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新媒介
马克·B.N.汉森
新媒介这个术语已经流传如此之广，以至于它似乎毫无特指性。在我们身边，“新”媒介无处不在。我们用“新”媒介设施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无论是工作、玩耍，还是获取资讯、与朋友熟人交流，我们都离不开新媒介。同时，由于近来对旁路技术的研究，那些明日黄花——如对角镜、电磁电报、五官轮廓测量仪——重新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人们已经就新媒介著书立说，一方面将其视为数字技术汇聚的结果；或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阐述所有媒介在诞生之时所具有的新颖性。剖析这些当代课题，它们之间的关系即便说不上是错综复杂，那也至少是相互补充，而“新媒介”这一核心术语的含混性或二重性是造成这种关系的根源。
“新媒介”既是单数，也是复数。当人们引入、传播新媒介这个概念时，新媒介指的既是一个本质不同的新型媒介，也是许多种媒介，甚至是每一种媒介。媒介革新自古以来就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新媒介的复数特点与此宏观辩证法携手共进；而新媒介的单数特点则表明，我们今天可能恰好是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僵局：事实上媒介可能会与技术手段分离，然而恰恰是通过技术手段，一个文化才能储存它的知识和历史（见第13章，“硬件/软件/湿件”）。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情况：媒介（指的是经验的储存、宣传、散播）已经与其自身的技术基础设施相分离，与计算机网络和机器相分离，然而恰好是这些东西撑起了我们所说的媒介的半壁江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将怎样理解人类及地球生命的未来命运？这些都是“新媒介”所谓的“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新媒介的两张面孔——单数面孔和复数面孔——都是在媒介革新辩证法这一共同基础之上出现的：通过改变经验生产的条件，也就是说，新媒介带来了新的东西，但新媒介也破坏了现有的生存模式——如生理模式、心理模式、集体生活模式。匮乏与补充的融合成了许多批评家所说的西方思想中媒介革新的基本场景，即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书写这一新媒介的思考。书写具有药的地位，它既是毒药，也是解药，既是对记忆的威胁，也是对记忆的延伸。修斯（Theuth）神话清楚地展现了这一深刻的含混性。埃及的神修思创造了书写，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说：
在谈到书写时，修斯对（埃及国王塔姆斯［Thamus］）说：“哦，国王陛下，我这门学问将会使埃及人民变得更加智慧，能提高他们的记忆力；我的发现是治疗记忆和智慧的良方。”但是国王回答道：“哦，多才多艺的人啊，对一个人而言，他可以用才艺来创造艺术品；而对另一个人而言，他倒是要衡量一下才艺给使用才艺的人所带来的利弊。书写出自你，因而你对书写充满喜爱，然而你与自己的喜爱之情争辩，这一点恰好暴露了书写的反面效果。如果人们学会了书写，遗忘将在他们的灵魂中扎根，他们再也不会去操练记忆，因为他们可以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他们再也不会发自内心地记住东西，相反，他们只能通过外部记号的手段记住东西。你所发现的不是记忆的良方，而是记忆的提示器。你给你信徒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仅仅是智慧的赝品。”
修斯对书写有所保留不无道理。这个神话抓住了最根本的二重性。从书写发明以来，这种二重性就一直在驱使着媒介革新：每一种新媒介的操作方式都是将某些人类认知、记忆功能外化，每一种新媒介都有得也有失。既然这样，即使书写会导致先天记忆术的衰退，但它也能为先天记忆提供外部补充，而这种补充将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因为信息在激增，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个驱动媒介革新的根本二重性常常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柏拉图就运用了赫西俄德（Hesiodic）关于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的神话，来描绘人的独特性，同时也抓住了我们严重依赖技术这一特点。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柏拉图的重要细节：爱比米修斯肩负着一个使命：用合适的力量将凡人武装起来。在分配能力时，他遵循的是补偿原则，他将生存的能力赋予每个生灵。他不是特别聪明，因为他把所有的能力都用到了牲畜身上，给人类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兄弟普罗米修斯不得不去偷窃天火，因此名垂千古。