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书写

莉迪娅·H.刘

骨头、石子、羊皮……这就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芬尼根守灵夜》中列出的原始物体的清单，清单上的东西能把书写与其他媒介区分开来。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书写让我们注意到三维象征物或二维表面（一切书写起于此，也止于此）有一个醒目的特点：它们寂静无声。只要能让我们将书写的生物机制视为一种技术，那么这个洞见就值得思考。但书写不是跟其他视觉代码和声音代码一样，也是一种表征体系吗？是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会在后面谈到书写的象征功能。我们在进入这个话题时，牢记下面这一点十分重要：书写首先是以一门技术的形式出现的。它是一种较早的发明，最早的文明、帝国、远距离贸易及交流、城市化都是由它造就促成。从泥简到微型集成电路片，书写至少包含了两个过程：第一，物质表面的准备，使符号或代码能被写于其上；第二，书写所需的人的动力技能（或机器人手臂，它是人的肢体的延伸）的协调。〔1〕在信息及计算机技术时代，书写越来越深入人类语言的生物机制。如今声音（包括语言）正在被转变成一种艺术品，文本到语音合成（text-to-speech，TTS）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2〕数据库、图书馆、博物馆、档案中心、全球通信网络这些东西中储存了海量的书写档案、印刷档案以及电子信息。这些东西进一步表明了书写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演变是多么深刻地塑造了现代生活及人类的未来，它跟我们的星球关系重大，跟星际生态关系重大。

没有书写，文明不可想象。〔3〕这一共识必然会要求人们对文明（及野蛮）这一概念本身重新进行批判性的评价，这一点至关重要，但这个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4〕只要书写的在场或缺场在明里暗里总被视为人类社会等级及其智力特点中的正项指标时，我们就需要回到一个基本的理解：书写是什么？书写做了什么？并且要问问为什么一般关于这个话题的话语总是那么重要。〔5〕在本论文中，我们指出并讨论了与书写有关的6个主要方面，思考这些方面与理解政治、技术、历史、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1）对于书写的起源，我们知道多少？起源问题是否不可避免，而且重要？（2）从何种意义上来讲文化对政治统治及帝国计划从古至今都至关重要？统治阶级、国家或帝国通过书写对民众实施了何种社会、区域、政治控制？（3）书写是通过何种文字及视觉媒介为人所知或可为人所知？字母书写及非字母书写是一方面，数学、密码书写符号是另一方面，在对意义的视觉/听觉/空间生产这一更宽泛的符号概念背景下，应该怎样对这两方面进行比较？（4）书写是如何从古代演变到印刷术的发明及大众媒介的出现的？这个问题与书写的技术维度有关，它开启了口头与文字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从视听感官统一体的机械化生产（复制）角度进行了探讨。（5）书写是言语的视觉再现吗？这一熟悉的话题引发了无数不同观点，其中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形而上学，以及文字学。我们的讨论将会突出这些观点与本文所讨论的其他方面的关联性。（6）最后，数字媒介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字母书写的观念，将我们带进了目前的状况，或带进了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的状况？

过去的100年已见证了伟大的考古发现，学者们能更加容易地对世界上的书写体系进行描述，对书写起源提出他们自己的假设。人们在各种文明中都明显地观察到书写源于图像，但就如何解读古代的符号，如美洲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并将其视为书写的例子，学者们对此看法不一。人们一般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字（或原始楔形文字）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腓尼基最早的辅音字母起源于公元前1200年。希腊字母的使用起源于公元前750年。〔6〕有直接的考古证据表明，发展成熟的汉字书写在公元前2000年的后四分之一时期就已经存在。〔7〕迄今已有的证据足以让学者们相信：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至少有四个原生文明分别发明了最早的书写形式。这些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城市化、劳动分工、剩余经济。它们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以及中美洲文明。

