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控制论
N.凯瑟琳·海尔斯
控制论兴旺了大约三十年，时间大致是从1940年到1970年，然后它就突然从学术界消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控制论从此没了踪影。目前，只有美国和欧洲几所大学设置了控制论系（其中最著名的是洛杉矶加州大学和雷丁大学）。然而，控制论并不是完全消失了，它只是流过了广袤的学术探索的冲积平原，转眼之间变得既无处可寻，又处处可见。在某种意义上，它比什么时候都更重要，它的开创性工作给人们带来的灵感和宏观框架胜过了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作的贡献。对媒介研究来说，控制论仍然是一个核心方向，这主要体现在人与智能机器各自内部，以及彼此之间各种信息流通的方式上。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将控制论定义为一个与一切信息流动有关的领域，它包括生物系统、机械系统，甚至宇宙系统。帕斯克的这个定义预示了媒介研究与控制论的关系。如今，人们重新在仿真和计算机背景下对信息展开了新的想象。控制论复出，成为一个讨论活跃的领域。
众所周知，控制论这个术语是诺伯特·维纳杜撰的，由希腊词“掌舵人”改变而成。人们很早就知道反馈机制（克特希比奥斯［Ktesibios］的水钟就是这样一种装置）。18世纪（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机的调节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动物生理学中的稳态系统）都能见到反馈机制。然而，直到20世纪早期，传统的反馈闭环与现代信息概念相连后，控制论才成为了一个讨论的话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控制论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初现端倪，194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标志着它走向了成熟。一篇是奥图罗·罗森布鲁斯（Auturo Rosenblueth）、诺伯特·维纳和朱利安·比格洛（Julian Bigelow）的《行为，目的与目的论》（“Behavior，Purpose and Teleology”）。另一篇是瓦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瓦伦·皮茨（Warren Pitts）的《内在于神经活动中的思维逻辑计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从一开始，控制论就被构想成这样一个领域：它创造的框架既包括生物系统，也包括机械系统。这一雄心在诺伯特·维纳于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或在动物和机械中的通信和控制的科学》一书中阐述得很明白。在梅西基金会于1943年至1952年召开的会议中，大部分讨论都围绕着人—动物—机器之间的比较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一论点展开。人们拿相对简单的机制——香农的电子“鼠”，威廉·格雷·沃尔特（William Grey Walter）的电子“龟”，维纳的“飞蛾”和“臭虫”——与相较之下复杂得多的动物系统和人类系统做类比。
麦卡洛克和皮茨的文章中所呈现的神经元模型恰好印证了这种比较的合理性。皮茨证明的定理表明，神经元模型能表达任何能被普适图灵机验证的命题。人和动物的神经元（不管是单独行动，还是在神经网络中以组的方式行动）能够完成运算，这一点有力地支撑了机器组织和生物组织都是控制实体这一观点。另一个早期控制论的关键点就是香农的信息论，以及诺伯特·维纳提出的相似理论。香农-维纳的方法将信息定义为一种信息概率功能，他将信息与背景剥离，结果就导致信息与意义剥离。将信息构想成一种不同基质、不同实体间的无形流动，抹掉信息的背景是其中的关键步骤。香农的理论十分有力，很快就被电子工程以外的广大领域采用，其中包括通信理论、语言学、心理学，并最终导致汉斯·莫拉维克宣称：人脑不过是一种信息模式，它可以以任何一种媒介方式得以再现。因此，莫拉维克说，将人脑上传到计算机上，而且不丢失任何关键的东西，这一点在未来几十年之内可能做得到。这个观点造就了当代控制论的发展趋势：将复杂的生物过程与相对简单的机械过程相提并论。如今，人们认为这个趋势预示着后生物时代的来临：人类的肉身一直背负着演化的负担，但人类将摆脱肉身的纠缠而获得自由，他们可以栖居于任何一种自己中意的计算设施，只要它内存够大，处理能力够强。
然而，一直都有研究者提醒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实体和背景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英国神经生理学家唐纳德·麦凯（Donald MacKay）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理论：由于接收者是具体的个人，并且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之中，信息给接收者带来改变，因此麦凯将信息定义成一种与这种改变有关的东西。然而，香农-维纳模式占了上风，因为它产生的信息是一种可持续量化的东西，而麦凯模式，恰恰因为它传播的是一种更丰富、更复杂意义上的信息，人们难以对它进行确切量化。
