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软件。没有硬件。最终就是没有媒介？
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湿件离不开计算机，现在就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正如一些牢骚满腹的专家抱怨说，很少有用户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计算机（这似乎又是一个表明电脑与人脑类似的例子）。只要我们的个人电脑做了它该做的事，我们乐得将个人电脑的技术及审美奥义的探索问题外包给工程师和艺术家。何乐而不为呢？既然有合格的机械师，那么普通司机为什么要去研究复杂精细的内燃机呢？无知，信任专家，两方一拍即合。马克斯·韦伯在《科学作为一种职业》（“Science as a Vocation”）中指出，现代性给这个世界去魅，这是因为世界有被解释的潜在可能性，而不是因为事实上世界已经被解释。文中以有轨电车为例，这个例子的核心就是无知及专家信任：
除非他是名物理学家，否则有轨电车司机根本不知道车辆是如何动起来的。他也无须知道。有轨电车的表现“靠得住”，这就能让他感到满意。他的操作也是依据这个预期，至于要如何生产这样一辆车，并让这辆车动起来，他对此一无所知……智力程度越来越高，理性程度越来越高，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生活所处环境中的常识量理所当然地就会提高。这意味着别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有这样一种知识，或这样一种观念，只要人们希望学会什么东西，那么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学。因此，这就意味着从原则上来讲，没有任何东西是神秘的、不可计算的。相反，从原则上来说，通过计算，人们能够掌握一切东西。这意味着世界被去魅。
当然，有轨电车跟计算机有好些不同之处。我们不是向有轨电车去请教如何操作。然而，我们向计算机问关于计算机的问题，这种情况出现得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寻思有轨电车是如何操作的这个问题时，毫无疑问，车辆本身能运动，以及能从A地到达B地，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然而，对于多功能计算机这种情况，要问对问题却要困难得多。马丁·海德格尔脾气最暴躁的弟子冈特·安德斯控诉说，技术进步让我们变成了“反向的乌托邦分子”，而计算机对此指控的支持胜过所有其他的技术成就。乌托邦分子的想象超出了这个世界目前的能力，安德斯认为，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做不到的事：“乌托邦分子造不出他们所想象的东西，我们却想不出我们所造出的东西”（Anders，1981：96）。这不是不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问题，而是根本不了解计算机能够做出什么来，因为计算机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尽管有这些如同末世论的技术恐怖论，计算机仍然主要被视为灵活的工具，或人类的延伸，唯人类马首是瞻。但是，从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作品来看，这是软件造成的幻觉。当然，这种硬件/软件观有问题，而且太极端。但对计算机来说，通往智慧的道路可能需要用夸张来造就。基特勒那篇著名文章的标题——“没有软件”——就已包含了他的主要观点（1997，147—55）。他说，一切软件操作都能够被化约为基本硬件操作：
基本功能中有自动重启，为了安全起见，它被烙进了硅片，因此成了硬件的构成部分。离了它，不仅任何程序都不能启动，而且任何嵌入的微处理系统也不能启动。……任何从熵到信息的转变，从上百万个晶体管到电子势能差的转变，都不可避免地预设了重启这一物质事件……一切代码操作……都绝对要归结为局部字符串的操作，恐怕也就是归结为电压差的能指符。（150；着重符号原文就有）
跟前面提到的直截了当的定义相比，此处对硬件与软件的简化充满了历时久远的边界之争。基特勒拆穿软件的方法与19世纪时科学撬开人类的大脑，检查大脑如何工作的方法如出一辙。最终来讲，不存在软件这种东西，就跟不存在所谓思维或精神这种高级功能一样，二者同理：两者都不过是速度极快的配置、排列，都可以被简化为无数打开或关闭的微小电路，这些电路凿刻于用锡、骨头或塑料做成的空容器中。(https://www.daowen.com)