难怪普罗米修斯比爱比米修斯更出名。正因为我们有了来自普罗米修斯的遗产，所以柏拉图说，我们人类“也吃了天神的仙丹”。通过运用火的艺术，也就是说，通过使用技术，我们因此也有别于其他一切动物。对火的运用导致人类能清楚地发声，能给事物命名，能发明“房屋、衣服、鞋子和床”。火的运用导致了农业的产生。我们还可以将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和新媒介添到柏拉图所开列的清单上去。在许多人看来，新媒介、新技术导致了我们对自然的控制越来越强大，而且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如今甚至连生命本身也能控制。
由于从神那里偷窃了天火，普罗米修斯遭受了无穷的惩罚，这一点不应该忘记。事实上，恰好是神话中的这一点在我们的历史中一再出现，在大规模技术变革发生时一再出现。仅举一个例子，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在《弗兰肯斯坦：或当代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or the Modern Prometheus）中将维克托·弗兰肯斯坦塑造成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科学家，他盗取了生命的火花，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个故事是在对工业化进行批评吗？这个故事是在呼吁以恰当的方式繁殖后代吗？我们权且将雪莱故事中寓言方面的问题搁置一旁。此处重要的地方在于这个故事是在祈求普罗米修斯注意到这一点：人类与新技术有关系，但关系暧昧。任何普罗米修斯式的进步似乎总免不了与恐惧相伴：我们越界了，我们引进了某种会残害我们“天然”生命的东西。我们只需要想想电影刚刚出现时，人们心中涌现的焦虑，其范围包括了从生理方面（电影会破坏我们的视力）到道德方面（电影会迎合我们的低级冲动）。或者想想今天围绕着基因工程和干细胞研究而出现的种种焦虑。这个神话的核心内容长盛不衰，它似乎指向了跟适应新事物有关的辩证法：新媒介引入的经验模式挑战了人们所熟悉的东西。在变得从文化上能够为人所接受的过程中，或者在“自然化”的过程中，新媒介必定会惹人焦虑不安、抵挡抗拒，甚至招人敌视。这个辩证法中的普罗米修斯维度强调了一个事实：这种焦虑并非琐碎，亦非误导。相反，这是人类在体验文化变革时的一个根本维度。
正是这个媒介革新中的辩证法让我们能深入理解加拿大媒介研究前沿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作品。他的作品常常被人误解，却影响深远。在《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1964）及其他各种文本中，从汽车到计算机，麦克卢汉对媒介进行了全面总结，他将媒介描写成既是人类身体的延伸，也是人类身体的自我截肢。对麦克卢汉来说，媒介技术的发展（直至那个时候所谓的当代电子技术）是神经系统的外化。如果用今天的术语，我们可能会这样描述：人类认知能力以技术的形式分布于环境之中。麦克卢汉在谈论新媒介这个话题时，也许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他一直致力于将媒介形式与媒介运用相结合。事实上，正是这一点绝佳地预见了如今所谓Web2.0社交网络技术的发展，它将网络时代内容（运用）与形式（技术）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性展现到了极致。人们普遍简单地将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者，然而情况远非如此，如今麦克卢汉可以被视为一名深刻的社会分析家（他过去一直是）。在说到“媒介即信息”时，麦克卢汉显然并不是为了推进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教条；相反，让某种特殊媒介造成大规模社会影响，这才是他寻求建立并要推到最前沿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又不是指个人和群体对特殊媒介的具体部署及运用。麦克卢汉的观点是，广泛采用某种特殊媒介会带来不同程度乃至更高程度的影响，其影响程度远高于人们用这个媒介来传输这样或那样的内容。媒介不可能没有内容，即便是这样，也能够这样，但如果将一个媒介的社会影响简化为这个媒介所传输的内容，那么对于伴随着信息处理和信息消费文化的技术变革而出现的深刻变化，人们就会视而不见。
麦克卢汉的《古登堡星系》（Gutenberg Galaxy，1962）比《理解媒介》稍早出版。活字印刷的发明及其催生的印刷革命带来了变革性影响，这就是这本书的核心。虽然麦克卢汉分析了书籍储存、传播知识的作用，正如其标题所说，但他的核心要点是谈论与印刷术相伴而生，且已变得今非昔比的意识形态。对麦克卢汉来说，从手稿文化变成印刷文化，需要靠感官来传播、整合的经验势必崩溃，人们将会喜欢视觉的暴政。
