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网络

19.网络

亚历山大·R.加洛韦

埃斯库罗斯在悲剧《阿伽门农》中描述了两种类型的网络。第一种是真实的通信网络。这个网络得到了详细描述，却没有得到舞台呈现。第二种是可见并得到了呈现的罗网陷阱，但它象征着一个更大的阴谋。通信网络是一个由烽火构成的链条，横跨数百英里，将特洛伊城陷落的消息带回阿尔戈斯，预示着胜利者阿伽门农即将凯旋。“艾达的火炬首先点燃/烽火相连，火光冲天/直到这里”（281—83），由烽火构成的节点遍布全国，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在描绘数十个节点中的每一个节点时这样说道。〔1〕“干枯石南燃，烽火冲天/信号次第传。”（294—95）但后来阿伽门农回到自家炉火边时，有人布下了第二张网，那是一张“天罗地网”（1382），是克吕泰墨斯特拉为毁灭她丈夫而布下的陷阱。后来歌队谴责这张巨大的网是“肮脏的蜘蛛网”（1492），这张网的形式是一个象征，它是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她的织女们造出来装饰门槛的紫色织物。阿伽门农最终经不住哄骗，不明智地踏上了紫色毛毡。〔2〕正如埃癸斯托（Aegisthus）在剧末幸灾乐祸地说，从踏上丝织物的那一刻起，阿伽门农就“陷入了复仇女神编织的罗网”（1580），落入了克吕泰墨斯特拉沾满鲜血的双手，他的命运就已被坐实。这位忸怩作态的背叛者感觉自己的等待快到尽头，于是带着嘲讽的语气怂恿阿伽门农：

啊，如果我的主人饱受伤害如同饱受流言，

那么从特洛伊一路伤到阿尔戈斯

他岂不成了一张千疮百孔的网！（866—68）

事实上，在剧本的最后场景中，阿伽门农的身体被刺透了三次，英雄如网这个形象变成了现实。在凶手吕泰墨斯特拉讲述这一切之前，卡珊德拉（Cassandra）已经预见到网会成为使杀手如愿的凶器：

哦，看哪！哦，恐怖！这是怎样的一副新景象？

一张捕猎的网，死神发动攻击的凶器！

猎手是她！他的枕边人。（1114—16）

于是，在两个相关但不相容的形式结构中，两张网来回摆动。一张是胜利之链，另一张则是毁灭之网。

在阿伽门农中，胜利之链是线性、高效、有用的。每动一步，网络都在扩散、加增。在一个山头点燃烽火，这并不会让前一个山头上的烽火变得黯淡无光。相反，这只会有效地增加它的光亮。胜利的烽火链传递信息，使人们在远地如同在现场。它指明方向。它遵循一系列的命令。它构成现实，而非破坏现实。也许最引人关注的地方在于：胜利之链由纯粹的能量构成，它是彩虹女神和赫尔墨斯神的结合。

毁灭之网却绝非如此。它是非线性的网丝，不是线性的链条，设计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它来捕捉、围困最棘手的敌人。通常，它的特点就像成群成窝的野兽，天性诡异难测，外形变化多端。与其相关的神不是彩虹女神，也不是赫尔墨斯神，而是复仇女神。复仇女神不大关心连接问题，毁灭之网为她带来的毁灭如同洪水泛滥，但她永不满足。毁灭之网不是补药。相反，与远方要素相连，它成了一种销毁连接的溶剂。它对烽火链步步紧逼，让烽火链魂飞魄散。只有克吕泰墨斯特拉的网能捕获特洛伊城的征服者，将阿特柔斯家族的精华掏空。

