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府结构的政党预选

美国选举制度不可动摇的两党制逻辑导致了美国政治的另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通过各州政府规制的预选来决定各党的候选人。这一体制首先于1903年在威斯康星州通过，这一立法的改革者逐渐相信第三党已没有什么希望。大约与此同时，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各州，一种专为白人设计的预选制度也被采纳，它可以让对立的白人候选者相互挑战而不必给非裔美国人以投票权。[18]

随着预选的频次增加，它逐渐被接受为整个选举制度中的一部分。从这个时候起，亦即当各州管制的预选与长期实行的政府来控制政党登记结合在一起之后，两大政党就已转变成各州正式的职位填补介绍所。从立法和法律的角度看，打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标签的党内预选，可以被视为两条不同的由政府立法所承认的成为当选官员的路径。因此，州政府发起的预选强化了下面这一观点：美国政治是一个候选人遴选过程。

换个说法，即各政党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地可以控制其成员和选择其领袖的组织。既然每个人都可以去政府注册说自己是某个党的党员，那么政党领袖就不能排斥那些基于政治信仰而加入该党的人。更进一步，因为在某党注册了的人们可以在预选中竞争任何一个职位，所以政党领袖和政党大会对于它的候选者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几乎没什么影响力。实际上，某一个政党的立场，也就是在预选中胜出的候选人所宣称的立场。政党领袖可以抗议，捐款人也可以撤回竞选资助，但是预选的胜者以及他们的政治顾问，实际上就是这个党。这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政党的一个主要不同之处。这同样也与几十年前美国的情形很不相同，当时北方民主党的候选人都由“城镇首领”（urban bosses）说了算。

在20世纪初，一些离经叛道的人利用预选获得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胜利。例如，在北达科他，一名曾经的社会党组织者发起了一个名为“无党派联盟”（Nonpartisan League）的组织，利用这一激进的平台在预选中推举候选人。这一平台号召推行州立粮仓、州立银行、农业工人公共住宅以及其他政策，以使得农场主们减少对铁路和粮食公司的依赖，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都是在进行严酷剥削。尽管遭到了来自商业领袖和主流政客的激烈反对，“无党派联盟”还是在1916年横扫北达科他夺得大权，并开始实施其大多数的方案。北达科他银行将焦点放到了为农场主和低收入农业人口提供贷款上，它至今仍然是美国同类银行中唯一做到这一点的。尽管“无党派联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好几十年且几乎被人们完全忘记，但它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所精辟总结的那样：“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它曾经控制了一个州的政府长达数年、在好几个中西部和西部州里选出官员和立法者、将若干自己的众议员送进了国会，而且在于，它帮助十几个州塑造了自己的命运，为全国选民中很重要的部分提供了各种政治哲学。”[19]

1934年，也就是大萧条中期，当时最为著名的左翼人士，多产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将他的注册党员身份由社会党变成民主党，并宣布他将竞选加州州长以“终结加州的贫困”（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EPIC），他提出了一套详细的规划，其特点则是混合了社会主义和自助的理念。他将自己的支持者组织进了EPIC俱乐部，由此给他们赋予了一种与其他民主党人不同的身份。他在一场有7名候选人的预选中赢得了51%的选票。在接下来那场异乎寻常的选战中，共和党在任州长许诺接受新政中的许多方案，辛克莱虽赢得了37%的选票但还是输掉了选举。尽管如此，民主党此后还是被自由主义化了好几年，因为许多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激进主义者仍然作为辛克莱阵营的一份子在竞选其他的公职。[20]尽管获得了明显的成功，社会党和共产党中大多数的激进主义者还是对辛克莱的路数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因为他们强烈相信，一个单独的左翼政党才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批判导致的结果是，很少有人再去追随辛克莱的模式，亦即通过俱乐部的形式在民主党内部创建一个相分离的身份，实际上也就是党内建党。(https://www.daowen.com)

民主党总统预选中第一个重要的离经叛道者诞生于1952年，他是一名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他赞成南方的整合并且抵制在北方许多大城市的民主党机器中，有组织罪行产生的影响，这让党的领袖们大为震惊。虽然他赢得了好几场预选并且在民意测验中表现不俗，还是由许多受党的领袖们所控制的基层会议投票反对他获得提名。[21]1968年，反战的自由主义者加入到民主党总统预选中并表达了他们对越南战争的强烈反对，他们做得十分成功，以至于在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决定不再竞选连任。这一事件的效应，加上1970和1972年党内其他层面离经叛道的竞选阵营，导致民主党挑选代表参加总统提名大会的规则发生重大改变，与此同时，更加倚重于利用预选来挑选各个层面的候选人。其结果是，1972年民主党提名了一位鲜明的自由主义候选人乔治·麦高文（George McGovern）参加总统大选。[22]更晚近一点，非裔美国人的一名重要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在1984和1988年的预选中稳扎稳打，确立了他在白人民主党政客那里的份量，而在此之前，他还不被对手所重视。然而，他和他的左翼盟友之间的猜忌和紧张实在过大，以至于不能建立起一个长效的组织。[23]

对党内预选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极端保守派共和党人，在1964年时，他们第一次提出自己的纲领，在共和党预选中打出诸如“支持自由的美国年轻人”和“戈德华特共和党人”（Goldwater Republican）这样强悍的独特社会身份，正是他们在那次预选中确保了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赢得总统提名。虽然戈德华特输得很惨，但他的“州权”（state's right）纲领却引发了一场运动，使得原本属于民主党票仓的南方为了对1964年的《民权法案》做出回应而加入了共和党的阵营。他的阵营还吸收了一名年轻的干部，让他的同事们坚定了从草根来夺取党权的决心。正是他的这些年轻的同事们，成了21世纪共和党的掌权人。[24]

预选的制度化，连同作为民权运动结果的南方的转向一道，导致了新政联盟的瓦解以及共和党在美国政治中逐渐占据优势。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为自由派—劳工联盟在民主党内部创造了新的可能。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讨论这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