事实上，控制论可以被视为一场斗争：一方认为，要得到可靠、有效的结果，就必须简单化；另一方则认为，要得到更丰富的模式，就必须复杂化，虽然这样会损害“鲁棒性”（见14章，“技术”）。我曾经在别的地方指出，控制论的历史可以被理解成三个阶段。从那以后，显然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第四个阶段。我们需要相应地更新年表。我们先从1996年说起，我在那一年提出了三个阶段论。
在1943年至1960年这个阶段，自我平衡、脱离载体的信息，以及自我调节是控制论研究的核心，同时，人们还用简单的机制来代替复杂的生物组织。因为控制论将内嵌于环境之中的组织/机制视为可以从环境中独立开来的实体，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控制论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控制论力争简单化。到了1960年至1985年这段时间，天平向包含了复杂性的第二阶段倾斜。说它复杂，这是因为观察者被视为系统的构成部分。人们讨论自返性（reflexivity），即转移焦点，将框架机制带入视野，将观察者引入系统，而不是假定有一个外在的观察者（人们一般情况下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既关注控制系统，又关注控制系统的观察者，这个阶段被称为控制论的第二阶段。海因茨·冯·弗尔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的《观察系统》（Observing Systems）可谓一语双关，它既可指某人在观察一个系统，也可指某人是一个系统：他在观察，并且反过来可以被另一个观察者观察，而且这个“另一个观察者”也可以被下一个观察者观察，如此延伸，无穷无尽。《观察系统》这个标题可谓绝妙地显示了控制论第二阶段的自反特点。
自创生理论由温贝托·马图亚纳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开创。在这个理论中，观察者起负面作用，观察者对系统有自己的理解，而系统则按自己的方式生产，两者完全是两码事。虽然观察者与环境或动物行为之间可能发生因果关系，自创生理论却认为，在这样的生命系统中，一切都是按照系统自己的组织方式发生，而且系统总会管用，系统总能不断生产和自我生产。系统外部的事件能够诱发系统内部事件，但信息并非经由环境传递给自创生系统。这个前提允许重建信息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但仅限于以自反性闭环的方式在系统边界线以内流通。
正如我在1996年提到的那样，第三阶段可以被理解成虚拟性。如我们所见，控制论从一开始就注重理解情报、消息、信号如何在系统内运作，倾向于暗示人们能在这个框架内理解人类、动物和机器。从这个理论视角来看，媒介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媒介有储存、传输、处理信息这些区别性的能力。控制论视角意味着人类和动物都是控制论机制，人类和动物也是媒介，因为他们也有储存、传输、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麦卡洛克-皮茨神经元暗示的那样，在当代，将身体构建成信息媒介，其表现形式就是将身体与其他媒介结合，尤其是与互联网与万维网等计算机媒介结合。Cyber这个前缀能使人们想起控制论的历史，赛博空间的虚拟性名噪一时，正是虚拟性铭刻了人与控制论历史之间看不见的关系。
虽然跟第二阶段自创生系统的自反范式不同，但今天的虚拟性看起来已经转而进入了一种再次让画框与图画纠缠不清的社会境况。一二十年以前，人们对虚拟世界的讨论颇为热烈，虚拟世界即“赛博”世界，它与真实世界不同，其中的典型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波尔希默斯（Polhemus）头盔，它用密密麻麻的电线限定使用者的身体活动范围。如今，那个约束框架更有可能不是由虚拟现实头盔构成，而是由微机的图形用户界面构成。无处不在、灵活性强、稳定性强的媒介越来越想让虚拟现实头盔靠边站。今天的媒介不将虚拟现实构建成一个与真实世界截然分开的世界，相反，它倾向于跳出条条框框，将虚拟信息和虚拟功能放到真实的地方、真实的物体上。移动电话、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无线电频率识别牌，另外还有嵌入式传感器和促动器，在这些东西创造的环境里，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第四阶段的特点就是虚拟与真实的融合，“混合现实”不失为一种妥当的叫法。
