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系统
戴维·韦尔贝利
在媒介研究领域，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备受关注，原因在于它结合了众多的概念，对媒介的见解既广泛又准确。卢曼理论中的一个特征使得它与其他传统理论家——涂尔干、齐美尔、韦伯、米德和帕森斯——的思想有所不同，那就是将媒介-理论问题置于中心地位。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卢曼用于建构社会系统的各种元素是沟通事件（而不是个人、团体或行为之类的因素）。无论怎样，卢曼对媒介概念的别解既新颖又复杂，值得详细了解。
显而易见，了解的起点是“系统”概念本身。不过，我们必须先暂缓脚步，注意卢曼的理论与声称只关注真实世界之实体的狭隘思想不在一条道上。更进一步地说，他理论中的所有概念都建立在区分的基础上，甚至可以归结为区分（distinctions）。毋庸置疑，每一个概念都离不开区分（否则它就无法定义，从而失去意义），但是在卢曼的著作中，“区分”的语义事实不是隐形的，它被置于显著的位置并具有系统性。乔治·斯潘塞·布朗（George Spencer Brown）的《形式的法则》（Laws of Form）是卢曼的重要参考文本，斯潘塞在书中发出的第一条命令“要做区分！”在卢曼的著作中反复运用。在社会系统论的标题概念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我们遇到的不是一个独自伫立的概念，而是一组区分的一侧：系统/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系统的概念仅仅用来提醒人们在思考时要有整体观，除此修辞功能之外，在理论上要保持四平八稳。然而，卢曼对“系统”这一术语的独到运用在概念上带来广泛的影响。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它让系统和环境既彼此分离又相互关联。任何系统（无论是在概念中还是现实中）都不能脱离环境而独自存在。事实上，当系统和其环境之间的边界建立时，系统便诞生了：在这一时刻，系统的运作划了一条界线，将适宜于系统自身的东西与系统运行的环境分离开来。系统以自动操作的关联事件的形式出现，不断重划内部操作与外部事件之间的界线，从而让自身得到延续。另外，正如系统与特定环境相关，环境也与系统相关。没有单一而又包罗万象的环境，同时，也没有能对此整齐环境进行描述的单一而包罗万象的观点。环境在系统-参照体系中被观察，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举一个例子来阐释上述观点。以大学的一堂媒介研究课为例。如果说这个课堂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它最终就是一个社会系统，那我们自然就会认为，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被“团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就像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著名卷首插图一样。用部分/整体之分来看社会系统，一种观察策略很快就会将人们带入诸如“个人与社会”这类令人厌倦的主题，老生常谈。但是，在卢曼的系统论中，我们在这里谈论的社会系统不是由人构成的。相反，它是由一系列的沟通事件组成。这些事件源源不断地发生，不停地进行自我检验、自我修正，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以自我为参照。这个社会系统处于面对面的情景中，因此相对而言比较短暂，人们称之为“互动”，媒介研究中致力于口头交流的这一支派对此极为熟悉。不过我们感兴趣的是系统/环境区分所产生的影响。课堂上的社会系统的环境指的是什么？它涵盖一切，包括物理-自然环境，以及课堂上每一位主动、被动参与者的意识生活。教室里的人不是构成社会系统的成分（部分），而是环境中的要素。这里，有一点非常明显，要把系统与环境区分开来，这就需要减少复杂性。“课堂”社会系统不能将环境中的所有东西都包括进去，它所包括的要少得多。“课堂”社会系统不包括教室里温度的微小变化，不包括每个学生的个人情感起伏。只有减少环境的复杂性，这个系统才能成立，才能将一系列的操作连接起来。因此，并不是所有进入了杰克和吉尔头脑中的东西都会进入沟通互动，如杰克的脚踝痛，吉尔的手机欠费。如果真这样的话，如果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每时每刻的想法都说出来的话（这个假想很荒唐，但能说明问题），那么这个教室社会系统就会崩溃，会陷入胡言乱语的意识，而意识是环境的构成部分（要素）。