为了集中精力讨论印刷这种新媒介带来的深刻的物质影响，麦克卢汉强调了个人经验的疏离，而其他学者们却避开了这一点。在《为变化作代理的印刷术》（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1979）这本重要研究著作中，伊丽莎白·艾森斯坦分析了印刷术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具体地说，她指出，由于印刷是一种标准化形式，它储存、传播信息的能量之大，前所未有。通过运用经验主义方法，艾森斯坦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一点：活字印刷的发明以及印刷革命在清教改革、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来说，艾森斯坦强调语言符号的标准化是印刷术的核心，而这一点则预示着19世纪媒介革命的发生，正如德国媒介科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分析的那样。在基特勒看来，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它们将不同的感官流（听觉、视觉、语言）中的书写、存储、传播区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标准化了的印刷术得到拓展，延伸到了其他实验性的范畴。有趣的是，本来这些学者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所肩负的使命上都极为不同，但数字技术的来临却使他们能以某种实验性的方式再次团结在一起，尽管麦克卢汉说的是乌托邦，基特勒说的是反乌托邦。
在《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Technics and Time：The Fault of Epimetheus）一书中，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将麦克卢汉对媒介的想象转变成了十足的技术演化哲学。自从人类成为一个物种那一刻起，人类就一直受到技术的调节，这是斯蒂格勒思想的核心观点。斯蒂格勒努力想要推翻西方哲学中技术的压迫，他要追随他的良师益友雅克·德里达的脚步，通过书写技术及其他延异技术以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正如德里达所说，他研究了从柏拉图的书写神话到让-雅克·卢梭的替补逻辑这些话题，书写的前身（这里可以理解为“元书写”，可重复的记号或字符）与言语或具体的书写体系的关系意味着意义总是源于延异，即差异、延迟。对于德里达那个关键概念——元书写，斯蒂格勒坚持认为有必要构想一个替补的历史，从而延异行为与具体的储存、传输技术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功能关系（见斯蒂格勒，“德里达与技术”）。斯蒂格勒将延异或元书写称为“半超验”领域，这个“半超验”领域通过物质基础设施显露面目，并在世界上任何给定时刻里产生功效，这样一来，斯蒂格勒就让这个“半超验”领域与物质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相对关系。因此，“先前”成为一个悖论，从任何“源头（或在场）抽离”成为一个悖论，“先前”“从在场抽离”变得与让其面目延迟显现的技术条件紧密相连。
正如其《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的副标题“爱比米修斯的错误”所说，斯蒂格勒以赫西俄德神话及其遗产爱比米修斯（这是一个关键人物，但被忽视了）为路径，开始与这个从一开始就具有悖论特点的人物进行协商。斯蒂格勒有个观点颇有说服力，他坚持认为，如果爱比米修斯没有犯那个“错误”的话——他最早犯下了遗忘这个过错，导致“自然的”人类赤身裸体，无法自保，从而需要技术来进行替补——那么普罗米修斯这个人物，以及他所表现的技术变革的辩证法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在斯蒂格勒的解读中，这个神话表现了人类的“原初技术性”，以及人类一直都依赖技术，并且与技术共同进化这个事实。通过利用古生物学对早期取火工具的研究，斯蒂格勒凸显了有机皮质与无机燧石之间的根本关联，并视之为人类的基本特征：从一开始，人类就不仅在基因方面产生进化，而且在文化方面也产生进化。也就是说，以文化艺术品以及客观记忆支撑物的形式将人类的知识技能和集体记忆外化。当然这就意味着可以用一系列漫长的“新媒介”革命来概括人类进化的特点。物质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进化与技术的进化相互关联；一长串曾经新颖的新媒介清单仅仅是这个共同进化的索引。人类与技术相交（斯蒂格勒称之为“顿悟创生”，即以非生命形式进行的进化），与此相伴产生了各种人类进化形式。这样讲的话，斯蒂格勒的观点就是，人类发展及基因进化过程与技术媒介之间具有“本质的”联系。技术媒介是人类生命的各种感官模式、理解模式、认知模式、集体模式的对象或外部支撑物，这是普遍的观点。然而在这里，技术媒介就是不折不扣的人类必不可少、相依为命的关联物。当代认知科学家讲到“认知分布”，用这个来描述知识、技能、记忆通过媒介得以外化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透过媒介研究的镜头来看这一点时，认知科学家们真正强调的却是：调节如何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础本身。人类真的就是活在媒介世界之中，也就是说，活在一种向来具有技术特点的媒介之中。