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在《状物》（Shaping Things）一书中提出用一个新术语“虚实体”（spime）来描述这种状况。虚实体的轨迹可沿空间和时间进行追踪，无线电识别技术能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个功能。然而，斯特林构想的这个术语不仅仅指这些设备本身，它还暗示着一种转变，即从将物体视为主要现实转为将物体理解为计算机环境下的数据，人们可以设计它、获取它、管理它，并让它参与循环，流入其他物体。物体不过是这些综合过程的硬拷贝输出。虚实体“首先是，而且经常是一组关系，偶尔才是物体”（Sterling，2005：77）。虚实体“与物质物体无关，相反，与虚实体有关的是它从哪里来，在哪里，在那里停留多久，何时离开，下一步会发生什么”（109）。在这里，信息在所有媒介中流动，数据流在无处不在的计算机环境中畅行无阻，戈登·帕斯克认为，这是控制论定义开花后结的果。
在对走出常规框架的计算机设施进行补充时，有研究者认为控制论可能存在着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控制论与系统内的信息流动有关，第二阶段的控制论与观察者与系统的互动有关，第三阶段的控制论与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如何构建观察者有关。例如，阿努尔夫·奥安（Arnulf Hauan）和容-阿里尔·约翰内森（Jon-Arild Johannessen）就认为，观察者位于社会网络之中，并被社会网络建构，第三阶段的控制论就是要对这种建构进行考察。文森特·肯尼（Vincent Kenny）和菲利普·博克瑟（Philip Boxer）援引了拉康和马图拉纳，以探讨在语言群体中，观察者如何被建构。其余的理论家将第三阶段的控制论与复杂适应系统相连，他们认为控制论第二阶段的自创生模式不足以应对复杂系统的潜能，不能演变并适应多主体、多动因的环境。
从一开始，控制论的社会、文化、理论影响就一直与它喜欢重新规划边界线有关。第一阶段的控制论打破了将生物组织与机器区分开来的界线，然而它却暗中在周围划了一条界线，将观察者排除在了这个框架之外。第二阶段的控制论重新划定了边界线，将观察者以及系统（或者用马图拉纳或瓦雷拉的话来说，系统就是信息封闭的自创生系统加上看着这个系统的观察者）都包括了进来。第三阶段的控制论再次划定边界线，将观察者和系统定位于更复杂、网络化、有适应性、共同演进的环境之中。在这个环境下，普适技术和混合现实系统作为催化剂，信息和数据自由流动。
控制论传统中还有一个跟划定边界线同样强烈的爱好，即构建框架的冲动，在这个框架中，动物、人类、机器各得其所。随着计算机媒体的重要性和力量的增强，人们更倾向于把这个框架视为特指计算过程，而非仅仅是指信息的流动。一些科学家，如史蒂芬·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和爱德华·弗雷德金（Edward Fredkin）提出的观点可谓终极版本的扩展边界线行动，他们认为宇宙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这台计算机不断地通过计算过程产生物理现实。计算过程既孕育了现实，它本身也是现实。这个观点对于人们理解现实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弗雷德金看来，例如，时间和空间，实际上所有的物理现实，都是离散的，而非连续的。这一观点还将焦点由信息流动转向了计算过程，这就为重新构想信息开辟了新途径。
在最近的一次报告中，弗雷德金提出了“阐释过程决定信息意义”的观点，尽管弗雷德金并未详细阐述这个观点（除了以MP3播放器通过翻译数字文件来创造音乐为例），这个构想在控制论传统中却根深蒂固。在控制论传统精心构造的框架之内，人们可以用相似的条件来理解组织行为和机器行为。同时，这一构想远远超越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控制论。因为这个构想提出了一个更容易实施、更具体化的信息。确切地说，这个构想改变了“阐释”的含义，也改变了“含义”的含义，具有开拓性。这样看的话，信息天生是个过程，天生讲究语境，而且语境由阐释机制具体决定。这些过程不仅在意识中发生，也在潜认知语境和无认知语境中发生。这些步骤在生物中是如此发生，在机械中也是如此发生。以计算机为例，当电压与二进制代码对应时，计算机给出一种含义。当计算机运用C++之类的高级程序时，计算机呈现的是另一种对人类来说比一串串的0和1更易理解的另一种含义。当C++被用来产生出更便捷的屏幕显示和操作行为时，计算机呈现的又是另外一种含义。部分人类认知是在语境中产生，它包括了传感器处理，即分析来自环境中的信息，并在这个语境下赋予信息以意义。这些过程中所产生的含义到达中枢神经系统时得到进一步阐述、转化。而当中枢神经系统与新大脑皮层相互作用时，这些含义将再次被转化，最终产生有意识的思想。