I.J.盖尔布（I.J.Gelb）将书写定义为“一种人类通过传统视觉标记，相互进行交流的体系”。他将标记符号视为完整书写体系的最初形式，并把这种符号称为“会意文字”（semasiographs）。〔8〕弗洛里安·库尔玛（Florian Coulmas）认为，当对一个物体的视觉呈现开始与记录物体的名字的书写体系有差别时，一种重要的概念转换就发生了。〔9〕（然而，库尔玛对“物体”的强调，以及对可以用来给物体命名的特点的强调，似乎排除了对书写活动的思考，或者说是排除了对书写在“句法方面的”的思考。）早期语标发展中的字画谜原则的广泛运用可能会跟这一概念转换相符。〔10〕一般来讲，那些热衷于发展一种普遍书写概念的学者们倾向于贬低图像的重要性，他们的书写概念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将与语言无关的描绘的例子视为非书写。〔11〕他们中的大多数坚持说，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书写，一切完备的书写体系（在广义上可被分类为字母书写体系、音节书写体系、语标书写体系，或语音描绘体系）都必须满足语言要得到充分的语音表征这一要素。〔12〕从媒介及符号学角度来考虑，这个关于书写的观点能站得住脚吗？既然这里我们最重要的焦点是媒介与书写，而非狭义上的语音象征，那么我们最好能超越语言表征视野，将这个问题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关于以语音为中心这一问题，我们以后讨论。至于图像在书写中的作用，西方社会对此有挥之不去的焦虑情绪，这一点毫不新鲜，而且这个问题成了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的批评话题，其中最著名的是已故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这里，我们只用提及这一点就足够了。

我们关于书写的最早起源的知识必须受制于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出现的考古证据，受制于因书写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后世记载。书写是怎样被发明出来的，为什么要发明书写，其中的具体情形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但所有古代文明似乎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发明具有地动山摇的重要性。人们对书写的神话起源所做的共同描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古埃及文献把赫里奥波里斯的图特（Theuth）称为书写的发明者，根据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所述，他们的国王塔姆斯（Thamus）既对这个发明表示了赞赏，又对这个发明进行了批评。〔13〕在美索不达米亚，纳布神（Nabu）被苏美尔的抄写员尊为书写的发明者。纳布的象征包括一块石板，一支笔，其形状为一个或两个上下契合的楔子。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仓颉的书写发明据说使天雨粟，鬼夜哭。〔14〕在印度，将神圣的吠陀经代代口耳相传这一行为被赋予了首要地位，书写在古代受到高度重视。象头神（Ganesh）被尊为书写的发明者，据说他折断了自己的一根象牙，以此为笔。〔15〕

这些神话见证了书写的神奇力量，见证了书写的引入给先前被口头交流主宰的社会造成的动荡，但这些神话几乎没有讲到书写是怎么出现的，以及书写为何会出现。由于没有直接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了解史前语言及书写起源的一手知识，学者们于是进行了猜想，他们的猜想是以现有证据为基础，或者是以与当今所谓原始社会或前文字社会的类比为基础。在这些学者们推出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中，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与书写相关的古生物学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些迄今为止最为有趣的理论猜想。在《手势与言语》中，勒鲁瓦-古尔汉考察了智人之前的类人猿的出土化石，收集了类人猿在工具制作和符号制作方面的证据。他将晚期古人类中的“图画起源”时期定在大约公元前35000年前，并指明了手/工具，脸/语言之间的神经联系。他还指出，晚期古人类同时也参与了交流符号的构建：

人类虽然开始时都是灵长目动物，但人类能制造工具和符号，这两者都源于同样的过程，或者说，都源于大脑中同样的基础设备……一旦出现了史前工具，就有可能出现史前语言，因为工具和语言在神经上相连，在人类社会结构中，工具和语言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1993：113）

勒鲁瓦-古尔汉认为，图画和语言从来就没有互相排斥过，正如手势与言语在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中总是平行出现。这一洞见预示着德里达将要提出的元书写（arche-l'ecriture）概念的出现。元书写这一概念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相左。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与言语相比，书写是一种次要的象征体系。〔16〕更重要的是，勒鲁瓦-古尔汉强调人类劳动与象征符号制作之间相互嵌入，这就使得“书写的起源”这一狭隘的问题变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我们应当提出的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劳动、象征符号的制作、社会组织带来了人类演变和人类文明，它们的史前条件是什么？（见第5章，“记忆”）对这个问题，没人能给出确切回答，但这个问题本身所提供的视角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文明中可比环境下可见的痕迹。