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联剧的第一部《阿伽门农》中，复仇女神只是一带而过。在第三部《复仇女神》中，由于复仇女神在故事中无处不在，因此只能以歌队的形式将其拟人化。复仇女神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这个人物只能以多个不同的身体来表现。维吉尔用了三个身体，而埃斯库罗斯用了十二个（欧里庇得斯用了十五个）。在悲剧中，歌队一般象征着社群。歌队不是“群众”“人民”的象征，歌队仅仅象征着“一组人。”这就使《复仇女神》非同寻常。在《阿伽门农》中，歌队是严厉谴责的长者；在第二部《奠酒人》中，歌队是喧嚷的侍女，而在第三部中，歌队却成了复仇女神本人的化身，只是这个化身是神圣的，也就是说，不具人的形体。这里不再是“一组人”，而是一窝，或一群。前两部作品中克吕泰墨斯特拉的织物象征着毁灭之网，网和紫色织物被她当作武器，织成的袍子如同紧身衣，捆住了阿伽门农（俄瑞斯忒斯在《奠酒人》中称之为“一个陷阱，不是用铁，而是用丝线做成的陷阱”；493）。这个毁灭之网不再是一个象征，而是网络化存在本身的转世重生。复仇女神就是拟人化了的毁灭之网。赫尔墨斯神（作为胜利之链）在《复仇女神》中也有出现，只是出现的时间极为短暂。在俄瑞斯忒斯从德尔菲到雅典的旅途中，赫尔墨斯神一路牧养他。所以，虽然在最后一部作品中雅典娜和正义精神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复仇女神却暗示着挥之不去的威胁，这种威胁如果不是网络化的复仇的话，那它也是网络化的存在。

我以经典文本开始对网络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这里有几个原因。其一，是为了从西方文学的根基开始引入两个比喻：胜利之链，以及毁灭之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网络在当时，以及在当今的力量。其二，是为了开宗明义，对下面这个论断提出质疑：网络单单盛行于20世纪晚期及21世纪早期，更明确地说，网络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技术或后现代性，如电报、互联网的同义词。

其三，是为了开始讨论网络形式的内部矛盾性，或不公平性（当代网络理论家称之为“幂次定律”，或者说，诸如链接等网络资源的非随机分布的特点）。网络有许多种，网络内部不简单，也非全球一致。有些网络有严格的等级，而别的网络则具有灵活性，而且抗拒等级。有些网络，如胜利之链，喜欢创造秩序；其他网络，如毁灭之网，则意图瓦解秩序。在美国军方的手中，网络不仅被归到通信工具一类，而且被归入了武器系统。在反全球化活动家手中，网络被当作了搞破坏的工具和隐匿的工具。因此，我想指出不同网络之间的差异，它不仅体现在体系结构上，而且体现在价值和动机上。不仅如此，我还想指出，不同网络形式彼此之间可能会产生摩擦。实际上，准确地说，可能会演变成对其他网络形式进行利用和破坏的景况（正如恐怖主义网络利用全球旅游网、移动通信网，以及大众媒介网）。米歇尔·福柯写道：“在这一点上，回想一下古希腊的格言将不无裨益。民众应当学习算术，因为算术教的是平等的关系；而几何只能留给政治寡头们学习，因为几何展现的是不平等中的比例关系。”因此，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图论，这位几何学的拓扑学表兄，对内部矛盾性或不平等性等问题一点都不具有免疫力。〔3〕

最后一个原因：不将网络定义为描述形状、结构的抽象概念，而是定义为具体的权力技术、组织技术、控制技术。我的开场白从本质上来看诚然具有文学性，但埃斯库罗斯所描述的网络（山顶的烽火链，猎人的罗网）是具体的、具有物质特性的技术。在所提到的每种网络中，不管是胜利之链还是毁灭之网，它们都是具有物质特点的载体，承载着权力出现在世人面前。网是渔猎工具，但在战争中它跟盾牌与弓箭一样，都是武器。这一点对人们当今的理解至关重要：网络常常象征着真实世界里的权力和控制，或者是真实世界里的权力和控制的化身。因此，胜利之链和毁灭之网等比喻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网络理论，这两个比喻只是两扇窗户，供人们从中窥见不同形式的网络化结构组织，以及网络化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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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术语network是一个复合词，由古萨克森词net和werk组成。Net是一种编织稀松的织物，用来捕捉、囚禁动物，存放物品。Werk既指动作行为，也指行为所产生的结构或事物。（埃斯库罗斯所用的术语是diktyon［διχτυον］，网络、系统、网格。）在媒介研究中，网络这个术语在分析通信技术时更为常见。在这个背景下，网络指的是用来创造、传播无线电及电视网络所用的传播技术，以及诸如互联网之类的信息处理系统及信息传输系统。在物资及工业系统（让商品得到流通的物流网，以及各种交通网）中，在生物及生命科学（生态学、神经学、遗传学）中，在数学的好几个分支科学（图论、拓扑学）中，网络也显得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及人类学中，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网络。经济学分析市场网络。而符号学这类领域则将语言及文化视为制造意义和交换的复杂网络。