相较于环境，每一个系统都是一种简化手段；系统与环境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正是因为通过偶然选择，复杂性减少，系统才能建立起内部的复杂性（就手边的例子而言，就是如同蛛网、语义丰富的讨论）。不过我们还是暂时回到杰克和吉尔的意识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们不是社会系统中的“部分”（社会系统仅仅由促成课堂讨论的一连串交流活动构成），而是环境的要素。事实上，每一个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卢曼称之为“心理系统”，其组成元素是思维活动），每一个这样的心理系统（即情感，情绪，感知和回忆等元素的结合）都有一个不同的环境。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每一个环境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系统（心理、社会、生物、机械系统），但环境本身不是系统。虽然像童谣里暗示的那样，杰克和吉尔有可能参与了他们自己的沟通系统，但两人的意识尚不能一起构成一个系统。系统/环境区分使得像大学课堂这样简单的语境也变得错综复杂，演变成复杂多变的观点的阵列。这让人想起莱布尼茨的单子世界：单子之间“没有窗户”，从单子独特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单子都代表了整个世界。然而，在卢曼的多元世界里，将个人不同版本的世界归结为一的总单子——上帝——是不存在的。
就像我们上文的例子所示，卢曼的系统论为各类系统创造了空间，但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是其理论兴趣的核心，因为毕竟他的职业是社会学家（见第9章，“通信”）。两个系统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它们各自的元素——“思想”和“沟通”——都是“事件”。既然是事件，那么它们就会转瞬即逝。这里有一种乔治·赫伯特·米德所强调的“当下乃现实之核心”中的实用主义意味，而且这种强调有时候暴露了一种危机感。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总会马不停蹄地遇到进入下一个瞬间、下一个事件的问题。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是否合理，这要由下一个事件来决定，即使反过来下一个事件消失了，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系统能自我繁殖吗？或者说，系统能得到延续吗？若要领会卢曼大胆的想象，人们必须要能感受到仅由事件构成的系统缥缈的非物质性。为了能够持续下去，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必须将这一刻和下一刻绑在一起，在时间转换造成的深渊上，用连续性这种丝线架起一座桥。同时，这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第二个共同特征，它们的区别性特征，例如，能使它们与机器、组织区分开来的特征。因为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操作是在意义这个媒介中发生的，因此它们能够从时间上将一系列非连续事件联系起来。精妙的意义的丝线将事件联系起来，构成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为人们提供既能朝前也能朝后的时间连接。和有机系统（细胞、免疫系统、大脑）一样，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自创生（autopoietic）的特点，它们可以产生出构成自身的元素。自创生概念由瓦雷拉和马图拉纳提出，用于生物学背景。自创生概念变成了一般化的概念，可以包括无机系统。无机系统的要素不以原生质为基础，如上文所说，无机系统只是意义媒介中的事件。
我们已经抵达了系统论框架内“媒介”概念的第一点，也许还是最重要的一点：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与其他所有自创生系统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是在意义媒介中构建自己。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表征进化成就，表征突发现实。当意义（与电子过程或化学过程相对立的意义）成了构成要素的“东西”时，标志着开始共同行程的进化路径网络的内部出现分叉。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要明白卢曼所说的“意义”的含意。卢曼以胡塞尔的知觉现象学为起点，特别是以这个原则为起点：不管我们给予意识的知觉数据是什么，它指的都是他者视域，都是未实现的知觉。卢曼对此论断进行了修正，认为数据/视域结构一般是为了确定意义。意义就是过量的参照，它将每个表征从自身带到（来自拉丁语ferre，意为承担或携带）其他表征。用卢曼的话来说，有句格言抓住了这一点：意义就是现实与潜力之间的差异的统一。我们可以将此理解成：不将意义定义成一个独自伫立的理想实体，而是一种动态关系。说意义是关系，正是因为任何在意义空间里正在发生的现象实际上都仅仅是这些现象与其他可能发生的现象之间的关系。说意义是动态的，这正是因为这个关系能够推动系统操作从一个意义现实走向另一个意义现实。因此，每个意义事件都承载着（再次注意ferre这个词！）对先前现实的参照，以及对潜在的未来现实的参照。对于熟知德里达的读者来说，痕迹（trace）与延宕（deferral）的交织是为人所熟知的符指过程的特征。但是在卢曼看来，这种结构不单单局限于符号的使用，它渗透到所有的意识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另外，卢曼的兴趣不在于指出意义如何因此提供了必要的批评杠杆，可以“解构”各种传统上被视为“形而上学”的观点。