我们看到神话叙述赋予了书写以神奇的力量，这为了解古埃及、苏美尔、中国、中美洲及其他古代文明中的神权、王权如何通过书写符号和书写文件来实施控制或垄断提供了线索。正如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与获取权力及社会地位的升迁有关，同样，古代文明中的书写是一道标志着能否获得知识和社会权力的分水岭。埃及、巴比伦、中华文明中复杂的社会组织（常常与档案记录、财富积累、宗教力量、商业、法律及条约制定等活动相关）赋予了书写以特殊的声誉，甚至赋予了抄写员以特殊的声誉。神职人员常常是抄写员，有时候他们垄断了知识，进而控制了政治权力组织。当汉谟拉比完成了从苏美尔文字到阿卡德文字的转换，并将闪语定为官方语言时，为了让教会组织服从于民事法庭，他宣称他是从正义之神那里获得了这些律法。〔17〕

只要书写是一种与宗教、法律、政治、商业无法分开的社会实践，它就会与新的空间/时间的布局紧密相连，与新型地缘政治意识紧密相连（见第7章，“时间与空间”）。如果说“在口头文化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城市并不为人所知”，那么书写与帝国的建立之间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因为要实现空间扩张和中央集权，其前提就是高效的远距离沟通。〔18〕哈罗德·A.英尼斯（Harold A.Innis）认为，埃及与波斯的君主制、罗马帝国、城邦国家等都应被理解成书写的产物（Innis，1972：10）。在中国，书写是第一个帝王——秦朝（公元前221—206）的秦始皇——在其帝国征服成功后首先关注的事件。秦始皇废除了在他统治之前存在着的各种文字，强制推行了一种标准文字（即现今仍在使用的方块字）、标准正字法（小篆，或印章书法），以及标准的法律条文及行政程序，另外还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帝国道路的宽度，等等，一切都为中央集权服务。由此，中国开始写下2000多年的帝国历史，创下世界文明中一项未被打破的独特纪录。未被中断的帝国统治和标准的文字书写支撑了一种文本传统，如果离开了这一传统，这一深刻的历史书写恐怕会难以想象。〔19〕

准确的数字标记和档案记录是度、量、衡的前提，度量衡在古代书写的发展中起到了种子的作用。最早的、有记录的商业交易可以追溯到一万年以前，在这些商业贸易中，石子、讯木、

玛雅20进制的数字体系由三种符号构成：原点（代表1），短横（代表5），贝壳（代表0）。

标记、黏土容器等数字标记的使用具有显著优势，这导致一些理论家将数学视为书写的最初形式。〔20〕书写体系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绘画到音节书写，再到语音书写。相反，它可能是从一套更加复杂的符号环境中出现，而并非仅为记录人类讲话这一需要。这一推测在腓尼基单词spr的词源学中得到了间接证明。英语单词scribe——“写”（还有它的拉丁语词根和它在希腊语中的对等词）可以追溯到spr。这个腓尼基单词最初源于“记数”（count）这个动词，后来这个单词才具有了“写”这个意思。〔21〕“写”与“数”具有共同的起源，这说明了有趣的一点：字母是一种语音工具，但字母同时也是一种字母数字体系。在古希腊语中，在其他古代书写体系中也是一样，字母的功能已经受到数学要求的限制，因为24个字母外加三个额外的字母数字符号（代表6的digamma——记作F，也被记作ς，在现代希腊语中被记做στ；代表90的koppa——记作；代表900的sampi——记作）表示了未被明说的数学概念，这些概念以埃及数字体系的九进制为基础。简言之，27个希腊字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书写与推理的符号世界的组成部分，它包含语音表征，但又远远超越了语音表征。〔22〕