这个术语有不同的用法，但某些隐含的假设能将这些不同用法捆到一起。首先，网络是相互连接的系统。网络不仅仅是部分的叠加，网络必须让不同的部分不断发生关系。因此，一座森林不是网络，但森林里的生态系统是网络。一群人本身不是一个网络，但如果这群人参与了市场经济，那么这群人就是一个网络。第二，网络要求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人们几乎从不把简单系统视为网络，但如果是复杂系统（细胞内的蛋白信号，全球资本的流通），那么这个系统十有八九就会被当成网络。因此，当代景象中人们常常将网络当作富有深刻寓意的指标，用它来指许多不同类型的复杂系统，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除了开篇提到的古典传统对网络造成了影响之外，在当今控制化、网络化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现代科学、哲学也给网络带来了数不清的影响。“如果让我在整个科学史中为控制论挑选一位守护神的话，我必须选莱布尼茨”，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及防御研究员诺伯特·维纳这样写道（1965：12）。事实上，从现代早期开始，莱布尼茨及斯宾诺莎（Spinoza）就已经提出了类似于机器化及网络化安排的雏形。在《单子论》（Monadology）中，莱布尼茨描述了一个由“单子”组成的平稳的普世网络，每个单子都很独特，但每个单子本身内部都包含着一面能照出总体性的镜子。在《伦理学》（Ethics）中，斯宾诺莎找出了一种普世的物质，思及思的延伸是其永恒特点，人的身体也由此而生。人类身体的属性给物质附加上了一种分布式的关系网络，以及反关系的网络，这一理论在法国哲学家吉勒·德勒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世纪的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论科学，维纳的控制论科学，帮助人们描述开放系统和闭合系统，描述系统内部如何嵌套子系统，描述通信及控制是如何从系统的一部分传递到另一部分。克劳德·香农和瓦伦·韦弗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提出了信息论。信息论并不仅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定义通信，而且从象征模式所具有的相对完整性，以及用来构建这些模式的语言中包含有多少不可预见性等方面来定义通信（见第11章，“信息”）。在数学方面，图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图论为理解网络提供了词汇，网络可以简单地被理解成图，被理解成一组组的节点和链接。

控制系统基本上是通信网络，信息能够在系统组成部分之间传递，从而影响系统的后续状态。维纳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进行了跨学科研究，从电子工程谈到了神经生理学。书中指出，在不间断的系统操作中，人类、动物，以及机械系统在处理数据输入与输出的能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见第10章，“控制论”）。这种控制系统的核心要点是反馈，这就意味着任何关系网络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反性。〔4〕对维纳来说，信息就是在环境世界中的“噪声”里做出统计选择，这就意味着某个设施能够将选择或筛选行为落到实处。〔5〕维纳将这个能力称为“信息反馈带来的控制。”就像埃斯库罗斯的胜利之链，维纳的网络总是那么高效、可控。这些网络在本质上是无生命的机器，网络的作用是更好地整合部件与技术，使其成为功能性的、系统性的整体。维纳的术语控制论（cybernetic）来自希腊语kubernetes，也被称为“掌舵人”。这也暗指19世纪时克拉克·麦克斯韦关于“调速器”（governors）的书写，他认为这个词也是对同一希腊术语的讹用。