相反，他想表明在虚无缥缈、变幻莫测的意义媒介中，我们的心理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不过，我们姑且可以认为，意义能够超越当下现实，指向先前及以后的意义，因此它能够为上文提到的统一时间这个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由事件构成的系统（如果那些事件是在意义媒介中形成的话），能够跨越时间断裂造成的裂隙，维持基本自我参照，从而维持自己。最后，意义的数据/视域结构使得减少复杂性成为可能。要将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与环境区分开来，减少复杂性是必须的。在处理意义事件的时候，系统能够做到暂且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搁置一旁，却不用将复杂性连根拔除，从而使人对它再难企及。意义事件是推迟了的事件。虽然某个具体的含义清晰可见，但意义事件让人们将注意力放到其他可能的意义上。与此同时，意义事件又敞开机会，供人们稍后处理虚拟世界复杂性的其他方面。对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而言，拖延是行动的前提。
假设真如系统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意义即媒介，那么为了从概念上理解这一主张，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媒介的一般性理论来做指导。卢曼在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的一篇关于知觉的物理前提的文章中找到了通往此理论的路径。这里，我们再次以做区分开始讨论，这次是在“形式”与“媒介”之间做区分，并且这次我们将再次努力保持这两个术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任何形式都有媒介，反之亦然）。这个区分（正如卢曼对其运用）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媒介中的星期五理论。将媒介与形式区分开来的地方在于：媒介由关系松散的成对元素组成，而形式则将那些成对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得固定。想象一下，在一片显然无人居住的沙滩上，没错，就是在“沙滩”上。然而，如果我就像克鲁索一样，偶然发现了沙滩上的脚印，那么沙滩就变成了一种媒介，它蕴含着形式。沙粒是“关系松散的结合”，没有固定形状，而且重塑形状也很容易。但在这里，沙粒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阵列，展示了“人的脚印”这种形式。“星期五”留下了他的痕迹。痕迹便是数据，与其他数据（如“动物的足迹”“风吹而成的涡形”）不同，却又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脚印就是一种关系松散的元素（沙粒）之间的“固定组合”，并非海滩上任何压痕都可与之相比。当沙粒被印上了、接受了，或者说是携带了形式，那么沙粒就因此而变成了一种媒介；当关系松散的媒介要素构成了能造成差异（“那是星期五的脚印，不是海龟的脚印！”）的队列形状时，脚印就变成了一种形式。
在系统理论的概念网中，形式/媒介区分沿着好几条小路分叉。然而，在这一连接点，在媒介研究中，有个独特的观点与媒介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形成鲜明对照，实际上是与之冲突，对这个独特观点进行阐释将极有好处。我们权且把这个基本观点叫作“物质主义观点”。为了看清系统论如何对媒介研究概念不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研究物质性这一底线不利，让我们以星期五理论在口语中的运用为例。我们从舌头、牙齿、声带、口腔、肺等生理器官可能产生的声音开始。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on General Linguistics）里，索绪尔将这个声音的混合物描绘成一个波涛起伏的声音之海，明显是关系松散的形象。在这个堆放可能出现的语音的仓库中，如果我们把某些关系固定的特征挑选出来，只将这些组合视为独特，那么我们就能生产出具体的音素系统，比如说英语的因素系统。一个组合产生/p/这个音素，另一个组合产生/t/这个音素。声音特点必须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产生出可以辨别的声音/p/，同时又能成功地给出一个能象征着/t/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在星期五理论中，音素实际上是“形式”。孤立看待音素时，音素在可能出现的组合中不必遵循什么约束条件，但我们当然能够做到让某些关联物的关系“固定化”（例如/pat/或者/tap/），同时忽视其他关联物之间的关系（如/pttttpap/）。当然这意味着：从生理上可能发出的声音来说，音素是“形式”；但从一个更高层面上的“形式”（词素层面）来看，音素是一种“媒介”（一个关系松散的要素之库）。当然，当我们向上移动，从词、短语、句子走向文本、语篇时，这种情况还会继续。那么，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形式与媒介这两个术语的关系是相对的。被算作媒介的东西要由所选择的分析层面来决定。在这个模式中，媒介研究可以自由地对意义展开研究，同时保持自我的真实。并且，柏拉图主义和物质主义等理论选择都可以被扔进装过时思想的垃圾箱里去。