在一般说法中，人们常常将“字母”（alphabet）与“文字”（script）混用，将“字母”与“书写体系”（writing system）混用。要避免在讨论书写时造成混淆，那么仔细区分这些术语的差别将不无裨益。例如，当希腊人把传统腓尼基闪语辅音字母及塞浦路斯音节纳入他们的口头语时，他们引入希腊语中的不是一种书写体系，而是外来的文字，他们利用这些文字创造了新的书写体系。用库尔玛的定义来看，书写体系是具体的语言，而文字一般不是。世界上的文字要比书写体系少得多。文字有可能碰巧是一种单一的书写体系，如朝鲜语字母表书写符（Han'gul），别的语言中都没有。但是，相反的情况却常常出现。例如，印度的梵文字母书写形式被广泛地用于各种语言，如印地语、尼泊尔语、马拉地语。另外一种情况是，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基本上是同一种口语，但印地语用梵文形式书写，而乌尔都语用波斯-阿拉伯语形式书写。〔23〕人们用（汉语）方块字在亚洲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的书写体系：日语、古代朝鲜语、越南语等，另外还包括一些已过时不用的语言。在基督教福音传播和现代殖民过程中，无数非洲、亚洲、美洲的语言已经将罗马字母为我所用。例如，WG威氏拼音系统，以及时间更近的拼音字母表（包括21个辅音和15个元音/双元音），它被用来记录书面汉语的音素，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翻译标准化，便于学校教育，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能接受全球“电子-文化教育”（在电子媒介的世界里能识文断字），而“电子-文化教育”主要是用英文编写。WG威氏拼音系统和拼音字母表本身不是书写体系，而是以罗马字母为基础的标音法。

从媒介生物机制的观点来看，书写的流传与无数书写工具相伴，这些工具包括骨头、贝壳、黏土、铜、石头、纸莎草、羊皮纸、竹简、帛、木简、画笔、羽毛笔，直至发明了造纸、印刷术或活字印刷术，以及电子芯片。毫无疑问，不同媒介在书写、阅读和图书制作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钱存训认为，书写体汉字笔锋主要朝下，从右至左，垂直安排，这是公元105年造纸发明之前的书写材料和工具造成的。握笔的手（用右手写字的抄写员）受到竹简、木简的纹理的限制，也受到书简窄条形状的限制，只能容下汉字中单独的一列。〔24〕同样，在被凿刻到石碑上时，埃及的象形文字必须构图仔细，外形装饰华美。与之相比，纸莎草上的书写允许草写体，允许造型上有层次，因此它适合快速的书写（Innis，1972：16）。纸莎草、羊皮、纸张，它们都给书写文化带来了独特的形式，都极大地影响了历史上的政治组织形式。〔25〕英尼斯在评论罗马帝国时说，“依赖纸莎草和羊皮纸的书写文化加强了中央集权制”，而羊皮纸作为一种中世纪欧洲的媒介物，它帮助教会通过隐修制度实现了对知识的垄断。〔26〕从中国引入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大大地削弱了教会统治，导致了欧洲世俗文学及民族主义的兴起。〔27〕

8世纪初，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木刻版印刷的发明。印刷书籍在亚洲的大规模生产和传播带来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革，并且最终席卷了整个世界。公元1041—1048年，中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28〕有趣的是，除了用来印刷佛经，这一技术还被用来印刷最早的纸币。中国纸币发明后的几十年表明，金属活字的标准化和序列化同时也满足了组织、控制亚洲早期现代经济的需求。〔29〕随着造纸术引入欧洲，由于蒙古帝国向西扩张，木刻版印刷也在14世纪晚期开始在欧洲城市出现。字母适合于活字印刷及大规模机器工业。随后，普世教育、报纸、世俗小说、广告、新型贸易和政治得到了蓬勃发展。马歇尔·麦克卢汉看到了印刷给欧洲和其他地方带来的巨大心理变化和社会生活变化，他在《古登堡星系》（Gutenberg Galaxy）中指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巩固并扩大了应用技术的新的视觉影响力，它提供了第一个可统一复制的商品，第一个流水线，第一批大规模生产的产品”。〔30〕书写艺术的机械化让“可重复的精确性达到了新水平，这能激发产生崭新的扩大社会能量的形式”。〔31〕在英国文学中，正如W.J.T.米歇尔在《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中所说，这种雕版印刷想象产生了威廉·布莱克的创新诗歌风格，产生了“一种看得见的图像和印刷能指符的语言”（1994：129）。