为了避免让媒介听起来显得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过于浓厚，仿佛媒介单单就是为了支持人类进化发展进程才存在似的，所以我们需要指出一点，即媒介在越来越向记录经验和时间的技术形式靠拢。因此，媒介如今参与到了技术演化发展的过程之中。至少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媒介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合格的自主性。在引发人们注意到这个严肃现实这一点上，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作品胜过任何其他批评文集。在《1800—1900的话语网络》及《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基特勒讲述了媒介的历史，他从字母长期垄断储存谈到19世纪媒介的衍化，最后谈到以数字代码及计算机处理形式出现的当代融媒体。技术带来物质生产（它生产现实），技术既不准备去适应，也不受人类经验中感官和理解阈值的限制。技术的这一点值得欣赏，这是基特勒的媒介史的核心（见第14章，“技术”）。
从留声机革命（也就是留声机这种新媒介出现之后发生的革命）中发展而来的声音分析技术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技术的“合格的自主性”。人们在使用留声机时（从它被发明之初，到它近来的过时淘汰，当然现在它已转世投胎），主要用它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录音，并且让它与人类感官理解同步（也就是说，它包括把声音录下来，播出来，供人类消费）。但是，留声机具有记录超出人类听力范围的频率的能力，这让人们能够记录（或者标记）真实的声音流，真实的声音流并不受限于狭窄的人类模式。声音记录就是一个与自然语言决裂，与字母书写（通过技术手段来进行记录就有这个特点）决裂的例子。自然语言的记录是在字母的离散顺序上操作；声音的记录是在一个更加细粒度的离散的声音流上操作。其中有一种离散技术叫傅立叶分析，它通过区间（将不是周期的变成周期，变成无数频率系列）的方式对原通量进行分析。在基特勒看来，所谓傅立叶区间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以及为什么傅立叶区间会成为数字符号处理的典范——傅立叶区间用到了真实数据分析（一种数学技术，包括了整数间的连续取值），而且必须用真实数据分析。总结一下基特勒所讨论的技术，我们可以说，高频分析“标记”的真实流量以真实数字为母体，而字母分析则是以自然语言为母体。这就意味着用技术手段记录声音表示的是对系统保持真实，而不是对人类感官理解保持真实。实际上，在基特勒看来，这就是计算机操作的典范。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特勒会说计算机“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而人类“变得越来越纯属偶然”。
计算机对一种操作进行归纳（它以机器的形式做标记），计算机可能（而且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会入不了潮流，除非它能在社会上不断增生，广泛流传。正因为如此，计算机才标志着媒介与技术之间的必然分离。可以这么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媒介的技术基础设施不再与其表面特征具有同源性。留声机唱片上的沟槽生动地复制了人类能够理解的声音频率范围；胶卷在感光表面上对光线进行记录，复制了人眼可见的东西，然而在真正的计算机媒介中，储存技术与人类感官理解之间不需要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通过计算机屏幕（或其他界面）看，通过数字播放器听，通过计算机或数字设备处理数据，但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并不是对数据的视觉、听觉模拟。事实上，正如一些数字媒介艺术家所展现的，可以用不同的载体输出相同的数字数据，从而产生极为不同的媒介经验。先锋派新媒介理论家莱夫·马诺维奇从媒介表面与底层代码之间的分离这个角度来描述这种独特的情形：
媒介一般可被视为由两个层面构成：“文化层”及“计算机层”……因为新媒介是通过计算机创造、传播、储存、建档，因此计算机逻辑对媒介的传统文化逻辑产生重要影响，这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计算机层会影响文化层。计算机构建这个世界的模型的方式，再现数据的方式，允许我们对其进行操作的方式，所有计算机程序后面重要的操作行为（如搜索、匹配、分类、筛选），人机界面常识，等等，简言之，一切可以被称为计算机的本体论、认识论、语用论的东西都在对新媒介的文化层面、组织形式、新兴类别、内容造成影响。（2002，46）
