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资金至关重要

竞选资金至关重要

由于结构和历史原因而使得政党差异变得模糊不清时，候选人的性格特质、个人形象以及他对象征性的社会议题的立场在选举体制中就开始重要起来。虽然已经有足够的选举研究表明，很多选民更加关心的是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福利的政策而不是候选人的个性，但实际上，个性和社会议题常常比有关就业、医疗和其他实质性议题的政策更加重要。[32]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趋势，但是作为美国政治的现实，这种现象却早在很多报纸专栏作家和电视政论家悲叹他们所谓的“近些日子政党的衰败”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

因为选择候选人的过程相对而言是个人主义的并因此依赖于知名度和个人形象，它也就可以被权力精英通过大量的选举捐款轻松地操纵。有些人既是大的捐款人，同时又是募捐者，他们既是公司老板，又参与政策团体，这样的人往往会在大多数政治家从地方层面向州一级“进步”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富有的捐款者和募捐者的角色在决定哪个候选人能够进入预选且在预选中有好的表现上面显得尤其关键，因为知名度和形象在这个时候要比在一般的选举中更加重要。

这并不是说，钱最多的候选人一定就能获胜。事实远非如此，正如我们在对花大价钱却输掉了的候选人的个案研究中发现的那样，这些人往往是政坛的新人，同时自以为钱就是一切。关键之处在于，除了必要的政治经验和技巧之外，你最少要拥有很大一笔经费——现在竞选参议员的价码是至少100万美元才有可能成为候选人。这就像一个赌注很高的扑克牌游戏：只要能筹集到百万赌资，任谁我都欢迎。

20世纪70年代选举经费法的改革试图限制大宗捐款人在全国层面的捐款数额，且建立了一个非强制性的预选和正式选举的公开财务体系。但是，改革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强了企业共同体的影响。在改革前，少数的老板和执行官会将几十万美元捐给有利于他们的候选人。改革之后，同样那批人改成为特定的候选人和政党财务委员会举办午宴和晚宴，他们所有的同事和朋友都会为此捐上几千美元。公司领袖还建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PACs），这样他们公司的股东和执行官就可以每年再捐上5000美元。除此之外，商会和行业协会也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工会亦如此。政治行动委员会反过来又给候选人和其他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

此外，对个人捐款和公司捐款数额的限制，实际上在1979年被抬高了，当时的联邦选举委员会裁决，给各个政党用作“政党建设”的捐款没有数额限制，尽管这笔钱不能用于支持某个特定的候选人。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区别被简要归结为如下事实：不能提本党候选人的名字，但是可以提及他或她的对手的名字（并嘲笑后者）。这笔后来被称为“软钱”的经费，在1992年两党合计共筹集到4600万美元，到1996年则上升到1.5亿，而2000年的数字则是超过2.5亿。而“硬”钱也就是正常捐款的数目也在不断攀升，200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4亿。

这一软钱漏洞在2002年被禁止，但是在此过程中，对个人捐款的上限也翻了一番，由1000美元涨到2000美元，而在两年内个人投给某一政党和单个候选人的钱则不得超过9.5万美元，这就使得在富人圈子里募款变得甚至更加容易。在2004年，区区548名共和党募款者每人就募集了至少10万美元的“礼包”——在布什决定不参加公共募款后，这笔钱大概占到了布什在预选中募集到的2.62亿美元中的40%。这一大笔钱几乎都来自于重要行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募集到了2450万）、游说和法律业（1250万）、能源和自然资源行业（5700万）。与此相似的是，564名募款人每人至少为克里的预选募集到了5万美元，大约占到了其2.48亿竞选总资金的21%。他最为成功的募款人来自游说和法律业（1640万）、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970万）以及通讯和电子产业（550万）。[33]两位候选人都选择回到公共募款活动中去筹集大选的资金，并且从政府那里得到了7500万美元的补助。

克里和布什之所以仍然能够在大选中从富裕的捐款者那里获得足够的帮助，是因为他们再次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绕过限制。这一次，他们借助的是各个拥护者组织（它们被称为“527”组织，这一名称来自于税法中给该类组织开绿灯的相关条款的编号），这些组织可以接受不受限制的捐款并支持各候选人，只要它们保持独立于政党与候选人之外。好几位自由派民主党人都担心，如果他们不得不借助来自数百人的小钱来募集竞选资金，或者每人不得捐助超过2000美元的话，他们将无法与共和党人竞争。于是，他们创立了好几个527组织来吸引选民登记、选民人气以及媒体效应，出其不意地从共和党人那里扳回一些局势。实际上，他们在这个名为“民主党”的选举外壳下，创造了一个新的组织结构。这些527组织的领导人不允许与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联络这一事实，强化了它们的独立感，吸引了许多初次选民和前第三党积极分子。