书写及其可视性长期以来是西方关于书写、文字、语言、表征、真理等方面的哲学话语的核心。〔32〕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对书写的态度模棱两可，这表明他对视觉艺术从总体上来讲是不信任的，并且表明他害怕书写会替代或摧毁记忆（欧洲15世纪引入印刷术后出现的焦虑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引入个人电脑后出现的焦虑完全在人意料之中，将人类思维或记忆下载到计算机上这个幻想带来的焦虑与先前那些焦虑产生共鸣）。〔33〕欧洲人在殖民旅行和探险的过程中越来越注意到古老的书写形式以及非字母书写的存在，18世纪时被偶然发现的埃及象形文字为视觉话语、书写话语进一步提供了动力，并且相对推进了视觉话语、书写话语的发展。〔34〕从那以后，书写史开始披上了一层进化的外衣，或如米歇尔所描述的那样，开始讲述“一个从原始图画-书写及手势符号语言到象形文字，再到‘完完全全的’字母书写的故事”（1994：113）。因此，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语言的起源》（The Origin of Language）中提出了一个假设：“描述物体适合野蛮民族；语言符号及命题符号适合半开化人；字母适合文明人。”〔35〕字母与绘画、音节、表意文字相比，其优势主要在于它在对言语进行表征时具有独特的能力。〔36〕

关于书写的殖民论、进化论给人们清楚理解可视性、书写、语言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无数障碍。它不仅在以走向语音化为目的的进军中错误地将非字母书写表征为失败，而且它还淡化了字母书写的演化过程，字母书写从古代的字母数字技术发展成了信息论。正如我们所知，字母与非字母书写一样，它同样也是可视符号，但与非字母书写相比，字母更容易学习，更容易复制。字母书写具有线性的特点，它简单，容易分析，这些特点促使它在全世界广为传播，虽然同样的语音功能也能压制人类交流中的空间性、建构性、示意性等维度。现代主义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看到了字母书写的局限性，他试图通过在自己的英语诗歌中融入非字母文字来弥补这些局限性。人们在什么框架下来看待这个问题？人们期望书写能完成什么样的社会功能？从这些方面来看，字母书写和非字母书写各有利弊，此处无须详述。从信息学这一事后方知的角度来说，与非字母书写相比较，字母书写唯一的好处就是字母书写在密码术、机器、数学方面具有算法优势，它甚至能遮盖字母书写在人类交流中大受吹捧的语音能力的光芒。如果语音表征的简单性就是人类交流的终极目的，那么文学、艺术、修辞对人类文明的产生而言恐怕就只能算是表面文章了。然而，同样还是这个简单性，它却对莫尔斯电码的发明、信息论的发明、机器语言的发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

由于字母文字跟语音及视觉的关系模糊不清，信息论和现代语言学家常常以非常不同的字母书写理论作为出发点。算法思考围绕着字母书写的数字潜能或表意潜能打转，而现代语言学理论则大抵继承了早期欧洲进化论中的语音中心主义。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最早由他的学生于1916年出版）中，费迪南·德-索绪尔开启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他将语言研究系统方法形式化，强调共时性结构。在他的定义中，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是一个独立的语言要素，如被称为“音素”的语音单位，或一个图像，但它主要是指以声音形象出现的符号的物质层面。所指由概念形象或观念构成，它任意地附着于声音形象之上。所谓任意，这是指声音与概念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对应关系。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体系中其他符号的关系，决定了每个符号的区别性特征。在索绪尔看来，共时分析同样也能帮助人们理解语言变化中的历时性特征：

但愿我们不要误解我们对“变化”这个词所赋予的意义。人们可能会认为，它主要跟能指带来的语音变化有关，或者说，它指的是意义的改变，它影响着所指的概念。这个观点不充分。不管变化的力量是什么，不管是单独的变化，还是总体的变化，变化总会导致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的改变。37