马诺维奇将计算机媒介中的表面与代码联系了起来，将计算机媒介视为两种互相融合但又截然不容的两大文化传统——媒介传统与计算机传统——的遗产。在他看来（他的《新媒介语言》1999年首次出版，这一点必须强调），这两大传统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因为电影比喻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字数据如何被转换成了易被消费的媒介形式（人们只需想想视频游戏中的场景编辑，或者想想比如说2004年Circa网站上的引导页）。
虽然这可能是（或者可能已经是）一种对计算机媒体实际应用的恰当的分析，计算机有从本质上重绘我们的空间时间、经验的潜力，但对这个潜力的挖掘尚未开始（见Hansen，2004）。当我们谈论计算机处理在创造今日基本经验框架方面所起的广泛作用时，我们很难忽视这个现实：我们离不开技术调节机制。地理学家奈杰尔·思里夫特称之为“技术无意识”，我们不仅注意不到它，而且对我们而言，它根本就是深不可测。换句话说，视觉、听觉、触觉这些媒介形式是我们与信息宇宙之间的接口，然而它们与自己所调节的实际物质材料——暂存的数据流——之间不再具有同源性。虽然这些媒介形式仍然能够完美地捕获我们的经验数据流（虽然对认知时间过程的精密研究最新成果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但是这些媒介形式，跟被这些媒介形式所记录的经验一样，它们都只间接地与支撑着它们的深层次的计算机处理发生关系。考虑到技术与媒介的分离，我们必须把媒介两个截然不同的功能区别对待，互不混淆：一方面，将人类经验以可持续、可重复，从而也是可传播的方式外化；另一方面，要调节人类经验中非现象（或元现象）、时间精密的计算机处理，计算机处理日益成为基础设施，限定着我们在当今世界里的所有经验。当然，这两种情况下被调节的都是人类的经验，但两种情况所依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程序：第一个程序是传统感官调节，它调节的是人类经验本身（其内容是那个经验）；第二个程序是技术条件的调节，它使人类经验变得可能——也就是隐藏于当今世界真实经验之下的“先验的技术”。
Web2.0是一个笼统的术语，它包括了许多社交网络网站以及集体生成的档案（如维基百科），这些东西都是在2001年互联网公司泡沫破灭之后发展出来的，这个现象完美地阐释了上面提到的媒介功能的分化，同时也表明“先验的技术”完全具有社会维度和集体维度。通过充分利用网络提供的多对多连接，网络用户引发了“数字内容”的爆炸（博客、论坛、照片共享、视频动画，等等），这些东西使计算机媒介的功能的中心从储存转移到了生产，从记录个人经历转移到了生成集体在场以及连接本身。迄今为止（2009年），许多公司已经将确定媒介功能新中心这个事情本身当作商品来开发，其中包括诸如MySpace、Facebook、YouTube之类的平台。正如这些极受欢迎的平台及类似的社交网站所证实的那样，Web2.0与其说调节的是用户上传的内容，还不如说是连接本身，即通过上传内容就能与无数志趣相投的用户实现连接这一简单的能力。换句话说，这里调节的东西是大规模、多对多连接的技术能力，也就是能够实现这种新规模连接的整个计算机系统（虽然这种规模不需要，恐怕也很少会完全展现出来）。这真是一个麦克卢汉式的时刻，而其原因恰好是抛开一切可能被传播的内容而言，Web2.0涉及媒介环境的普遍改变——我可能会说，这完全不亚于媒介使命及调节本身的改变。(https://www.daowen.com)
如果新媒介所谓的“新”是方式新，如果计算机媒介跟以前所有媒介形式刚刚出现时所谓的新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的不同恰好指的是媒介在计算机网络时代的这个新使命。除了一如既往要对经验进行储存之外，今天的媒介还肩负着调节媒介状况的使命，也就是说，新计算机网络构成了当今的“技术无意识”，媒介为新计算机网络做了代理人。除了对单个用户储存的经验进行调节之外，媒介的传输——通过Flickr传输照片，或通过YouTube传输视频——它本身还要对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用户进行调节。简言之，它调节的是对连接这种新能力的保持，个人只要在多对多的计算机网络上发布自己（或自己的踪迹），他就能保持连接。商业化的Web2.0技术将这种影响完全引向人类社交网络这个目的，这种影响会达到何种程度，这个演化分歧在哪儿，这个媒介的新使命的“最大意义”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明晰。因为有一个基本事实：要通过Web2.0进行“社会”传播或网络传播，其基础是一个必须从结构上与媒介形式相分离的技术基础设施。如果要从社交媒介网站上获得经验，这就需要以一个技术逻辑为基础：从时间划分上来说，它要远比人类感官理解（及感官调节）的操作更加精细；从复杂程度上来说，它比（传统）媒介形式所能捕获的东西要复杂得多。媒介输出与技术基础之间的根本分离能够被缝合（而且已经被缝合），正如基特勒已经敏锐地指出，这一点见证了经济能力：利用计算机进行连接就能赚钱，Web2.0完美地展现了这个事实。脑中记住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就可以说，商业化的Web2.0技术恰好是通过消除媒介与技术之间的分离来进行操作的：用人们所熟悉的媒介形式进行传输，并且让人看不到计算机网络中新的“先验的技术”，于是我们就有了多对多连接这一新功能。