这个“后现代巴别塔”归根结底是以硬件配置为基础，“这明摆着就是处心积虑不让人弄懂”（1997，148）。这个事实让基特勒颇为懊恼。话题在这里已经从技术还原主义变成了由技术演变而来的意识形态批判了。许多操作系统，尤其是挂着Windows这种名头的软件，承诺绝无障碍，完全透明，而这些操作系统实际上是单向镜。就像看不见的警察在审讯犯罪嫌疑人，计算机看得见我们；而我们看着计算机时，却只能看见我们自己。我们被计算机的屏幕屏蔽掉了。软件能够“理解我们的欲望，能知道我们的需要，能预知结果，能建立联系，不用吩咐就能处理常规事务，能滤掉噪声提醒我们该做的事”（Stephenson：62）。我们自以为是我们的机器的主人，软件的这些能力就是为了让我们保持这个想法。计算机假装在制造工具，让用户以为自己才是制造工具的主人，也就是说，让用户把自己当作人类。“通过使用用户界面、用户友好，或者甚至是数据投影，这个产业已经抑制了人性，使人难以为人”（Kittler，1997：157）。正如上面所引的定义仍然还带着没完没了的物质与精神的界线之争造成的旧伤，这种软件批评中仍回响着古老的政治斗争：软件被视为人民的“新鸦片”。某些势力刻意不让广大用户占有数字化生产资料，这些势力掌管着软件的分配。（换句话说，微软的表现就像原来的天主教会，它们刻意阻碍教会的羔羊直接接触圣经。）因此，我们应当抛弃那些昂贵的软件，转而依靠计算机早期发展时所盛行的基于文本的电传打字界面。虽然我们不会掌握数字机器，但它会保证我们是在计算机最基本的操作层面上与超级媒体产生互动。至少我们是在跟那个马上就要将我们甩在后面的东西面对面（或信号对信号）。
这个观点太具有总体化特征了，完全把它颠倒过来并不费事。再想想这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媒介的历史主要是一系列的再调节行为（remediation），在这个过程中，旧媒介成了新媒介的内容。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数字技术极其看重这个再调节效果，因为它涉及能够模拟所有先辈的通用机。但正如阿里亚恩·马尔德（Arjen Mulder）指出，媒介能做的不仅仅是再调节，媒介让新老杂交，生成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而这对计算机的仿真实践至关重要：
仿真是将硬件翻译成软件。仿真使人们能在普通计算机上运行非常老的个人电脑程序，也能在普通计算机上运行仍然有待发展的个人电脑程序。……简言之，就是任何时候的任何硬件，以及它将来能够做的一切事。因为整个数字世界是由0和1构成，一台机器上就可以实现。而事实上，有不同类型的计算机，这表明了不同计算机公司之间有经济界线。这些经济界线不是由计算机媒介的特征造成的，而是由历史境况造成的。（Mulder，2006：295）
通过将一切数字化操作融为一体，变成“电压差的能指符”，基特勒让软件与硬件融为一体。通过强调数字世界是由0和1构成，马尔德将硬件降到了次要等级。但不管是强调电子物理特性，还是强调基本代码的能指符的明灭，其结果就是超越媒介。对基特勒这样的理论家来说，事实上，任何媒介都能被翻译成另外一种媒介，这是因为以前完全不同的数据流（图像，声音，文字）已经被转换成了数码、信号。媒介这个概念已经过时。“用数字，一切都办得到。调整、改变、同步、延迟、储存、移位、混杂、扫描、绘图——数字化基础上的媒介联合抹杀掉的恰恰就是媒介这个概念。”（Kittler，1999：2）对马尔德这类理论家而言，一切都能被转换成软件，这个事实导致了一样的结论：“如果计算机的硬件也能被转换成软件，并且其他再调节到了计算机上的‘媒介’不过是软件包，那么，我们谈论计算机时再去说媒介，这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296）我们面前摆着一个让人烦恼的结论：如果计算机真的从一开始就已被载入媒介理论，那么我们就是在与这样一套理论打交道，即这套理论从对计算机的期待中发展而来，但计算机的发展又让这套理论的对象过时。这也难怪那些做出如此诊断的人转向了其他研究项目。基特勒不再称自己为“媒介理论家”，他转向了受海德格尔启发的字母数字代码的历史研究，而马尔德则宣称“计算机时代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软件理论，而那远非媒介理论所能及”（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