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记忆的问题

这个假设的背景是哲学中的一个古老话题。正如我们已经提到，柏拉图将其阐述为人工记忆，米歇尔·福柯（1997）旧话重提，称其为人工设施（hypomnémata）。

通过当代记忆设备，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认知功能外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越来越多地将知识委托给设备，委托给服务行业，而服务行业将知识网络化，对知识进行控制，使知识变得形式化、模式化，甚至可能还会摧毁知识。某些技术专门针对某些形式的知识，这些知识形式超越了我们的能力。就此而言，它们使“人类显得过时”。面对它们的霸权，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迷茫，内心越来越空虚。〔2〕因此，汽车越是被改进，我们越是不知道该如何开车。最终，随着这类帮助变成了自动选择，这是导航系统的主要形式，司机将完全被GPS辅助驾驶替代，我们将丧失对自己的觉动机制的控制。我们越是把构成了我们生活经纬的渺小任务委托给装备和现代服务产业，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肤浅：我们不仅将失去我们的技能，而且还会失去我们“如何过得好的诀窍”。我们只剩下一件事可做：盲目、被动地消费。我们被剥夺了知识以及知识带来的好处。即使我们不会变得过时，我们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只要能让人变得强大的还是知识。

以技术为支撑的服务型经济管理着我们这个高度工业化的时代，使它变得形式化，柏拉图所描绘的人工记忆被有效地重新搬上了舞台。如果我们所谓的工业化从广义上来说是指通过记忆科技手段去复制生产者的动力行为成为普遍现象，那么高度工业化就是指通过记忆科技手段去复制消费者的动力行为成为普遍现象。随着生产者的动作被复制，生产者的技能被传递给了机器，生产者变成了“无产阶级”。同样，高度工业化剥夺了消费者们“如何过得好的技能”，同时还一箭双雕地剥夺了他们的个性。〔3〕简言之，消费者不过是变成了消费能力的例子。也就是说，消费主义肆无忌惮，消费者从而成了对世界进行肆无忌惮的破坏行为的代理人。

在《柏拉图的药》（“Plato's Pharmacy”）中，雅克·德里达（1981）“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主要是以对柏拉图的《斐德罗篇》的阅读为基础。德里达展示了这个对话如何让书写这一复杂的人工记忆方式与哲学概念中的天然记忆水火不容。哲学概念中的天然记忆指的是“记忆”，或“回忆”。在柏拉图看来，天然记忆指的是一种可被理解的、必要的、真实的认知形式。德里达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中将痕迹描绘成一种替补逻辑，随后，他颠覆了柏拉图将内部记忆与内部记忆的外部痕迹置于对立位置的企图。德里达表明，让鲜活记忆与外部的、已死去的记忆（记忆辅助设施）互相对立，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恰好是作为一种替补的外化了的记忆构成了可被认知的鲜活记忆。〔4〕结果，德里达说，西方形而上学中的静态对立必须被动态构成取代：人们不该从等级制或总体系统方面来思考，而是必须从过程方面来思考。具体而言，德里达把这个过程称为延异（différance）〔5〕。(https://www.daowen.com)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很明确，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描绘了记忆被外化，结果记忆受到损害。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所有的生存层面上，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的无力感（即使说不上是无能感）中，苏格拉底所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今天都经历了。而恰好是在数字网络卓绝的记忆力让我们越来越适应了人类记忆的无限性（它可被无限激发，无限获取）的这一刻，我们清晰地体会到了这一点。〔6〕

我们意欲抵抗内部记忆的特权，但是，在场经历将外化视为失去记忆，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让人工记忆问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人工记忆关乎一场斗争的成败。那是一场为了记忆政治的斗争，更准确地说，是一场为了构建可持续人工记忆环境的斗争。一旦达到了高度工业化阶段，记忆外化、知识外化的影响将会变得无限巨大，其控制力将被增强。想想控制社会里的认知产业和文化产业如何将神经化学行为及核苷酸序列变得程式化，想想记忆与知识的神经生物学基质如何被铭刻于历史之中——我们必须把这个历史当作一个语法化的过程来分析，生物技术是其最新阶段，纳米技术将紧随其后——关于记忆的生物政治问题赫然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