然而，一种新技术却是社交媒介成败的关键，它隐约指的是，如果连接本身就是目的，那么准确地说究竟可以实现何种程度的连接？这里连接不是指这些网络中的（传统）媒介真正共享了什么内容。Web2.0二代互联网模式下隐藏的技术逻辑成为人类经验的基础，连接与内容分享的分离已被接受（哪怕是程度最轻微的接受）就是证据。事实上，在大规模连接是人类的新能力这一方面，这一点的出现证明了我们愿意以与我们先前从未有过的方式去组织我们的经验，具体而言，就是这些媒介形式的功能与迄今为止所有的媒介功能都不同。考虑到这种新现象与社交媒介的商业利益之间的张力，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关于Web2.0的技术逻辑将带来何种革命性前景这一问题，社交媒介网站范式带来的审美变革就是这方面的洞见的一个主要源头。这类变革的系列范例可以在艺术家马里奥·克林格曼（Mario Klingemann）那里找到。他的作品以Flickr网站为基础，主要包括《窥视》《钟表》《在标签的海洋中航行》《图片迪斯科》《意识之岛》《树桩》。尽管这些作品各不相同，但克林格曼所有这些作品都包括要尽量利用社交媒介网络的技术处理。大规模数据集成及检索是社交媒介网络的基础。这样一来，这些作品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媒介的新使命——调节我们与计算机网络之间的间接关系——可能与一种新的审美经验齐头并进，同时出现。
克林格曼的第一个变革，《窥视》（Flickeur），正如其名字所暗示的，是窥探式地利用了Flickr上的照片共享。当上传到浏览器上时，《窥视》从Flickr这个网站上随机抓取图像，并且随机运用淡入、淡出、全景、跳跃剪辑等电影转换手法将其随机串起来，并配上循环的背景声音。随着《窥视》不停地抓取图像，一部“没完没了”的电影出现了。这部影片的未来开放、不确定。除此之外，它还缺乏内在的构成原则。选取图像依据的不是人类视觉听觉流的审美原则（也就是电影和以前所有视听媒介所遵循的原则），而是计算机算法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因此，人类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序列，而是一系列不断扩散的离散的视听事件。计算机网络执行克林格曼所设定的图像选择和图像组合算法，而且在时间上不断重复，这些东西才是视听事件的约束条件。这个作品并不产生任何固定的对象，事实上，每个例子都独一无二：如果有两台电脑同时从这个网站上下载东西，它们抓取的图像会不同，图像组合的方式也会不同。在《窥视》这个作品中，代替以前线性的、如同电影中的数据流的，是一个潜在图像组合的虚拟母体：它永远不可能变成真正的现实，无论有多少用户在何时从这个网站上下载东西。
这个作品的审美兴趣不在于图像的顺序，离散并置的图像可以令人吃惊，也可以饶有趣味，但这个作品的图像流绝对不是电影。然而，有一点的确有趣，这个作品要让观众明白计算机网络的技术逻辑：这些离散、随机组合的图像（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随机的）提供了与计算机网络的技术逻辑相类似的审美，从而使人们能以试验性的方式从审美上理解计算机的技术逻辑。通过这种方式，《窥视》这个作品揭示了以前人们在大量运用社交网站来共享媒介，并与其他用户连接时从未被明说的一点：社交网站的深层组织原则与人类的认知连接网络根本不具有同源性。但是《窥视》并非仅仅是揭示了一个技术逻辑而已，它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这个逻辑能够带来积极的审美效果，这也是这个作品为何足以成为范例的原因。因此，《窥视》所提供的审美经验对能对图像进行随机转换的技术过程进行了调节。与此同时，这个作品还在追问：以技术手段组织信息，这是否就不能为试验性合成产生出新的，特别是非电影的原则呢？严肃地说，《窥视》要我们追问：从离散的角度来看，如果生命用时间来度量，结果会如何呢？应该用什么审美内容来填充时间呢？
这样看来，《窥视》这部作品反对任何狭隘地将媒介（以及传播行为）等同于技术的行为。《窥视》中所说的媒介远远不是某种特殊技术（网络计算机）的直接结果，而是在新的技术“自主行为”的基础之上发出的一个邀请（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虽然在后一种情况里，技术逻辑的独特物质性是基础，但它之所以成其为一种媒介，恰好就是因为技术逻辑与人类审美经验之间有接口。然而，这个媒介发明的确有其新颖之处，它将人类经验朝一种储存、传输形式敞开，它的具身化形式（具体以网络计算机的形式）在时间处理水平上与人类的具身化行为大相径庭，并且大大超越了媒介的典型特征——时间范围。所以，“新媒介”指的远远不只是又出现了一种媒介，或某种后媒介状况，它应该被视为表达了这种新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表达指向了媒介本身使命的变化。新媒介不再仅仅是数字计算的技术后果，而且它还包括在我们生活中用处广泛的计算机的新作用：信息组织中新的技术逻辑可能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自我，有助于我们了解媒介及媒介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可能理解“新媒介”这个术语中所蕴含的东西，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不必努力去寻找每个新媒介的技术核心。