我们前面说了，唐纳德·麦凯是具身化信息论的先驱，他已经构想了一系列具有等级关系且互相关联的语境，这些语境包括了潜认知过程，在这一点上，麦凯的构想比弗雷德金的构想先行了一步。麦凯坚持认为，例如，“只有通过充分综合由信息激发的全部基本反馈所定义的基本符号，人们才能全面掌握一则消息的含义。这些基本符号可能包含发自内心的反应、荷尔蒙分泌等诸如此类的东西”（1969：42）。弗雷德金的构想增添了一种理解含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将含义扩大到机械的、非人类的过程。将“理解”与局部、潜认知及非认知挂钩，“理解”就不再仅仅是指发生于意识之中的高级过程。相反，它成为一种分布于各个层面的行为。传统上，哲学家将意图的“目的性”视为认知的试金石，而输入通过特定的局部过程转化为输出，在某种形式的输入和一种输出之间确立关系，这就构成了弗雷德金所说的意图的“目的性”。将接受的整体语境分解为许多局部语境，弗雷德金的构想使得过程至少可以被部分可靠量化，许多局部语境已经有了可行的量化尺度，如电压、处理速度、计算机的比特每秒，以及人类的神经反应、恢复体力的速度等。这个构想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让人们将这些潜认知和非认知过程不仅仅视为是对有意识思想的贡献，潜认知和非认知过程本身就是理解行为和意义行为。
弗雷德金的构想为探索控制论对媒介研究的贡献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例子（反之亦然）。尽管在一本以媒介研究批评术语为题的书中看起来会显得奇怪，但我还是想问，究竟何谓“媒介”？虽然媒介二字无处不在，但几年前我寻找这个词的定义时，却发现选择少得可怜。看似人人都知道何谓媒介，但几乎没人能说出这个术语的确切含义。我理想中的定义没有麦克卢汉的定义那么宽泛（“任何我们自己的延伸”，它包括例如道路这样的东西，也包括榔头和语言），但也不像字典提供的定义那样狭窄（一般来说是“任何储存、传输、处理数据的东西”）。根据安纳格瑞特·海特曼（Annagret Heitman）提出的模式，我认为可以通过四个主要层面的分析来理解媒介，它实际上起到了通过具体事项来给出定义的功能：物质层面、技术层面、符号层面、社会语境层面。物质层面具体指媒介的物理构成。对台式机而言，这包括芯片、电路、显示屏等。技术层面具体指物质对象如何运作。对计算机而言，这包括硬件软件分析，硬件软件的相互作用及二者之间的联系。符号层面是指媒介的基本功能，我将它理解为通信的实施。对计算机而言，它包括二进制代码、脚本语言、编译语言和解释语言，以及互联网协议。社会语境层面不仅包括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方式，而且还包括生产硬件软件的公司，将硬件软件传播到人群中去的市场机制，以及维修、维护产业，等等。
显然，计算机被称为媒介当之无愧。因为即使是一台独立的不能上网的计算机，它也能使个人用户得到交流。而且，计算机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台孤立的设备，因为它依赖密集的、各有分工，同时又高度集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包括写代码的程序员，设计计算机的软件工程师，为这些操作制定具体标准的组织，以及许多社会、文化、技术过程。有了这个网络特点，再加上媒介与集成数字设备的结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网络化的可编程机（或者用约翰·凯利［John Cayley］所说的程序机——Programmatons）是当代最重要、最广泛的媒介。
回到控制论与媒介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将重点讲控制论做出的三大主要贡献：将反馈闭环与信息的量化定义相连；为分析动物、人类、机器之间的控制与通信提供了理论框架；生产出了实现这些想法的产品，如从麦卡洛克-皮茨的神经元模式到沉浸式虚拟现实显示系统之类（CAVE）的虚拟现实平台，以及最近的互联网和万维网。计算机媒介的物质水平和技术水平与控制论产品相对应，而符号层面向来被理解成信息的流动，社会语境包括任何计算机之间的各种反馈闭环。各种反馈闭环不断地重新规划布置全世界人们的社会、经济、技术状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计算机媒介就不仅仅是在延续控制论传统，我们可以说，计算机媒介是控制论与媒介相互构建的主要领域。
我们现在回头再考虑一下计算宇宙学如何既促进了控制论的发展，又如何同时在控制论的促动下得到发展，这一行动让人想到控制论中很重要的递归反馈闭环。正如我在其他地方也谈到过的一样，当代可编程机力量强大，无处不在，是可编程机催生了计算宇宙学这个概念。网络化的可程序化的媒介能做的事太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迫切需要将媒介操作与自然界类比。不仅如此，反馈闭环又回到当代计算机技术领域，赋予了计算机以自然语言的权威地位，让它取代了传统上由数学公式担当的角色。正如哈罗德·莫罗维茨（Harold Morowitz）及其他人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可以用公式来建立模型，而且有确切答案的相对简单的系统正在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拒绝数学公式，且只能通过计算仿真进行研究的复杂适应系统，21世纪正在见证这一变化。莫罗维茨认为，仿真之于20世纪和21世纪，正如微积分之于18世纪和19世纪。反馈闭环在人与计算机之间、仿真的自主主体与主体所运行的环境之间、当代宇宙计算机的技术与理论之间递归循环。这些反馈闭环既是媒介研究的中心话题，也是媒介研究的驱动力，媒介研究最重要、最核心的话题都在那些驱动力下产生。(https://www.daowen.com)
