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通信

自20世纪中期以后，基特勒的媒介后人类主义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概念方面的通用卡，提高了通信与媒介之间的筹码。电话系统是一种通信媒介，信息话语即是起源于对电话系统操作所进行的数学-物理处理，它意图将通信概念和媒介概念一并囊括。香农和韦弗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主要实际目的是想量化电话所传输的内容。信息无须对意义进行定性考虑，只需对所承载的信号进行演算（见第11章，“信息”）。这个概念带来了一个效果：人们在考虑通信媒介时，既不用考虑社会特殊性，也不用考虑技术基础设施，而是只需考虑控制论中的控制概念，这个概念普遍存在，统治一切。信息论“可能看似激动人心，因为它让一些人们在战争、官僚机构、日常生活中早已熟稔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科技概念。信息不再仅仅是原始数据、军事后勤或电话号码。它是理解宇宙的原则”（Peters，1999：23）。

DNA“解码”碰巧与信息论的历史发展相吻合。“遗传信息”这个暗喻让信息是把万能钥匙这个概念更加广泛地被人们接受，它能打开物质、能量、生命中所有的未解之谜。“占统治地位的信息学”这个说法阐明了此观点的基本逻辑：“通信学及现代生物学都是以一个共同行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将世界转换成一个编码问题”（Haraway，1991：164）。用我们一直在考察的术语来说，将世界转换成“一个编码问题”就是将信息总体化：人们将信号从物质或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发送端、接收端、信道中概括出来，给通信重新定位，它既不看重误差反馈，也不看重循环纠错，而是关注不可更改的单向信息流动——信源只能是指令发布者与控制器。哈拉维接着说：“信息是一种可被量化的元素（单元或单元基础），它的量可被普遍转换，从而让工具力量畅行无阻（也即所谓有效通信）。中断通信是对工具力量的最大威胁”（164）。这个批评表明，对“占统治地位的信息学”的抵抗离不开对控制系统的破坏。但在《电子人宣言》（“A Cyborg Manifesto”）的别处，哈拉维建议的实践则要更加温和，“中断通信”并不意味着破坏，而是意味着重新部署通信媒介的信息工具，其中一点就是转向叙述媒介，以求社会反馈。通信对抗将使系统开门迎接新可能，建设新结构。

尽管《电子人宣言》在反经典科幻小说时并未提及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但莱姆对苏联控制论研究采取的东欧视角在当时已经与香农的信息论联系在一起了，莱姆已经开始了哈拉维所预见的工作（参见Gerovitch，2002）。譬如，《赛博利亚特：控制论时代的寓言》（The Cyberiad：Fables for the Cybernetic Age）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莱姆就谈到过“把世界转换成一个编码问题”的欲望。在“第六个莎莉：特鲁尔（Trurl）和克劳伯修斯（Klaupaucius）如何制造出第二类恶魔来打败海盗普格（Pugg）”这个故事中，莱姆用熵这个概念将能量与信息联系了起来。他的“第二类恶魔”重新从信息学的角度利用了麦克斯韦的恶魔。“第二类恶魔”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70年思想实验的一部分。这位科学家试图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挑个漏洞”（参见Clarke，2001：chap.4）。

莱姆一直强调，香农的通信数学理论通过计算信息概率将信息量化。“第六个莎莉”则通过从能量领域的熵跨越到信息领域的熵，指出观察者的社会可变性以及媒介的物质复杂性，讽刺了通信的意义如何因此变得不确定。机器人制造大师特鲁尔和克劳伯修斯被一个百眼怪物食人魔囚禁。食人魔住在一个被称为“黑垃圾”的废弃了的垃圾场，那里无比荒凉。食人魔囤积的信息堆积成山：“金银……对我毫无用处……因为我只收集宝贵的事实，纯粹的真理，无价的知识。总之，一切有价值的信息”（Lem，1985：148—49）。“一切都是信息”，普格接着说，在这里，莱姆做了一个过分简单的概括，把“信息”比作大脑（150）。但正如11章讨论的那样，在信息论中，由于每个系统有其特殊性，而且观察者的角度不同，信息的“价值”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如果“一切都是信息”——或者，这里再次表明，如果一切都可以不针对任何个人而转换成“一个编码问题”——那么，哪条信息都并不比别的信息更重要。也就是说，每条信息都毫无价值。具体的通信群体以及媒介通道各有其相关可能性，如果未对各种可能性加以区分，那么信息的价值就已然作废。香农把熵作为衡量信息的尺度，莱姆紧抓香农在使用熵这个术语时谈到的增加信息冗余度这一点，他的寓言以新的方式幽默地讲述了垃圾能量导致维多利亚时期的热力学噩梦“热寂”产生的故事——这是宇宙中热力学熵的最大值——世界热寂于信息垃圾。它不是一个能量耗尽的死寂世界，而是充斥着无用的、仅存于纸上的东西。(https://www.daowen.com)

我想说的是，信息的本构模型是信息论的最佳重述。信息不是一种意义绝对、数量绝对的本体论式的功能。信息是相对的。观察者是信息的构成部分，信息与观察者的素质相关。通信必须通过信道处理，因此，信息也与观察者在整个信道中所处的位置有关。在香农的图表中，媒介通道包括了“噪声源”，这表明，通信媒介的物质性总会造成发送出的信息与接收到的信息之间可能有所不同。噪音即“是抵达信息的组成部分，却不是发送信息的组成部分”的所有信息。但什么是“有意义的信号”？什么是“无意义的信号”？这要看观察者的位置：“概率中的术语随机的意义是相对的，噪音相对被它干扰的信息来说是随机的，虽然这个噪音在另一个系统中其原因可能是十分确定的”（Paulson，1988：67）。混乱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发送者在选择发送内容时可能含糊不清，或者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衰减，这些都可能导致稳定性变差。但从通信目的来看，也可以正面看待噪音和混乱。针对信息接收的不同情况，不确定信息也可以被转换成新信息。

这个铜玩意儿是人间通信奇迹。电流沉默不语，却在闪烁中将消息传到远方，整夜不休。消息发出了上千，听众却没有一个。有多少人听到了特里斯特罗（Tristero）的秘密？同时还听到了它的流亡？……有谁知道？……现在，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数字计算机的迷宫中行走，0和1在上面结对出现，就像电话一样稳稳地挂着，左面，右面，前面，很多，多得没有尽头。在象形文字一样的街道背后，要么有一个超验的意义，要么唯有大地（Pynchon，1990：180—81）。

《拍卖第四十九批》的结尾部分精彩地设定了一种信息接收状况不定的情形（标题所说的事件在小说结束之后才发生）。这个结尾让奥狄芭·马斯处于一种对一个名为特里斯特罗的秘密组织的现实存在感到不确定的状态。第四十九批被拍卖时，她将收到信息，但信息的值却悬在0和无限之间的某个地方。更确切地说，品钦将他的读者悬了起来：一边是对来自外部的意义有无穷的欲望——世界上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传递这种意义——另一边是对超越欲望的超越，即接受我们这个不确定世界的内在价值。无论是通过媒介所作的表述，还是强加给表述的意义，信息都是观察者的事，而观察者在社会网络和技术网络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观察系统运转时，他们身处系统之其中，同时被系统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