现在，我们拥有的碎片已经足够多了，可以拼出“意识”（用卢曼的术语来讲，意识等于“心理系统”）与“沟通”（“社会系统”的操作特点）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观点由来已久，无论是从常识上还是从哲学上来看它都具有崇高的地位，那就是沟通是以意识为基础，因为沟通就是用说话或书写的形式将内心的东西（如含义或思想）外化。通过这个外化过程，另一个意识能从意识的外部载体中获取含义，并将其重新变成思想。然而在卢曼看来，意识与沟通都是自创生系统，它们通过复制构成成分而复制自身，而它们的构成成分分别是意识事件和沟通事件。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意识思想能够进入沟通，或者说，沟通能够进入意识，这个想象就是错的。作为自创生系统，意识与沟通在操作上对环境封闭，它们仅仅对那些它们自己所生产的要素进行操作。因此，人们不能有意识地进行沟通。只有沟通（社会系统）能够进行沟通。沟通不过是社会系统所进行的操作。（我想顺便指出，这里有某种东西与所谓个人语言之争有相似之处，维特根斯坦使之变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关键问题。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由于一些评论者已经从那个观点中吸取了部分观点，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社会来定义含义，而不是通过所谓“具有含义”这一思维事实来定义含义，从卢曼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果毫无意义，因为“社会”本身就是对沟通中发出的含义的操作。）然而，如果系统论是这样描述事物的话，那么思维与含义之间的关系还是没有说清楚，用它自己的术语来说，意识与沟通之间的关系还是没有说清楚，因为显然没有意识系统的参与就没有沟通（除非沟通这个术语已经扩大到能够包括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沟通），理由很简单：诸如口头语言和书写等沟通媒介需要有人去理解，才会有效。但是如果意识和沟通都是自律（自创生）系统，在操作中对彼此封闭，那么意识和沟通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
这就是“结构性连接”（structural coupling）这个概念进入的地方。任何人想要发展一个完整版的媒介研究系统论，“结构性连接”都必须是中心。结构性连接发生于自律系统的边界地带，它让系统相互影响，却不用进入彼此的操作中（毕竟是自律系统）。这个间接影响通过界面发生，界面与两个系统相连。语言恰好就是这种界面，它不是唯一的界面，但显然是最重要的界面（见第6章，“语言”）。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语言被理解成形式/媒介关系的复杂等级，那么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每种情况下，结构性连接都会通过这种多层形式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系统论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媒介”概念本身被复杂化了。就算是那样，有一点很清楚：从卢曼的系统论来看，语言不是一个系统。语言行为中没有自我构成性的操作。这种描绘事情的方法标志着系统论与一切形形色色的结构主义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考虑到系统论强调“事件”“偶然性”“不确定性”等概念，在社会学传统中被奉为至宝的“结构决定论”变成了无用之物。不过这是个次要观点。目前语境下值得强调的思想是：语言（是媒介）能够在意识与沟通之间构成结构性连接，语言两边都不靠（也就是说，不靠用来沟通的思想，也不靠意识的沟通交换），它能带来影响，却不会破坏任何系统的自创生封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管意识系统极具多样性，语言（但先于语言的是手势、面部表情）却能够让沟通变成一个独特的现实。我们可以说，语言使意识能够支持沟通。但语言同样能够允许沟通对意识进行约束，能让散漫杂乱、蜿蜒曲折的意识在主题上具有连续性，这一点同样重要。作为一种能够产生结构性连接的“媒介”概念，其理论特点在这里已经显得一目了然：结构性连接是意识与沟通共同演化的条件。然而意识与沟通在操作上彼此封闭：意识并不沟通，沟通也不被思想所吸引。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谈到了作为社会系统运行模式的沟通，并没有从沟通的内部组成因素方面来描述沟通。这里的区分有三个层次：“说话”层或“表达”层；信息层；以及将上面两个层次区分开来的理解层。当自我理解了他人已经传达的信息时，沟通就发生了。假设一个男人在吃晚餐时将水煮土豆拨到了盘子边上，他的妻子明白这是一种沟通方式（“他在告诉我什么”），暗示土豆凉了。当然，完全有可能的是，妻子所认为的表达根本就没有发生，丈夫不过是在用叉子在餐盘上不断地刨来刨去。同样有可能的是，妻子的分析是基于一个错误的信息（实际上是土豆太烫），或者妻子强加给了丈夫一个动机（“他是在说我厨艺糟糕”），实际上丈夫并没有那个动机（他想在家里人面前表达对生活的不满，这种感觉很平常）。