维纳在研究高射炮弹道控制的时候，他的同事克劳德·香农在贝尔实验室进行通信研究。香农与瓦伦·韦弗一起进行的大部分工作为现代通信网络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为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的阿帕网这一想法的出现铺平了道路。香农的工作虽然远不像维纳的工作那样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但香农努力将“信息”定义为通信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香农与控制论有共鸣（事实上，维纳直接引用了香农的作品）。香农和韦弗的信息论强调信息的数量，甚至不惜牺牲质量或内容。正如他们所说，“信息不得与意义混淆。事实上，如果有两条信息，其中一条意义深厚，而另一条纯属胡说，但从目前信息的角度来看，两者完全等价”（1963：8）。这种顽固的技术观在今天人们实现互联网分组交换时仍然可以看得见。数据块被切分，然后按路线发送到目的地。虽然这些数据包可以被翻译出来，其意义可以被揭示，但是技术功能的首要任务是将数量x从A点传输到B点，虽然这个任务没有明说。

如果维纳的控制论和香农的信息论都暗示着一种定量、静态的信息网络观，那么出现于同一时代的第三种方法所提供的选择却略有不同。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生物学家，他发展的“一般系统论”跟维纳和香农的观点迥然不同（见第9章，“通信”）。维纳是从电子工程的角度看待人类系统、动物系统及机械系统，而香农将人类用户与人类用户所使用的技术区分开来看待。冯·贝塔朗菲则截然相反，他以生物学立场来强调人类的观点，或者强调技术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他阐述了开放系统与闭合系统的理论差异，表明子系统如何总会嵌入较大系统之中（互联网协议中的分层结构就原封不动地采用了这一模式）。他说：

组织并非一个对外部世界关闭、总是包含等同成分的静态系统。它是一个处于准稳定状态的开放系统。组织的成分材料及能量在不断发生变化，物质不断地从外部环境中来，又回到外部环境中去，系统保持着恒定的质量关系。（1976：121）

这个观点带来几个后果。其一，虽然冯·贝塔朗菲的确定义了“信息”，但与其他因素相比，信息在系统的总体控制中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信息对任何活跃的网络来说都具有核心地位，但如果没了将信息用作资源的总体逻辑，信息就什么也不是。换句话说，处理信息的逻辑与信息这个观点本身同等重要。

另一个后果就是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不是从工程或通信的角度，而是因其有机体论，从生物学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信息的方法。这并不是说系统论在哪一点上要比维纳或香农的理论更加准确，或者更加成功。但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谱系的确表明，信息化的世界观带来了一种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信息被视为具有抽象、定量的特点，可以被简化为对管理和控制的运算——这就是上面提到的非具身化、无实体的概念。另一方面，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都表明物质性是信息的内在特点，它被划归到军事技术、通信媒介，甚至生物系统等领域。

