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讨论团体
政策团体在企业共同体中发挥了几项重要功能:
1.它们提供了一个场所,在其中,企业领袖可以通过听取智库与大学研究所的专家的报告并向其请教而熟悉一般性的政策议题。
2.它们提供了一个论坛,在其中,通过温和保守派和极端保守派专家的帮助,有时在某些议题上也借助自由派专家的帮助,各种矛盾冲突都可以被讨论。
3.它们为新的领导人提供非正式的训练平台。正是在这些组织中,企业共同体的领袖可以非正式地决定他们的同侪中,哪些人最适合为政府服务,而哪些人适合作为发言人去应对其他群体。
4.它们提供了非正式的招募平台,可以决定哪些专家最适合为政府服务,无论是作为从政的企业领袖的幕后助手,还是自己担任高级职务。
除此之外,政策团体对社会其他部分还有三项功能:
1.这些团体将其成员塑造成严肃且学有专长,能够为政府服务的形象。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形象,是因为这些团体的成员被描绘成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参与精心挑选的超越党派的和非营利的组织。
2.它们向那些试图获得基金会资助、进入智库工作或担任政府机构顾问的年轻专家和教授传递企业共同体的焦虑、目标和期望。
3.它们通过书籍、期刊、政策声明、新闻稿和发言人等方式来影响华盛顿和全美的舆论气氛。这一点在下一章对舆论塑造过程的讨论中将体现得更加明显。
当前关于政策讨论团体同基金会和智库之间关系的一项最深入的研究,以70年代末以来的资料为基础,抽样了77家大型基金会,其中有20家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且在公共政策领域投入了超过20万美元的资助。同这20家基金会联系在一起的是31家政策研制团体或智库,这31家组织分别从这20家基金会中的3家或3家以上获得过资助。在这20家基金会的225名理事中,有124人同时也是其他120家基金会的理事。20家基金会中有10家同这31家政策研制组织或智库中的18家存在连锁关系。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其他基金会的连锁关系最多(34家),紧随其后的是斯隆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同它资助过的政策团体拥有最多的理事连锁关系(14家),排在后面的依然是斯隆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这4家基金会还倾向于与同样的一些政策团体联系在一起。基金会、智库和政策研制团体在一起形成了网络中的温和保守主义部分,这一部分的规模大小和相互缠绕的程度超过了此前所有研究赋予社会科学家的想象空间。[20](https://www.daowen.com)
这个研究还发现,有一组推行极端保守主义政策的团体和智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和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是同另一组基金会连接在一起的,这些基金会包括布莱德利(Bradley)、奥林(Olin)和斯凯菲(Scaife)等。与政策研制网络中持温和主义的大基金会不同,所有的极端保守派基金会都处在最初资助它们成立的家族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一关于极端保守派基金会的发现在另一项研究中被再次证实,该项研究通过研究“返税”行为,发现12家基金会提供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半的资金来源,同时也为其他重要的极端保守基金会提供了超过85%的资助。企业基金会也支持一些这样的组织,但同时也给温和保守派团体提供资助。[21]为了展现这一模式的持续性,表4.3列出了5家极端保守的基金会在2001年和2002年给7家极端保守派智库的捐款数额。
表4.3 核心的极端保守智库及其主要的基金会资助方2001—2002
资料来源:Foundation Grants Index on CD-ROM version 3.0(New York:The Foundation Center,2004).
①它们也从其他极端保守派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但没有持续性。美国企业研究所还从一些温和保守派基金会获得资助。
②这些基金会也给其他极端保守派项目资助,通常是一些规模较小、地方性的或学术机构。
③联邦党人协会完全由律师组成。
少数极其富有的极端保守主义者所能拥有的惊人影响力可以从上文曾经提到过的理查德·梅隆·斯凯菲个人的捐款生涯看出来,作为养子,他继承了其家族在匹兹堡的大部分石油和银行产业。根据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所有捐款的电脑记录,《华盛顿邮报》估计他总共拿出了6.2亿美元(按照1999年的币值)资助极端保守主义者的各种事业,其中包括费尽心机搜集材料来诋毁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私人生活。[22]他还给保守的政治候选人以及共和党大笔捐款。在其他一些富有的极端保守主义者身上,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政策和倡议捐款现象。[23]
一项分别针对1973,1980和1990年的12家温和保守派和极端保守派智库和政策团体的网络分析显示,温和保守派团体仍然占据政策网络的核心,但是与过去相比,它们同极端保守派团体发展出更多的联系。在这项研究中,企业圆桌会议、美国经济咨商局(Conference Board)、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和布鲁金斯学会是最核心的组织,而更加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和全国制造商协会则处在边缘。政策团体中凡是在2家以上组织中担任董事的人,有超过90%是企业执行官,大部分来自非常大的企业。这些人中有半数从顶尖大学毕业,有一半的人是上层阶级的社交俱乐部会员,尽管只有少数人出身于上层阶级家庭。[24]
温和派保守主义的政策研制团体在企业共同体和政策研制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在1998年的一项连锁网络调查中再一次体现出来,这些调查囊括了全美最大的100家企业、50家基金会、一些主要的私立大学以及几家最大的非营利组织,比如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童子军,还有12家政策研制团体,尽管不是前面那项研究中的12家。在这整个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经济发展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也在前10名最核心组织的名单上,与之并列的还有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通用汽车和宝洁。没有一家基金会或慈善组织排在前25位。[25]表4.4列出了网络中最核心的25家组织。
表4.4 企业和各类非营利团体网络中最核心的25家组织
资料来源:Moore et al.,“Elite Interlocks in Three U.S.Sectors:Nonprofit,Corporate,and Government,”2002,p.737,Table 3,as supplemented by 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Moore concerning the rankings for organizations 11 through 25.
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些政策讨论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