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共舆论的强制

权力精英对大众在公共议题上的不同意见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尽管这些限度在各个时期程度不同，且从来不曾清楚过，除非被试探之外。因此，那些超越了总体共识的人就要付出代价。企图给异议强加上限制的方法种类繁多，从将异议者从事件中排斥出去，到使其丢掉工作不一而足。那些异议者有时会被媒体批判或被贴上“极端主义者”的标签。虽然对那些坚信自己观点的活动家来说，这样的惩罚相对来说只是下三烂的手段而已，但是社会心理学关于服从的试验表明，大部分人在被同伴排斥或批判时会感到不舒服。类似的研究也显示，大部分人会觉得，当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孤立无援时，公开反对权威人士是一件困难的事情。[54]

嘲笑、孤立和其他制裁手段在对待“告密者”——揭露自己所在公司或政府机构的上级所做的坏事的雇员——时会经常用到。与一般认为的他们会因为正直而被颁发“好市民奖”的印象不同，他们被当作贱民对待，被高层人物解除在组织中的职务，为同事们所疏远。朋友害怕受他们的牵连。他们的人生通常就此跌入低谷。很多人会后悔他们的所作所为，尽管他们原本认为这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真诚和最道德的行动。[55]

那些对某些“常识”进行公开批评的著名人士，也受到了同样残酷的对待，除非他们被孤立成了不值得攻击的怪人。人们质疑他们的动机，媒体刊登关于他们的负面报导，从而试图证明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非理性的心理动机。举一个著名的例子，1966年，当消费者活动家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竟敢于在国会上作证指出通用汽车生产的一款小轿车存在缺陷时，通用汽车雇用了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试图挖掘他私生活的污点，以此来证明他的证词不值得信任。当他们的这一企图被公开后，通用汽车在否认它们与此事存在任何关系的同时，却又声称这一调查发现纳德有可能与伪造汽车保险赔偿金有牵连。后来，该公司尽管作了道歉，却不承认对纳德造成了任何损害，不过那家侦探事务所后来却承认它是被雇用来“找出这家伙的什么不可告人之处……让他别再给他们制造麻烦……让他闭嘴”。最后他们没有发现纳德的任何污点，通用汽车被媒体严厉地批判，而纳德本人却在他的案子被庭外解决时受到了伤害。[56](https://www.daowen.com)

政府官员有时会采取制裁行动以诋毁那些能够影响公共舆论和激发公众示威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领袖。在马丁·路德·金或其他民权活动家的例子中，政府不仅监视他们，还制造虚假信息、发布虚假的威胁来破坏他们的努力。也许乍看上去，这些行为不像是舆论塑造过程的一部分，但它们的确就是，因为它们提醒人们，试图改变舆论和法律往往会给自己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