种种可能性突出了沟通的不确定性，这一点根植于卢曼所谓的社会环境的“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ngency）。卢曼紧随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采用了“双重偶然性”这个术语。不管是谁，只要他体验过上述类似餐桌误解的窘境，他都将对这个概念的力量赞叹不已。双重偶然性标志着不确定性，因此社交这种东西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既然对双方而言，三重选择（说话、信息、理解）都具有偶然性，因此所有元素都可以另做别解，持续不断的沟通就将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此不确定性就是系统论最重要的论据。
因此，我们就不能指望系统论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是确定的。相反，系统论运用了一种探索模式，格雷格里·贝特森称之为控制论阐释。起始环境具有偶然性（可能出现大量结果，这是事实），我们要问：尽管不可能，为什么这个结果还是出现了？答案一般会指向重复，或者约束条件，两者都能限制某个结果的不确定性。考虑到丈夫的姿态另外还具有的所有含义，其中包括什么含义也没有这种情况，那么妻子为什么还是做出了正确选择，使得夫妻拌嘴开始？也许是因为同样的话丈夫已经说了一千遍，只不过是以其他的方式，从他在餐桌边坐下，倒吸一口气的时候就开始了。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夫妻对话（不管对话主题是食物、性，还是收入）是以代码值来操作的，就看是条件满足，还是条件不满足。尽管有选择的偶然性，但通过二进制代码实现的重复与约束条件，这种模式能够确保系统操作的连续性。系统操作并不消灭偶然性，事实上离了偶然性，系统操作还很难理解。总会有变化、不可预见的结果，总会有惊喜。实际上，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依赖这一点，而且越来越离不开这一点，因此内部复杂性（重复和约束条件）增强了。这里找点社会决定论，那里找点个人主体性，或者在某种因果循环论中将两者连接，这种文化分析方面的学术喜剧终于可以抛弃了。系统论提供一种激进的非宿命论的阐释模式，这种模式与决策论、进化论等相近学科相符。因为这个原因，常常沉迷于技术决定论带来的错误诱惑的媒介研究可能会发现，控制论阐释的初级课程好处多。
正如我们所见，“系统”与“媒介”这两个概念之间最根本的联系在于这个事实：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分别自创生出自己的构成要素，它们的构成要素包含在意义媒介之中。那么，一般来讲，意义就是媒介，通过意义，个人思想（在心理系统中）和沟通（在社会系统中）以形式出现。随着对具体媒介的引入，这个普遍的形式/媒介关系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掉枝叶，达到网状等级。语言“媒介”已经阐释了这一点。然而，系统论分析也是功能分析，它不仅仅检查媒介的内部结构，而且还检查它们在系统遇到问题时所做的贡献。回顾提到的餐桌场景，我们注意到，因为沟通是以姿势为媒介（将土豆拨到盘子边上），这个姿势含义模糊，我们甚至不清楚是否真的有沟通这回事。如果丈夫说，“见鬼！这土豆太凉了！”，情况该会有多么不同！就不会存在是否有交流意图这个问题，而且这句话的要旨，要误解都很难。那么，语言在社会系统的自创生中所具有的功能就体现在它能提供一种特殊的媒介，这种媒介能够将沟通与其他所有形式（比如说将食物拨到盘子边上）区别开来这一作用。另外，是语言媒介的内部结构能够很好地解决保证语言能被人理解这个问题。正如我们所见，语言是以等级的方式被讲出来的。在形式/媒介关系这个能产生音素系统的层面上（当然，人们还可以加上音调、声音的长短，等等），语言能提供一种低成本（不用花多大能量就能生产出）的差异之库，人们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个差异之库，而且还能将这些差异以更高层次的形式关联起来（词素层、词汇层、句子层），使其产生出无穷的语义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语言包含了“说话”与“信息”之间的差异，如果沟通要发生，这个差异就必须要被人所“理解”。更进一步来说，人们很自然就会得出这个结论：有了媒介（以结构性连接的身份），才可能有意识与沟通，以及意识与沟通共同的演化发展；与此同时，媒介将会得到发展，而且会越来越复杂。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我想阐述的方法论上的观点应该已经够清楚了。在系统论中，功能分析与用形式/媒介关系所进行的分析，两者之间关系复杂，而且这个概念连接提供了桥梁，可以用它来对社会、文化的演变进行研究。功能不是因果决定，而是问题与答案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用说，每个答案都能带来新的、先前未见的问题。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没有可喘息之机，当然不会有什么乌托邦，不会有什么理想国。