这一洞见使索绪尔能够把语言意义当作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功能差异来分析，而不是把它当作符号与观点之间天然对应的结果。这一有力的解释模式使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开启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它给西方人类学学科带来的变革长达几十年。与语言学一样，在结构主义人类学中，言语是首要的，它代表即时性、在场性、一致性、真实性。而书写则是一种辅助的表征体系，它代表延迟性、缺场性、差异性、非真实性（尽管索绪尔意识到了书写中有画谜、回文、书面信件这些例子）。德里达用“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c）这个术语来描述结构主义者对语音记录的痴迷。他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操作过程中发现了替补逻辑，这个逻辑既把书写摒弃在语言系统之外，又依赖字母书写来进行语音分析。〔37〕

但是无论语言符号存在与否，书写仍然存在着。雅克·拉康给索绪尔的符号出了个难题。拉康对埃德加·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进行了一次有名的讲座，他对这部作品的能指符进行了心理分析式解读。他表明，故事中所说的失窃的信在不同的代理人手中指称、流传，但这封信却没有任何独特的所指意义。作为一个纯粹的能指符，这封信的流动、调包、找回，它作为一个能指符本身就完全能支撑王室阴谋与侦查干预等虚构情节。〔38〕当然，爱伦·坡对他那个时代的密码代码及其他纯粹能指符非常感兴趣。例如，他的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金甲虫》（“The Gold-Bug”）中的核心谜团也以一个文本问题呈现：如何通过破解一种未知的代码去发现隐藏的宝物。有趣的是，手写在一块羊皮纸上的代码不仅包括熟悉的字母、文字、标点符号，而且还包括排印符号（*，¶，，+，等等）。这些在排印中常见的符号在（羊皮）手稿上极为少见，或根本就不存在。这些排印符号是爱伦·坡的故事中的媒介物。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对此的看法是，拉康的理论工具要得益于现代媒介技术的演化，而这一点可能会很容易被推而广之，用来解释爱伦·坡。坡对排印和密码分析的热情预示着我们这个时代信息论的来临。对拉康来说，象征符号享有排印的地位，而象征符号在真实中及想象中分别与留声机和电影相对应（Kittler，1999：18）。换句话说，打字机、留声机、电影提供了概念框架和技术框架，拉康的精神分析在这个框架内开始让人觉得言之有理。基特勒还进一步提醒我们：当尼采（Nietzsche）成为第一个使用打字机的哲学家时，他“从写论文变成了写格言警句，从讲思想变成了讲双关语，从修辞风格变成了电报风格”（1999：203）。

通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字母书写已经主宰了通信世界。麦克卢汉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发展所隐含的意义，他将语音字母称为“一个很酷的统一的视觉媒介”也在情理之中。〔39〕人们对语音字母的功能的直觉反应似乎支撑了这个印象：文字代表了言语的声音。但究竟是什么声音呢？基本英语的设计者C.K.奥格登（C.K.Ogden），同时还有文学批评家I.A.理查德，他们抱怨英语的语音表征不规范，说“元音不是代表了7个而是54个发音，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能给出107个音值，或能给出280个元音组合（两个元音连续排列，但只发其中一个音，如‘each’‘ou’等；或两个元音连续排列成新的合成音，如‘eau’等）”。将280个音值及其不同变化单位复合起来，从统计上来讲，这一负担是英语词汇水平需要跨越的障碍。奥格登说：“必须经过沉闷繁重的劳动，人们才能在20000个单词，甚至是在2000个单词中把这些发音区分开来。对语音学家及合成语言的推广者来说，这种状况是一个机会。”〔40〕

哪些字母代表哪些单个言语单元或音素（如/ks/在英语中就被写作字母x），人们对此看法不一。就算先把这个理论权且放到一边，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书写代码与大脑中出现的语言形象，它们之间是如何发生有意义的联系的呢？凭着对控制论的信心，诺伯特·维纳及其同仁拿这个想法做了实验：忽略听觉和视觉，聋哑人可以通过触摸而非打手势立即理解口头符号。他们的实验让人想起卢梭在《语言的起源》中对印度商人的描述。印度商人们通过抓对方的手做生意，他们在公共场合用不同的抓手方式来进行秘密交易，别人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什么也不说。〔41〕也就是说，沟通并不需要看、听、说的发生。维纳的实验基于相似的沟通前提，只是它仍然需要以空气中物理震动的形式来对声音符号进行翻译。通过一种触觉设备，接受者的大脑中会产生相应的意义经验。〔42〕即便如此，维纳的感官器官的延伸还是不禁让人生疑：触觉代码是如何与大脑中的概念过程发生关系的呢？