正如控制论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消失，却重新出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计算在宇宙计算机里被扩大到宇宙的范围，消失于构成宇宙的一切材料中，这个事实的确有些反讽。当一个东西成了物质现实的基础，并且通过计算不断地生成这个世界及我们所知的一切，这时，你还能只是把它称为媒介吗？这里我们又碰上了一个控制论中如果说不上是矛盾但也隐约有些悖论意味的遗产——人工系统——因为它简单，能被全面理解，能帮助人们理解作为控制系统的复杂得多的生物体，但它同时又颠覆了人工与自然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如果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那么计算机岂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自然”的物体吗？正如布鲁诺·拉图尔已经表明的，自然/文化的杂合远非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控制论野心勃勃地要创造一个对机器和人体同样适用的框架，它已成为推动20世纪和21世纪思想的力量之一。这个思想认为，要用计算机术语来理解大脑/身体，将计算机视为认知者，它能演化发展，其方式跟人类作为思维主体的出现别无二致。
既然计算机也是媒介，那么将身体视为媒介就完全是一种控制论的行为。从传统上来讲，“媒介”一直主要被理解成人工物体或人工系统，但正如我们所见，控制论就是想打破这个区分。而且，由于通过超声波、核磁共振成像、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以及正电子断层扫描，人们能获得人体的影像。虽然人们将人体置于自然/文化这个区分的一端，而将媒介置于另一端，这些能透视人体内部的技术却使这个区分变得界线不定。在线节目“可视的人类”和冈特·冯·哈根（Gunter Von Hagen）的“人体世界”展览，这些广受关注的努力进一步将人体感官是媒介这个观念传播进人们的文化想象之中。伯纳黛特·维根斯坦提出要“重新规划身体批评这一支，将其纳入新媒介批评”，这是一个可以预见得到的策略。她认为“媒介及围绕传媒的话题实际上已经占据了个人身体的位置，···…［而且］……已经恰好出现在了原来代表我们身体的媒介的位置。换言之，媒介已经成了身体”（2006，121）。我对此有不同看法。我想提醒的是，不该就这么轻易地让身体与媒介混为一谈，从而让将人体与计算机媒介联系起来的反馈闭环就此从人们眼前消失。反馈闭环毕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星座，它能以不同的方式揭示控制论是如何还在继续指引着当代思想的。
用进化论的术语来理解，这些发生于文化与计算机领域的递归反馈闭环生成了一种共同演进的动力。在我们称之为技术创世纪的现象中，计算机媒体与人类相互修订、相互影响、相互建构。这些共同演进意味着什么，它将走向何方，这些都是人们现在激烈讨论的问题。在形形色色的讨论中，跨人类主义（transhumanist）是其中的一个极端。汉斯·莫拉维克和克兹维尔预言：在未来几十年之内，人类意识将能够被上传到计算机上，从而真正地实现不朽。但是，人类组织与即便是最复杂的计算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考虑到这一点，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及其他人提醒说：实现这一步要花很长的时间，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还有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主要代表的人认为，应该对人体与控制论技术之间的界限严防死守，确保人类不会丧失其生物遗产和进化遗产。马克·汉森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他认可技术创世纪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在理解人与数字媒体的关系时，具身化的观察者应该处于理解的核心地位。