虽然民主党的527组织后来总共募集到了每笔总额不超过5000美元，总数却以千万计的资金（它们绝大多数来自于互联网），但是该党的起点，却是6大资助人所做出的每人1000万的承诺，而这6大资助人中有很多之前尚未在政党政治中有过积极表现。最后，仅仅6人就捐助了“2004联合胜利阵营”（Joint Victory Campaign 2004）所募集到的7180万美元中的5200万美元，这笔钱转投给了另一家527组织“美国人集结号”（American Coming Together，ACT）以支持草根效应（“人头战”），同时投给了“媒体基金会”（The Media Fund）去做电视广告（“人气战”）。[34]与此相似的是，MoveOn.org网站一开始募集到的1250万美元中的880万美元来自于5位捐助者。更一般地来说，“2004联合胜利阵营”募集到的资金里，有80%来自于每笔超过25万的单个捐款者。[35]表6.1提供了16位个人捐款者的姓名、财富来源、职业、组织隶属关系以及捐款金额，这些人均向一个或多个民主党527组织捐助了100万及其以上的献金。除了这些大的个人捐款者之外，还有好几家工会捐助的金额也达到了100万或以上。服务业员工国际联盟（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在这方面处于领跑位置，它总共捐了4100万美元，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州县市政雇员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County，and Municipal Employees，AFSCME），其捐款额是2210万。

在共和党方面，虽然他们挤进这场527竞赛中稍晚了点，但是在终局时，他们得到了9600万美元的献金，这些献金来自于沃尔玛的继承人、安利公司的创立者、圣迭戈闪电队（San Diego Chargers）的老板，以及布什家族在得克萨斯的富人朋友们。这笔钱大多数都花在了媒体上，包括质问克里在越南时期经历的广告，“快艇中的老兵”（Swift Boat Vets）和“战俘真相”（POWs for Truth），它们也被认为是“人气战”中最有效的广告。[36](https://www.daowen.com)

虽然通过替代性的媒体和英特网获得了新的募款增加效应，但对政治选战来说，那些不到0.5%的1000美元及以上的捐款仍然十分重要。商业团体的献金不仅是有组织劳工的12到14倍，而且它们在共和和民主两党那里都是主要的捐款者。与商业有关的献金中的59%流向了共和党，占其募集总资金的96%；有40%流向了民主党，是其从劳工那里募集到的资金的6倍。

虽然企业共同体中的各部门是两党的最大金主，但是有关国会层次“政治行动委员会献金类型”（PAC-giving patterns）的细致研究提出的有力证据指出，企业—保守派联盟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在选举过程中确实表现出了各自的差异。这些研究显示，企业和保守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支持一组候选人，自由派和劳工支持另一组候选人，而企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几乎从来不相互拆台。它们也许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投给同一个人，但是它们很少把钱投给同一场选战中的两个候选人。[37]这些以统计技术为基础的结论，得到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执行层的证实。对这些人的访谈显示，在各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协商。同时，这些研究显示，当企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决定支持某一民主党的候选人时，通常是因为如下原因：（1）该民主党人属于温和派或者保守派，而且通常情况下来自南部或者农村地区；（2）该民主党人在对公司有重要意义的国会委员会里拥有席位，向其捐款是为了弄到一块敲门砖；（3）给其他想与民主党人维持联络的公司送人情。[38]

大多数商业部门的大多数公司领导人对共和党抱有好感，但是部门和部门之间亦有不同。[39]在2004年，电影和音乐产业中68%的献金流向了民主党人，而71%的农业以及81%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献金则给了共和党人。[40]在两党的富裕捐款人中，亦存在宗教上的差别。共和党的大金主几乎都是基督徒。出于对反犹主义的持续关注，以及犹太人对社区共享的强调，有犹太背景的富人业主和管理者往往更愿意支持民主党人而不是共和党人，而据某些人估算，他们个人献金中的几乎一半也许都提供给了民主党人。[41]

创建有效的竞选募款机制涉及到宪法，其改革不仅要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各个分子能接受，而且要国会中的绝大多数能接受。考虑到这些问题，大额献金看上去将继续在选举体制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在联邦层面的选举中，来自企业共同体和上层阶级成员的竞选献金将仍然是决定谁有希望赢得提名的中心因素。尤其是，候选人需要一大笔钱作为启动资金来做选区内或全国性巡游、寄送大量的邮件、预订广播和电视的时间，这都使得权力精英的代表能在这一过程的一开始就扮演直接的角色，并因此给他们提供了与两党政客进行私人接触的便利。尽管那时他们还不想建立什么特别的关系，因为这不仅无用而且在某些时候会起反作用，但他们仍然能确保那些候选人凝听他们的观点，并且反对那些他们觉得不明智和不容易接近的候选人。[42]

尽管在未来来自富人的大额献金仍将十分重要，但2004年的选举也显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互联网从许多人那里吸取10到1000美元不等的捐款从而募集大笔资金。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一度从34万名捐款者那里募集到了4100万美元来支持他在民主党的预选，并且有一场遭挫败的反战运动在一开始为其加油呐喊，但是很快，其他候选人迎头赶上，从更广泛的小额捐助者那里汲取资金。布什和克里从每笔200美元甚至更少的捐款者那里募集到了其将近1/3的预选经费。与此相似的是，许多富有的自由派人士相信，他们有可能通过互联网向小额捐助人拉钱，于是慷慨解囊，给诸如MoveOn.org这样的团体提供启动资金。此外，互联网上的募款活动还使得志同道合的选民们组成新聚集（meet-up）群组[43]成为可能，在这种群体中，候选人可以吸收更多的资金以及招募更多的竞选志愿者。那些在民主党内工作的527组织所带来的最大贡献也许就在于，它们显示出，通过在预选中发展自己的基层组织，以及/或者支持普选中的候选人，积极分子们有可能在党内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