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马克·B.N.汉森）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人工记忆（hypomnesis）的时代，相互关联的技术环境构建了这个时代。”在贝尔纳·斯蒂格勒看来，记忆这个概念涉及广泛的历史范围。斯蒂格勒瞄准了一个时刻，即记忆的“工业化模式”经历着根本改变的时刻，而且他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这个时刻。斯蒂格勒认为，今天的技术辅助记忆手段（iPod、智能手机、GPS导航，以及个人数字辅助设施，更不用说互联网）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东西总是与天然记忆（anamnesis）结合在一起。斯蒂格勒从柏拉图那里借用了天然记忆这一概念，用它来指具体的记忆行为。一切都与人工记忆（通过技术手段将记忆外化）如何与天然记忆不可分割有关。斯蒂格勒的记忆史可以被理解成这些术语的生态变化史。当今的计算机记忆辅助设施（数字化记忆辅助设施）与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记录的工业化记忆辅助手段（如摄影、录音、拍电影）不同。当今的计算机辅助记忆创造了一种“相互关联的人工记忆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接受者被放到了发送者的位置”。大众传媒（从广播到全球电视直播）将消费与生产分开。而今天的微技术及微技术所服务的社会网络却与此不同，它让消费与生产相连。斯蒂格勒认为，如果你能用这些技术来进行消费，那么你也能够用它们来进行生产。

这就是为什么斯蒂格勒将数字化记忆辅助设施视为鼓动者，“人工记忆联合生态环境”就是在数字化记忆辅助设施的鼓动下形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这些数字化记忆辅助设施与书写的相似之处多于它们与电影、电视之类的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似之处。正如有文化的公民之所以能读能写，是因为他们受过文化训练，或多或少地经历了艰难的塑造过程。数字时代的公民也是如此，他们在网络化通信中获得能力，他们身上体现了步骤逻辑。在步骤逻辑中，发送和接受是对称的、交错复杂的行为。在两种情况下，塑造这一步骤得到的回报都是创造力，是运用标准化的技术来表达自我的能力。在斯蒂格勒看来，这一能力与广播媒介的特点——被动接受——截然相反。斯蒂格勒主张的新的“人工记忆联合生态环境”将会相应地开启技术与记忆之间的新合作。这个合作将胜过记忆技术（mnemotechniques，以人工手段储存个人记忆是从表意文字到印刷革命的人工记忆的特点），也将胜过记忆科技（mnemotechnologies，将记忆嵌入技术系统之中，这个系统根据记忆自身的逻辑来对记忆发布指令）。自我表达是可能的，因而自我外化也是可能的。重提这一点，当今的数字化记忆辅助设施就能重新恢复人与技术共同发展这一关系中积极的一面。我们甚至可以说，数字化记忆辅助设施将记忆技能与记忆科技融合起来了。用人工的方式支持个人（以及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存在于一个更大的记忆科技环境之中，并在其中得到滋养。这个系统就是互联网。

在对记忆以及西方历史中记忆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之后，斯蒂格勒援引了当代数字化记忆辅助设施。从他的第一部著作——《技术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系列丛书的第一卷《伊比米修斯之错》（1994），到他论福柯“关爱”概念的这部最新作品（《小心留意》，第一卷，2008年出版），斯蒂格勒对人类与技术之间的“根本”关系一直感兴趣。在法国古生物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斯蒂格勒将原始人化石与燧石取火工具之间的偶然关系解释为：人类不是一个仅仅在基因方面能进化的物种，人类在“基因之外”［或用斯蒂格勒的话来说，“以非生命的方式”（epiphylogentically）］也能进化。人类通过工具、物品、语言、以技术手段建立记忆库的方式将自己外化，使自己得到进化。从这方面来讲，技术不是某种外部、偶然的东西，而是人类的一个根本维度——事实上，它是压倒一切的必要维度。斯蒂格勒在文中解释说，这种技术观为柏拉图的技术观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对应物。尽管柏拉图对人工记忆的价值有深刻认识（《美诺篇》），但他最终还是把人工记忆当作谬误抛弃了（《斐德罗篇》）。在斯蒂格勒看来（他追随了他的导师雅克·德里达的观点），柏拉图的这种抛弃表明了西方哲学对技术这一主题的敌对态度。

就记忆而言，人与技术这种根本的原始联系以“记忆的有限性”这种形式出现。由于我们的记忆能力有限，因此我们需要记忆辅助设施。并且，至柏拉图开始对记忆现象进行理论讨论以来，之后相继产生的“天然”记忆和人工记忆生态就决定了两种记忆在我们整个历史中的不同功能和不同价值。如果我们了解柏拉图的观点——或者这样说，如果我们了解柏拉图观点中的一个方面——人工记忆是一种药，这种药既是一个礼物，也是一个威胁（因为如果依赖人工记忆，我们就不会那么迫切地要去训练自己的记忆了），那么我们就会从德里达那里了解到，技术外化——或替补——是记忆逻辑和记忆功能中最本质、最不可化约的一个方面。正是由于技术染指了记忆，记忆才被历史化，记忆才分裂成不同的时代，斯蒂格勒——他追随了德里达，以及语言学家西尔万·奥鲁（Sylvain Auroux）——称之为“语法化”（grammatization），即：符号、痕迹或文字等形式为天然记忆营造了一个人工记忆环境，记忆以这些形式得以外化。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时代包括石器工具时代、表意书写时代、字母文字时代、模拟及数字记录时代，以及现在的数字化及互联网时代。不同具体历史时代中的天然记忆有不同的技术配置。这些时代无论是被当作单独个体来看，还是被当作一个集体来看，它们都表明了一点：所有的记忆都是人工记忆。这里又阐明了为什么一切都跟人工记忆如何与天然记忆不可分割这一点相关。(https://www.daowen.com)

由于记忆对人工手段的依赖，技术问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正如斯蒂格勒所言，人工记忆环境要么与天然记忆（产生记忆的具体行为）“发生联系”，要么与天然记忆“中断联系”。当人工记忆环境与天然记忆发生联系时，人工记忆辅助设施把记忆用于有意义的、具有象征特点的实践，用来构建社群。相反，当人工记忆环境与天然记忆中断了联系时，它促进的是文化产业的利益（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言），促进的是“控制社会”（如德勒兹所言）。它使人变得仅仅是个消费者，被动接受预先打包了的、标准化了的商品以及泛滥的媒体信息，根本没有希望能变成生产者。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如果那些为了私利而对我们的欲望进行剥削的产业掌控了记忆科技时，依赖人工记忆辅助设施会使我们在操纵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与记忆术能医治遗忘、具有药效这个逻辑保持一致），同样还是这些记忆辅助设施，通过它们，人们生产意义的能力有望得到拓展，面向未来的社群有望形成（这就是斯蒂格勒所说的“超越个体”，他在这一点上追随了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的观点）。再次重申，一切都与人工记忆与天然记忆如何密不可分相关，与政治斗争相关。这些政治斗争必须，而且只能通过技术才能得胜，虽然技术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但同时也威胁着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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