莫拉维克和其他人认为，21世纪中期人们将见证“独特时刻”——那时将发生剧烈变化，人类的本质将永远被改变。我的观点是，这个预言忽视了生物组织与计算机之间的巨大差别，也抹杀了智人成为一个显著物种以来的漫长历史。人类直立行走的开始、语言的出现、工具的发明和使用越来越复杂，速度越来越快，这些都不可扭转地改变了生物、文化和人类的认知。形形色色的观点中有另一个极端，福山的基要主义观点将“人类本质”拜物化，这同样是反历史的，也是站不住脚的。技术创世纪是当今塑造着人类的重要力量之一，实际上亿万年来一直如此。20世纪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我们可以预见，这一趋势在21世纪还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强的力量继续下去（当然，我们得假定环境灾难和核战争之类的天翻地覆的事件不会从本质上改变这场游戏的性质）。在我看来，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密切关注身体与计算机媒介的质料性，清楚地了解身体与计算机媒介之间的递归反馈闭环，将身体与机器放到具体的语境下，揭示意义是如何在许多阐释信息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这才是负责任的理论。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控制论的三大贡献——将信息与反馈相连；创造一种以相似条件理解人类和机器的框架；创造各种产品，使这些观点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没有控制论的贡献，当代媒介研究简直不可想象。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有句名言“媒介决定我们的境况”。由基特勒开创，并由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等人进一步推动的媒介考古学；马克·汉森和贝尔纳·斯蒂格勒探讨的技术创世纪；史蒂芬·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fram）和爱德华·弗雷德金提出的宇宙计算机假设，以及其他无数作品的贡献，无不以明显或微妙的方式归功于控制论四次浪潮中的前卫观点。如果控制论在今天看似已被缩减成了一个在文化中处处回响的前缀，那是因为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已经稳稳当当地进入了构成当代思想的原料库。记住控制论的历史不仅能提醒我们控制论让我们获益良多，而且还提醒我们必须保持控制论的前提，不让它从我们的眼前消失。这样，在寻找以更好的方式去想象、创造一个加强生命、肯定生命的未来时，我们就能以开启了控制论运动的先驱们的非凡精神，继续对我们所做的假设进行拷问。
参考文献及建议阅读书目
Dupuy，Jean-Pierre.2009.On the Origins of Cognitive Science：The Mechanization of Mind.Cambridge，MA：MIT Press.
Haraway，Donna J.1990.“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In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149-82.New York：Routledge.
Hayles，N.Katherine.1999.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ims，Steve J.1991.The Cybernetics Group.Cambridge，MA：MIT Press.
MacKay，Donald.1969.Information，Mechanism，and Meaning.Cambridge，MA：MIT Press.
Maturana，Humberto R.，and Francisco J.Varela.1991.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New York：Springer.
Shannon，Claude E.，and Warren Weaver.［1948］1998.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terling，Bruce.2005.Shaping Things.Cambridge，MA：MIT Press.
Varela，Francisco J.，Evan Thompson，and Eleanor Rosche.1992.The Embodied Mind：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Cambridge，MA：MIT Press.
Von Foerester，Heinz 2002.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Essays on Cybernetics and Cognition.New York：Springer.
Wegenstein，Bernadette.2006.Getting Under the Skin：Body and Media Theory.Cambridge，MA：MIT Press.
Wiener，Norbert.1965.Cybernetics，or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2nd ed.Cambridge，MA：MIT Press.
Wolfram，Stephen.2002.A New Kind of Science.New York：Wolfram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