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委员会

经济发展委员会（CED）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初，目的是为了帮助规划战后的世界。当时，促成创立这一新的研究团体的企业共同体领袖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1）战后可能会出现又一次经济萧条；（2）如果他们不提出一个可行的战后经济计划，自由派—劳工联盟就有可能会提出一个企业共同体接受不了的计划。

经济发展委员会初期包括200名企业领袖。稍后又吸纳了少数大学校长。此外，一直有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公共管理专家担任顾问，为其进行研究工作；他们中有很多人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中担任顾问。

同对外关系委员会一样，经济发展委员会也是通过由学术专家支持的研究小组来运作。研究小组关注从农场政策到政府重组和竞选资金立法等所有可能的议题，但是最关注的还是国内和国际经济议题。与对外关系委员会不同，研究小组的成果被作为该组织正式的政策陈述公布，它们通常包含了一些脚注，这些脚注记录了经济发展委员会的理事们对整体提案可能存在的不同看法。对研究企业共同体内部政策取向分化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些提案非常有价值。

除了所有企业共同体的政策团体所共有的强烈的反工会立场之外，经济发展委员会一度曾是温和派保守主义团体的典型。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叶，面对油价大幅度上涨、快速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上升，在向右转的大趋势之下，企业共同体的领袖决定改变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取向。这一向右转如何实现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它告诉我们，在居领导地位的部分理事中产生的新政策取向如何能够带来整个政策团体的转向且很快地结束自由主义专家在团体内部所扮演的任何角色。[29]这一转向与自由派—劳工联盟出于当时面对的通胀危机而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更多干预的压力有关。然而，改变经济发展委员会的直接动因来自于组织内部。首先，当时任主席的经济学家犯了一个错误，他与劳工领袖和自由派经济学家一起签署了一个公开声明，建议政府在加强计划方面再进一步。其次，经济发展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研究控制通胀的小组，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提议下，正试图提出政府应加强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

经济发展委员会中一些来自大企业的理事对他们所看到的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政府调控的趋势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在几个层面上对此做出了反应。首先，一些理事所在的企业减少了对委员会的财政资助，或威胁取消所有的支持。因为大企业的资助占了该组织预算的大头，因此这些威胁对当时的主席及其手下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次，当时担任理事会主席的是埃克森公司的一位资深执行官，他任命了一个由3名高级主管组成的3人委员会、分别来自通用汽车、卡特拉—汉默公司（Culter-Hammer）和艾特克公司（Itek），旨在调查委员会的内部组织结构。这一调查的结果之一就是原来的委员会主席比原计划提前一年退休，接任他的是一位来自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的保守货币经济学家。新主席上台以后马上给所有的理事写信，征求他们对组织未来的政策取向的意见，并保证会对理事会负责。他还带来了一些新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位在1995年接受访问时说，当时他们的任务就是“中和”组织内部持自由主义取向的人。

第三，组织内部的研究和政策委员会的许多理事，决定反对上述的关于通胀和价格控制的报告。他们在这份报告的后面附上了长达15页的反对意见，其中大部分是从十分保守的角度出发，然后有7位理事投票反对出版这份报告。第四，起草这份报告的3个主要经济学家——1名大学校长、1个智库的代表加上1位委员会工作人员——在一封给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被批评为对整个提案拥有过大的影响力。然后，来自埃克森公司的理事会主席将这个提案描述为一个“在理事和顽固的主席及项目督导的观点之间的蹩脚妥协”。第五，一些理事对那些被说成过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怀有私人敌意。那位智库的经济学家甚至被指控是一个共产主义者。(https://www.daowen.com)

经济发展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的剧烈变化可以通过比较它在1971年和1979年分别发布的政策陈述看出来。在第一份报告中，重点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企业同政府合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性。而70年代末的报告则强调重新定义政府在市场体系中的角色的必要性。经济发展委员会早已忽略了它在1974年之前曾经强调过的社会议题。1979年，在研究和政策委员会的40名理事中，有43%的人在1971年就曾在同样的一个委员会，且签署了当时那份更加自由主义的政策陈述。[30]这个事实证明了，温和派的保守主义者此时已经在很多经济议题上追随极端保守主义者。

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内部评估还宣称，它在影响华盛顿的政策气候这一目标上效率不高，而且还与其他政策团体在很多地方发生重叠。讽刺的是，CED的华盛顿联络人，因为该组织的免税身份本不应该参与游说活动，当时却恰恰是商界同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之间的一个核心联络渠道。他1980年进入里根政府，并最终做到白宫幕僚长。尽管即将离职的总统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表扬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幕后的贡献，新总统还是接受别人的建议，试图调整经济发展委员会在与其他组织，尤其是与企业圆桌会议的关系，为经济发展委员会寻找一个新的环境。企业圆桌会议的成功导致了企业领袖对经济发展委员会的重新定位，这些企业领袖同时在经济发展委员会和企业圆桌会议中担任高层。1978年夏天，在与部分大企业CEO会谈之后，其中一位委员会高层在给一些理事的信中写道：

这次会面对于我们确立经济发展委员会在与商界有关联的大规模全国性组织中的独特角色很有帮助。委员会被鼓励与企业圆桌会议、美国经济咨商局、美国企业研究所及其他组织通力合作，同时将相互之间的重叠之处最小化。委员会可以在综合学者的观点并将它们转化成实用的、能够为涉及到一些核心议题的公共政策提供指导的原则方面大有作为。

这些变动局外人自然是无从知晓的，而这一点也削弱了关于政策网络如何运作的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唯一一篇提到经济发展委员会的问题的文章发表在1976年11月的《华尔街杂志》上。这篇文章引用了一位曾担任美孚石油公司执行官的理事的话，“最初，理事们都是些认为有必要加强政府干预的人，但是现在有些理事却认为干预已经不能再多了。”一位曾经为经济发展委员会提供咨询的学术型经济学家则称它“放弃了自己的目标”，且“并没有结业的意思”。[31]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访问，没有对内部文件的掌握（这些文件通常要过好多年之后才公开），我们很难知道在当时这些指责指的都是什么。

在这个例子中，自由派专家的命运是同基金会资助和智库职务任命的重要性休戚相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专家能否自由地说出和提议他们所想的，这自然是值得怀疑的。相反，专家往往是在什么对企业领袖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限制之下工作，因为后者资助且指导政策研制网络中的各个组织。至于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环境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制。在这个例子中，温和主义者的右转导致了自由派专家的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