因为如果今天的“新媒介”指的是一系列的当代技术、审美及社会发展，那么将这些东西聚拢的不是一种共同的技术基础，而是努力要在计算机的技术逻辑与人类经验之间建立接口。说到底，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新媒介才囊括了大众媒介的各种衍生物（网络及博客空间是形式有所变化的新闻传播），才囊括了那么的新玩意儿（iPods播放器、数字电视、可上网的手机、GPS设备），才囊括了那么多用这些衍生物及新玩意儿来对感官、情感、理解、社会、想象经验进行的试验（艺术品、新型社区、短暂而又反应灵敏的政党、文化比喻）？
这里所说的“新”跟以前的媒介形式在出现之初所表现出的“新”有所不同。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援引德国媒介理论家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关于计算机模拟其他媒介的讨论，尤其是埃里克·冯·霍恩博斯特尔（Erich von Hornbostel）的柏林声音档案这个例子。霍恩博斯特尔收集了濒临灭绝的民族蜡筒音乐唱片。今天我们能够欣赏到那些声音完全是因为计算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内窥式录音设备能够“读出”蜡筒唱片上的声音痕迹图，“通过算法将可视数据转化成声音，重新将蜡筒唱片翻译成可以听得见的声音”。一种失落了的“既老又新的媒介”从而又焕发了生命力，这完全是因为计算机与老的媒介形式不同。也就是说，计算机无视声音数据和视觉数据之间的审美差异和介质差异。准确地说，无视介质差异允许计算机能够通过一个接口来对另一个接口进行模拟。这里我们再次清楚看到媒介及传播已经如何改变了使命。它们不再主要对准人的感官经验层面，不再主要在人的感官经验层面上进行操作。从字面意义上来讲，计算机模拟了霍恩博斯特尔的蜡筒唱片，就是在对一种既老又新的媒介进行调节。然而，计算机模拟蜡筒唱片，其目的是为了我们人类的感官理解，这一点就是在宣告：人的角色绝非偶然。事实上，媒介在人类经验上有接口（尽管它忽视媒介在物质上的差异性），这恰恰是媒介之所以成为媒介的首要特点。
参考文献及建议阅读书目
Derrida，Jacques.1998.Of Grammatology，trans.G.Spivak.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isenstein，Elizabeth.1979.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rnst，Wolfgang.2006.“Dis/continuities：Does the Archive Become Metaphorical in Multi-Media Space？”In New Media/Old Media：A History and Theory Reader，ed.W.Chun and T.Keenan，105-24.New York：Routledge.
Hansen，Mark.2004.New Philosophy for New Media.Cambridge，MA：MIT Press.
Kittler，Friedrich.1999.Gramophone，Film，Typewriter，trans.G.Winthrop-Young and M.Wutz.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lingemann，Mario.“Quasimondo.”http://www.quasimondo.com.
Manovich，Lev.2002.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Cambridge，MA：MIT Press.
McLuhan，Marshall.1994.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ed.L.H.Lapham.Cambridge，MA：MIT Press.
Plato.2005.Phaedrus，trans.C.Rowe.New York：Penguin.
Stiegler，Bernard.1998.Technics and Time.Vol.1，The Fault of Epimetheus，trans.R.Beard-sworth and G.Collin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Derrida and Technology：Fidelity at the Limits of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rosthesis of Faith.”In Derrida and the Humanities：A Critical Reader，238-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