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关系委员会

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是美国最大的政策组织。它成立于1921年，由一群致力于使美国在一战后的世界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银行家、律师和学者创立。20世纪30年代，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外交事务中的地位就已经十分重要了。1970年之前，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金融家、企业执行官和律师构成，记者、学界专家和政府官员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少数派。1970年之后，作为对外界批评的回应，它试图吸纳更多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外交事务官员、政治家以及国会中跟外交政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助手。到2000年时，委员会一共有接近3900名成员，他们中大多数人只是收阅报告、出席委员会举办的宴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最初只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策讨论组织，如今已经拥有的研究部门，足以使它在作为全美讨论组织的领导核心的同时成为外交政策领域最大的智库之一。

好几项不同的研究都揭示了该委员会同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之间的关联。对该委员会210名纽约地区会员的抽样显示，他们中39%的人位列《社交名流录》之中，而对于全部会员的抽样调查则发现33%的会员被《社交名流录》收入。[26]这两项研究都显示，委员会理事要比普通会员有更大的机会是上层阶级的成员。与企业共同体的重叠同样也非常普遍。1969年的会员中有22%的人任职于至少一家《财富》500强企业的董事会。在对前201家最大企业的董事的调查中发现，其中125家公司与外交关系委员会之间存在着293个连锁职位。前23家最大的银行和企业的每一家都至少有4个或更多的董事同时也是委员会的成员。[27]

企业共同体与政府高层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重叠程度在本书所进行的一项关于其会员名单的研究中得到了清楚显示。该研究揭示，每5个会员中就有1个是《公司、董事和经理主管普尔登记簿》上的企业的经理或董事。该研究也再次证明了来自顶尖工业企业和银行的会员占了其成员的大多数。前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中有37%至少有一个经理或董事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会员，而对前100家最大工业企业而言，这个数字上升到70%，对于前25家最大工业企业则是92%。前25家顶尖银行中有21家拥有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会员，前25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中有16家有该委员会的会员。但对于工程、运输业、零售业来说，则只有排名前10位的企业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有代表。

本研究也展现了对外关系委员会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成功地吸收进来更多的政府官员。有250位会员在《政府手册》（Government Manual）上榜上有名。其中将近一半是政治家或职业政府官员；另一半则是来自商界、法律界和学术界的政府候选人。此外，还有184位会员是联邦各个咨询委员会的义务会员。

外交关系委员会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以至于其会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政策主张。如果试图这么做的话，那它作为一个中立的讨论平台的作用也将被削弱。如今，事实已经证明，该委员会的领袖能够在因制定外交政策而爆发的争议中起到中介作用，既能为共和党政府服务，也能够为民主党政府服务。事实上，在1992年克林顿当选之后，该委员会的董事会就已经进入了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讨论。(https://www.daowen.com)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大部分资助来自富有的企业和个人，以及其下属的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的订费。某些专门课题，比如反思美俄关系这样的课题，其经费来源则依靠大基金会的支持。其纽约的俱乐部还积极举办午餐/晚餐演讲活动，请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政府官员和世界各地的国家领袖。它还通过书籍、小册子和《外交》上的文章来鼓励对话、传播信息。然而，外交关系委员会最重要的却是它的讨论小组和研究小组。这些15到20人左右的小型团体将商业执行官、政府官员、学者和军队将领集中在一起深入探讨外交事务领域的某些专题。讨论小组每个月碰一次面，其任务是一般性地探讨问题，努力界定各种议题并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讨论小组通常会进一步发展成研究小组。研究小组围绕某一个访问学者（由一个基金会资助）或一个常规会员的工作展开。小组领导人与其他专家一起每个月上交一份报告，由小组其余成员共同讨论和批评。这种研究小组的目标是将主持这个讨论的学者所提出的问题更加细化。这一小组最后形成的著作仅被视为体现了其作者的观点，而不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或研究小组成员的观点，但是它却是由该委员会资助出版的。该研究小组参与者的名字将被放在书的开头。

外交关系委员会最成功的研究小组为二战后的国际经济设定了框架。从1939年开始，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其“战争与和平”专题研究计划通过众多综合性的讨论小组的努力，界定了战后的国家利益。这些讨论小组包括约100名顶尖银行家、律师、执行官、经济学家和军事专家，花了5年的时间，开了362场会议。讨论小组中的学者经常与国务院官员见面。1942年，这些学者担任了国务院新设立的战后规划委员会的顾问，每周在国务院碰面两次，同时也继续在“战争与和平”研究计划中工作。所有的记录都显示，当时国务院没有或只有很小的规划能力。

研究团体给国务院呈递了上百份报告，其中最重要的一份界定了美国经济在维持与西欧和日本的和谐关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资源所需要的最小地理范围，这一后来以“宏大地区”（Grand Area）而闻名于世的地理范围，包括了拉美、欧洲、大英帝国殖民地以及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可以为大英帝国和日本提供原材料，还可作为日本产品的消费市场。美国的国家利益被定义为整合和保护这一宏大地区，这就导致了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计划，以及不惜代价防止越南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的决策。它的目标是避免又一次大萧条的到来，以及强化政府对当时被看作是非常自由散漫的经济的控制。[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