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系统
沟通理论一般在主体概念和社会概念之间起作用。沟通的目的或效果据说是为了创造一种共性或共识状态，个体差异被置之一旁。“如何超越个人特征是所有沟通理论面临的核心挑战”（Chang，1996：39）。当单个主体的个人知识进入公共领域时，“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概念意味着某些沟通会将原本内在的、个人独有的东西变成外在的、集体所有的东西。这样的沟通将包括外部与内部、精神事件与社会事件的合并与交融。
近来，沟通这个概念追随了被称为“后形而上学”的潮流。它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专注于思维、理性或意识这些个人是其唯一源泉的东西。“意识哲学的范式已被穷尽”（Habermas，1986，1：386）。正是沟通的社会性宣称要为哲学提供别样选择。要走出对理性和“理性主体”的理想主义态度造成的主观主义框架，“沟通理性”就是出路。哈伯马斯（Habermas）重视理性话语。理性话语在社会话语中形成，“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保持、重温共识——事实上，互相承认可接受批评的有法律效应的主张是这个共识的基础”（1：17）。哈伯马斯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及J.L.奥斯汀（J.L.Austin）与约翰R.塞尔（John R.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利用沟通理论，将语言哲学推向了关于沟通行为的社会理论。“沟通行为这个概念预先假定语言是实现某种理解的媒介。在理解的过程中，参与者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提出对彼此有法律效应的主张，这个主张可以被人接受，也可以被人质疑”（1：99）。
然而，张正平（Briankle Chang）中肯地指出，这个模式的交互主体不仅没有使人走出，反而强调了身份形成中的主观意识：“将沟通理解成‘超越差异’反映了一个未明说的主观主义观点……现代沟通理论对这个观点借用颇多……最终导致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稳定价值：身份重于差异，不变重于改变”（1996：ⅹⅰ）。理论设备本来是为了给沟通社会身份中的个体差异提供媒介，而沟通理论建立在交互主体这个概念之上，依靠的是语言代码这个概念（如雅各布森的“元语言”功能）。这样，通信中的传输模式恰恰又被悄悄地运回了理论设备中。在这样的理解中，“代码是成功交流的钥匙，因为它为沟通者提供了翻译的标准”（Chang，1996：58）。在这个语境下，这就意味着存在着这样一种机制，通过它，一个大脑中的内容能被有效地“翻译”或者完好无损地搬迁到另一个大脑中去。问题不仅仅在于这种传输模式难以维持，而且还在于这是一个循环论证：“交互主体是解释如何超越个体特征的关键术语，代码这个概念只不过是其理论代表之一……代码之所以能保证信息的顺利传播，正是应为它具有交互主体”（59）。正如德里达在明显看起来不是比喻性的哲学文本中注意到了比喻的游戏，张在沟通理论文本中发现了循环的比喻游戏，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类比推理，一条将交互主体与沟通视为可以互相替代的原则”，通过这种方式，“二者以结成对子的比喻出现”（64—65）。
通过引出交互主体对传输模式的暗中依赖，张成功地解构了交互主体，但这又将沟通社会理论引向了何处呢？社会系统理论家尼古拉斯·卢曼的工作是打破这个僵局的一种途径。“沟通”也是他的社会系统论中的主要术语。在卢曼的理论中，卢曼用“操作循环”（operational circularity）或“递归功能”（recursive functionality）取代张所揭示的交互主体传输模式中的逻辑循环。而“操作循环”“递归功能”是自创生（autopoietic）系统的基础。自创生系统“通过系统本身生产并再生产系统作为一个单元所需的一切”（Lumann，2002：161）。