说了这么多，我们的讨论主要还是从口语交流方面展开的。若论书写，又会怎样呢？这里的“书写”不同于德里达著名的“元书写”——它与上文提到的卢曼的含义概念相似。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直截了当的、经验层面上的书写，它是一个计数系统，而且我们的理论参照点是古迪、瓦特、哈福洛克、翁等研究口语和书面语之差别的先驱们（见第21章，“书写”）。显然，系统论与这个连接相关的地方就在于下面这个事实：书写能够使沟通摆脱相互交流。沟通不再被捆绑于面对面的环境中，沟通能够在空间、时间距离上进行操作；沟通能够建立起巨大的档案（记忆）；沟通能够发展出特殊的词汇和文类；沟通能够将形式/媒介等级复杂化；沟通能拓展文化上可获得的语义选择范围。所有这一切都再明显不过。众所周知，古代文明的出现与书写的发明分不开，同样，离了印刷书写的技术化，现代文明的出现无法想象。从本文的角度来看，有趣的问题就是：系统论的概念工具是否提供了一种能对此领域持续不断的实证研究进行清晰组织、明确解读的方法。在技术媒介及电信领域中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综合力量来阐明这个问题。系统论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一种框架，以整体方法进行媒介研究，其中既包括媒介研究的理论维度，也包括媒介研究的历史维度？前面的段落推出的观点是：至少在概念阐述层面上，系统论真的大有作为。从历史这一面来看，最近有几个贡献已经展现了系统论模式的生命力。然而在英国、美国、法国的讨论中，系统论大多被视为边缘，而且晦涩高深。只有掌管学术时尚的神灵才知道这种状况将来会不会有改变。
这把我带到了最后一点，说这一点是个假设会比较恰当。如果系统论被严肃地当作媒介研究中切实可行的范式，那么某种类似于概念变形的东西就会发生。媒介研究就将从它专业化的茧壳中破茧而出，将自己从具体“质料性”、感官渠道、代码过程（模拟/数字代码）等禁锢中解放出来，它将展翅高飞，对沟通的结构及演化进行普遍性研究。系统论内部有一个更深入的概念——“通过符号被一般化了的媒介”，通过这个概念，人们可以瞥见扩展了研究领域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个概念涉及的问题类似于上文提到的问题，与社会环境中的双重偶然性有关。随着书写的传播，复杂的沟通得以实现，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能看到，沟通的不确定性（双重偶然性）无限增加。由于脱离了面对面情况天生具有的语境支持（例如，在感知上透明的指示功能、姿势，共同的、不可动摇的语义前提），沟通能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扬帆航行，如果要使沟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那么不确定性也在召唤着新型约束条件的建立。这些约束条件将沟通选择与愿意接受约束条件、将沟通过程继续下去的动机相连。通过建立超越环境的（因此是“普通的”）框架，将沟通交流放入它自己的运用领域，该领域已被浓缩为主要“符号”。这种通过符号被一般化了的媒介的例子包括权力（法律）、爱、艺术、金钱、真理。这些都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媒介。即它们是“含义”束，可以用形式/媒介关系来分析。比如说，金钱就是一种由关系松散的要素所构成的库，这些元素能接受形式（价格）。通过符号被一般化了媒介的关键特点在于：通过允许用二进制代码进行判断，媒介能减少沟通的不确定性。在金钱这个媒介中参与经济交易，就是要接受付钱/不付钱这个选择，将其视为评价所有具体沟通结果的要素。现代社会分专业，它在功能上被区分成专业化、任务型的领域，如科学、法律、经济、家庭、教育、艺术，等等。与现代社会相反，部落社会分区域，封建贵族社会分阶层。在社会理论中，这是常识。系统论中通过符号被一般化了的沟通媒介带来了一个额外的问题：这种功能性的次级系统围绕着具体媒介结晶升华（例如，经济系统中的金钱）。但说金钱、爱、权力是媒介，这是在扩大概念，使其远远超越了它当下相关的视野。(https://www.daowen.com)
系统论为接受媒介概念延伸这一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观点，同时还提供了一系列的区分（意识/沟通，形式/媒介/，系统/环境，操作/观察），以确保这一主张能够得到准确运用。然而，如果这种概念重构发生了，那么媒介研究本身将发生改变。在新的理论体制下，它将远不止是对声音、书写、形象的生产、储存、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质料性及技术进行描述。事实上，系统论视野下的媒介研究根本不会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学科”或“领域”。人们可能会将媒介研究的地位等同于一名跨学科接线员的地位：一种对系列局部要求进行重塑、勾连的方法论。在一般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操作中，媒介（以各种交错复杂的方式）具有构成性特点，这是控制论给我们上的一课。这一课并不将认知客体领域画地为牢，而是打开了一种批评视角，让我们看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全貌，并对其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进行阐述。
参考文献及建议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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