用数学方法来重新描绘通信时，密码学和信息论只与字母数字符号打交道，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方法绕过认知问题。艾伦·图灵和克劳德·香农两人都将英语字母表中的印刷字母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将英语视为一种统计系统，他称之为“印刷英语”，并且代表着信息论将字母书写运用到了算法思考和工程技术上。这个独特的英语由从A到Z共26个字母组成，另外还要加上第27个字母——这个字母的数学代码是“空格”。换言之，印刷英语是一种表意字母，其数据结构的数目是有限的。作为一种后语音系统，它的功能就是充当天然语言和机器语言之间的理解界面。将确定27个字母与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代替用字母来描绘口语中的语音单位，后语音构建取决于此。字母与数字的对应关系不仅使人们能对信息进行编码，而且还能让人们对通信理论进行反思。印刷符号在技术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与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所说的事实有关，即“与手写文字形成的连贯流畅相反，我们如今面临的是被空格隔开的独立要素”（1999：16）。印刷英语中的“空格”符号是一种概念符号，并非人们在某些书写体系中常能见到的单词分隔符。这个符号可能会以负值出现，或让人们看到字母的缺失，但这里的第27个字母在数学意义上完全能用“0”来代表，正如它在交换系统中能用一两种电子脉冲来代替一样。这个字母只在统计学上有意义，并非因为它是系统参数中的可视性参数或语音特点参数。从传统语义来看，第27个字母没有语言意义，但它具有充分的表意功能。

尼采1878年说的一句话颇有预见性：“印刷、机器、铁路、电报是前提，没人敢擅自从这些前提中得出千年不变的结论。”〔43〕作为二战之后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印刷英语是电报的直接传承。香农本人对莫尔斯电码进行了仔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印刷英语。1948年发表于《贝尔系统技术杂志》（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上的《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是一篇具有开拓性的论文，香农在这篇文章中奠定了信息论的统计学基础。两年以后，他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名为《印刷英语的预测及熵》（“Prediction and Entropy of Printed English”）。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实验工作与早先工作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与香农在二战中的密码工作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二战中，香农曾经从统计学层面研究了密码分析中的字母书写，并在贝尔实验室帮助美国军方设计了密码系统。作为一种独立的表意代码，正是从密码系统的意义上来讲，香农的27个字母才有意义。跟密码系统一样，印刷英语有一套用数字符号来表示的对应翻译文本。源文本“有27个符号，从A，B，……到Z，及空格。源文本被翻译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其字母是1，2，……27”。〔44〕这个概念为后来计算机科学中的数字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嵌入一种字母数字翻译机制，印刷英语在0/1的二元对立中最终实现了表意的具身化。〔45〕

在我们这个时代，字母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普遍地数字化了。不管是在文字处理、数码图像、基因工程、互动游戏中，还是在模拟或实际战争中，我们都生活于一场数字革命之中，这场革命正在打破旧的、引入新的概念框架。通过将最古老的技术之一——字母书写——变成一种普世的代码系统，从而解开大脑之谜，解开生命本身之谜（见第8章，“生物媒介”），数字媒介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着当代文明。在将来，我们认知世界中的空间/时间联系似乎将会变成这样：人与机器之间的联系，或类似的人与数字媒介带来的人造环境之间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密不可分。但正如米歇尔在第3章讨论图像与媒介时所说，“数字图像可能会揭开可感知的认知世界的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将会认识到原来它一直都在那里”。实际上，字母的数字功能从远古时起就一直存在，然而，由于我们太习惯于将字母书写视为一种声音记录体系，所以当香农将英语字母视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表意（算法）体系时，我们还是大吃了一惊。同时，数字技术正在将诸如汉语之类的非字母书写体系转换成一种全球英语的子代码。机器翻译、机器辅助翻译，这些手段让交流变得普世化。在普世交流这块应许之地上，人们正在再次修建通天塔。神谕的记忆在人类的通天梦中永远挥之不去。神谕并不遥远。

参考文献及建议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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