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图景

本书从两个看似悖谬之处开篇：高度竞争性企业的老板和经理人之间如何发展出一股政治合力来影响政府政策？大公司在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如何能够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力？通过前面各章一步步逐层深入的论据和论证，本书提供了一个能够解释这些矛盾的理论基础，即美国权力的阶级支配理论。

支配意味着某一团体或阶级的命令能在相对较少反抗的情况下被执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一团体或阶级能够建立起日常生活中被遵守的规则和规范。支配，换个说法，就是大的分配性权力（distributive power）的制度化后果。以企业共同体为基础的，老板和高级执行官的上层阶级，在这一定义下就是一个支配阶级，因为他们拥有的各种分配性权力的累积效果导致了大多数美国人接受他们的政策。在美国，行为的例行方式依据的是企业共同体所需要的规则和规范，它们能够让企业共同体保持不断增长和获利。

支配阶级的总体分配性权力首先是建立在它所掌握的结构性经济权力的基础上，支配阶级之所以能掌握这种权力是因为它的成员都是各个企业的老板和高级执行官，这些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出售商品和服务以获取利润。企业共同体成员所掌握的投资或撤资，以及雇用或解雇员工的权力，导致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由选举产生的官员试图尽其所能地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氛围，以避免因经济衰退而下台。这一结构性权力又通过复杂的政策研制网络制定新政策的能力而得到增强，而上层阶级之所以能制度化这一网络则是因为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关联使得企业共同体产生了足够的团结，在几十年里始终维系这样一种努力。

但是，如果宪法所包含的谈判和妥协不曾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两党制的话，即使是这些权力也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极端的阶级支配体系。在两党制中，南北两方的富人分别控制了其中一党。无论在过去和现在，这都反过来又造成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笔竞选献金的、个性导向的候选人竞选过程。政党初选制度就是对这样一个狭小的两党制的调适，而这又为某些反叛的自由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提供了机会。(https://www.daowen.com)

结构性经济权力和两党控制，加上苦心经营的舆论塑造网络，导致了这样一种政体的形成，在其中很少或没有组织化的公共舆论可以超越权力精英内部经过辩论以后设置的限制。不存在相应的组织基础来形成替代性的公共舆论，而且直到现在，政治体系中也不存在一个将替代性信息传递给政府的渠道。

最后，国父们精心设计的分立和紧缩的政府体系导致了一个相对较小的联邦政府，很容易被富有的和高度组织的私人所渗透和影响，不管后者是通过国会、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还是立法机构。结果是，在“谁受益”“谁统治”和“谁获胜”这三种权力指标中，大公司的老板和经理人都得到了很高的分数。他们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制中的同类人获得的财富和收入都要多得多，他们通过权力精英在关键的政府职位和决策制定团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代表。在那些政府立法考虑的议题上，他们赢的时候比输的时候要多得多——尽管在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劳工斗争时，由于内部不够团结，他们曾经被击败，有组织劳工从此变得更加独立，收入和权力也比过去任何时候所拥有的都要多。

许多美国人都有一种赋权的感觉，这缘于他们所拥有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在体制中上升的信念。那些拥有文凭和（或）稳定工作的人有一种受尊重的感觉，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对普通收入者或低收入者的公开歧视。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仍然能够保留希望，因为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他们在帮助扩大妇女、有色人种和同性恋者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必然加总为分配性权力。在个人自由和权利增加的同一时期，公司权力也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工会数量骤减、自由派—劳工联盟陷入分裂。这一分析意味着，尽管存在个体自由和选举权的扩展，但是阶级支配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