运动组织。当时，这些投资被视为旨在鼓励上述组织采取非暴力和选举的途径来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但到了70年代，当社会动荡逐渐平息之后，极端保守主义者却开始指责福特基金会支持所谓的“自由主义实验”。尽管如此，福特还是继续它在这方面的支持举措，因为在企业共同体中的温和保守派看来，这是一个将少数族群整合到社会之中的有效途径。表4.2列出了一份低收入群体、妇女和民权解放倡议组织的名单，这些组织在2001和2002年都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大笔资助。

福特基金会还设立了一个支持老城区住房和服务建设的方案，创建了一批社区合作开发组织（CDC）和一个名为“地方发展支持公司”（LISC）的金融中介机构，到2004年止，它们共提供了全国各地90%的老城区低收入者住宅，同时还给小公司提供启动贷款和各类咨询服务。到1972年，福特已经给各CDC投入了2500万美元，这个数字到1986年上升到了1.7亿美元。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福特基金会还提供资金，帮助创立了社区变迁委员会及其他几家小型的倡议组织，这些组织帮助低收入居民组织起来争取租户利益、环境正义和邻里保护。

乘1977年颁布的《社区再投资法案》的东风——这是政府强迫银行重新投资内城的第一步——福特基金会又给LISC资助了475万美元，这让低收入者住宅项目更加容易得到银行和信贷公司的资助；1986年，LISC全部1.3亿美元的资金中有3400万来自福特基金会。然而，LISC的概念直到《税收改革法》在1986年附加了税务注销的条款——该条款本是为富有的个人投资者量身定做的——之后才真正对打算投资于低收入者住宅的企业产生强大吸引力。[9]从那时起，企业节省了数十亿的税务，与此同时LISC和CDC的房屋建设规模也在很少甚至没有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大大增长。

概括而言，在一系列都市更新计划上相互合作的老城区支持网络如今已经得到别的一些基金会的资助，而不仅仅是福特。上千个地方性CDC和几十个区域性LISC办公室也每年都从各种企业基金会那里获得主要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但是，自由派批评家指出，基金会的支持如果能同激进活动家更加合作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还指出，大多数老城区组织如果离开了基金会的支持就无法自我维系[10]（更多细节请登陆www.whorulesamerica.net）。

福特支持弱势群体、妇女和环境运动的做法导致了这样一种误解，认为它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基金会，尽管它的董事会仍然是由大企业支配的。然而，这个结论将自由主义和复杂微妙的保守主义混为一谈了，后者在一系列关键的议题上仍然没有让步，我们从福特基金会对反工会活动的支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67年，福特基金会介入了一起公共部门雇员工会的斗争，它资助了一家智库对此进行研究，而这家智库对工会一直持负面态度。接着，在1970年，它为3家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组织——美国市长会议、全国市政联盟和全国郡县协会——提供45万美元的资助建立了劳资关系服务局，一个帮助政府管理者对付建立或组织工会活动的组织。一年后，在福特和其他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这一组织又成立了美国公共部门雇员劳资关系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出版物提供关于如何挫败组织工会的活动以及如何对付罢工的建议。它们还建议将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以回避工会和削减工资开支。[11]这种反对公共部门雇员工会的立场与所有的大基金会都同劳工运动保持距离的立场是一贯的。[12]

关于各州公共部门雇员工会化程度的系统调查显示，上述帮助政府管理者的努力是成功的。50个州中只有不到一半完全允许所有公共部门雇员团体进行集体谈判，几乎所有的州都禁止公共部门雇员举行罢工。企业—保守派联盟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在各州的力量对比是决定公共部门雇员工会化的努力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公共部门的工会密度，即公共部门雇员加入工会的百分比，从1960年的10.8%上升到1970年40.2%的高峰，之后则始终稳定在36%到37%之间。[13]

以上的例子说明了，作为资金来源和项目发起者，基金会是政策研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一般的看法相反，基金会绝不仅仅局限于给慈善事业或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事业捐款。从起源、领导者和目标等角度来看，它们都是企业共同体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