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社会系统和心理系统明显属于不同种类，而交互主体模糊了两个概念的操作界线，所以，交互主体这个概念不够清楚连贯。卢曼的模式有一个基本前提——“操作封闭性”，它使自创生系统能自我指涉。这种系统不能在自己的界线之外操作：只有封闭，系统才可能存在。大脑（交互主体的“主体”）也是一个自创生系统：精神系统对理解进行加工，生产/再生产出意识。从定义上来讲，精神也具有操作封闭性，意识不可能直接对社会环境施加影响；同时，社会系统生产/再生产出来的沟通也无法对社会环境中的大脑产生影响，而是精神系统的自创生行为形成恰当的形式，构成内部理解和认知，沟通以这种形式造成影响。
卢曼的模式显然让以交互主体的方式传输的社会沟通这个论述显得问题重重。“系统论方法强调沟通本身的出现。什么东西都没有被转移”（Luhmann，2002：160）。一切都在飞速传送的过程中被建构（重新建构）。沟通当然会发生，但它是自我建构、自我维护的。“只有沟通才能使沟通成为可能”（Luhmann，2002：156）。而沟通的发生完全以社会系统操作的封闭性为基础。在这个社会系统中，不是“主体”，而是意识系统、精神系统与各种媒介系统一道，共居于环境之中。在这个机制中，语言和其他符号代码（以及属于它们的不成熟的技术手段）位于沟通结构之中，但并未涉足实质性的跨界传输模式（见16章，“语言”）。在所有情况下，自主的社会系统和自主的精神系统都通过内在元素实现自我建构。这些过程之所以能有某种程度的协作，不是由于自主的社会系统和自主的精神系统被分配了共同的内容，而是由于“结构性连接”，是由于事实上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是“共同演化”的现象。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出现及维护是严格自我指涉的。然而，精神系统与社会系统在各自的环境中若不与另一方连接出现，不通过意义媒介彼此沟通，那么两者连出现的机会都根本不会有。
卢曼对社会系统论的认识论建构是通信本构模型现有的最强有力的代表形式。哈伯马斯避开前面我们考察过的信息论模式，卢曼却将信息论激烈地扩大化、复杂化。卢曼将沟通阐述为“三种不同选择的综合，即信息的选择，对所选信息的表达（Mitteilung，传达）的选择，对这个表达方式或信息的理解或误解的选择”（Luhmann，2002：157）。可见卢曼模式包含了香农模式的每个方面。卢曼模式剥除了主体或精神所暗示的“源头”和“目的地”，重新将其描述成社会系统自创生循环网络中的地址或“连接点”（163）。社会系统的脉搏随着不断生成的冗余与选择而律动（160）。也就是说，每一个律动或周期都包括从记忆或对环境的建构中去选择信息，然后挑选“表达”——选择代码模式——进行进一步加工。
整个机制如此自我循环：“首先只有理解了表达与信息之间的差异……沟通才可能发生。这一点将沟通与仅仅是对他人行为的理解区别开来”（Luhmann，2002：157）。理解仅仅属于精神系统，它与沟通系统接连出现，却与沟通系统有所不同。以在某个环境下挥手这个行为的意识参与为例：意识可以把这个行为处理成仅仅是理解挥手这个行为，或者是把它理解成随意的行动，或者是把它视为传达了某种信息——一种特殊手势或表达，表示问候或警告，或者任何其他意思。理解则必须从各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然而，“理解不是仅对他人意识的表达进行复制，而是存在于沟通系统中。理解是连接并进一步走向沟通的前提，因此也是社会系统自创生的前提”（Luhmann，2002：158）。如果有人挥手回应，那么他就是在继续维持社会系统。
人们将在对某些理解的阐释中形成的心理共鸣、意识参与视为沟通，而卢曼对沟通的理解却与此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误解”——未能达成共识——能够很容易地就被认为阻碍沟通。只要社会系统能够让沟通事件彼此相连，从而能让社会系统自创生，对社会系统的理解便可到此为止。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系统的演化是开放的，媒介生态与社会系统共同演化，并且媒介生态是社会系统演化过程中随环境而生的副产品。媒介生态与社会系统的改变给沟通主题的变化造成重要影响，并且改变着社会组织形式。但是，媒介生态与社会系统并不能最终决定沟通如何自我延续。
参考文献及建议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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