控制论、系统论盘根错节，这里已经列出大部分科学文献，这些文献与万维网（一系列特殊的网络技术，其中包括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于1990—1991年研发出来的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以及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的出现相结合，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该主题的大众写作和学术写作激增。这个书架包括了格特·洛文克（Geert Lovink）所谓的“.com之前的互联网先驱们的自由主义价值”；理查德·巴布罗克（Richard Barbrook）的对“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的批评；马克·德里的勾起人们幻想的报告文学；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埃本·莫格伦（Eben Moglen）的“网络共产主义宣言”。不仅如此，这个书架还包括从关于混沌到信息经济的复杂性（凯文·克利［Kevin Kelly］，埃斯特·戴森［Esther Dyson］，雷·库日韦尔，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到突现理论、自组织理论（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以及虚拟理论（皮埃尔·利维［Pierre Lévi］，马克·波斯特，布莱恩·马苏米）、网络立法（劳伦斯·莱西希［Lawrence Lessig］，约凯·本克勒［Yochai Benkler］）等相关内容的畅销书。〔6〕受到文化研究、批评理论、科技研究的影响，埃斯彭·奥塞特（Espen Aaseth），杰伊·博尔特，温迪·胡伊·永·春，理查德·格鲁辛，玛丽娜·格尔任尼克（Marina Grzinic），唐娜·哈拉维，凯瑟琳·海尔斯，莱夫·马诺维奇，中村丽莎（Lisa Nakamura），萨迪·普兰特（Sadie Plant），阿吕盖尔·罗莎娜·斯通，雪莉·特克等学者从网络身份的形成、非线性及交互性、网络美学、阐释学、软件的社会运用等角度对网络进行了写作。〔7〕这一阶段另一种有影响力的话语出现在社会网络理论、图论、拓扑学的交叉地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扎根于莱昂纳多·奥伊勒（Leonhard Euler）1736年的“柯尼斯堡七桥问题”不可解的证据，以及20世纪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小世界”实验，当代人对社会系统理论的讨论针对的是下面这些问题：网络发展与拓扑变化；网络链接的随机分布或非随机分布；网络子群的聚集及互联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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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及关于网络的话语并不是个新鲜的话题，但就不同的网络结构以及它们之间两败俱伤的斗争这一问题而言，今天的人们已经完全颠倒了标准说法。如果说在旧的场景中，毁灭之网的形式是分布式网络，它被视为一种溶剂，会对更具中心特色的控制构成威胁（例如，俄瑞斯忒斯三联剧主要是关于雅典的公义这个概念），那么在新的场景中，网络在人们看来至关重要，甚至必不可少。正如彼得·加利森（Peter Galison）所说，人们正在见证“一场反对中心的战争”。〔9〕毁灭之网终于战胜了胜利之链。如今主政的神灵是复仇女神，不是彩虹女神，也不是赫尔墨斯神。对霸权力量来说，局面是如此；对更加进步的政治运动来说，局面也是如此。人们可能会说到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及其去中心化的结构，也就是乔·弗里曼（Jo Freeman）在她那篇1970年发表的名为《无结构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一文中所做的有趣评价。〔10〕但与此同时，人们必须承认哈尔特-内格里的帝国概念（即“以平面方式讲述出来的动态、灵活的系统结构”）在形式上与它决意要消灭的运动一模一样。〔11〕“我们厌倦了树型，”德勒兹及瓜塔里（Guattari）写道。但没过多久，同样的字眼却从跨国精英的最高层人士口中吐出，在五角大楼紧闭的门背后听到，在先前是金字塔型等级制的堡垒中听到。

事实上，“反对中心的战争”在许多不同环境中都表现得很明显，这里有必要放大了来细看这些环境的轮廓。然而，这样做却必定会导致人们在对网或网络进行批评时，一边赞扬网或网络，一边又对自己推测性的“宽带”观点感到不满。洛文克认为对一般网络理论的追求是一种不幸（我本人无疑也有过这种不幸的追求）。因此，有必要对毁灭之网这个比喻所隐含的技术细节及历史细节进行钻研。这里我是指后克吕泰墨斯特拉模式的观点：网络具有去等级、破坏、溶解各式僵化结构的潜能。这条线索贯穿了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的图表：解放了的媒介与压迫性的媒介，德勒兹及瓜塔里的“块茎”，加利森的“反对中心的战争”（或者说，主要是反对中心化的网络），甚至贯穿了兰德公司（RAND）的研究员约翰·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和戴维·朗菲尔德（David Ronfeldt）的理论“网络战争”。〔12〕这些思想家们采用了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模式。他们假定网络与权威之间是一种敌对关系，网络是唯一可能对根深蒂固、壁垒森严的权力中心构成威胁的组织形式。

20世纪60年代保罗·巴兰（Paul Baran）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潮流。他构想的分布式网络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网络拓扑，其中既包含了毁灭之网，也包含了胜利之链，两者实现了奇妙的合成。分布式网络或“网状”网络在一个平面上铺开，由大量的链接将所有节点连接起来。任何节点都不可能成为网络的主人。每个节点都只能对网络拓扑及信息发送做出局部决策，从而将平铺式组织方式与控制整合到一起，并且在整个网络中广泛推行。巴兰将分布式网络与中心化的网络或“星型”网络进行了对比。中心化的网络或“星型”网络的特点是：只有一个集线器，通过数个分支延伸到边缘节点。第三种形式，去中心化网络，它是前面两种形式的混合：它包括数个具有等级特点的星型子网络，其集线器通过骨干链接实现互联，成为一个更大的混合体。分布式网络与其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表亲们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其特点是：节点之间相等、双向连接、重复度高、内部普遍缺乏等级特点。

巴兰的分布式网络在发送信息方面依赖一种被称为分组交换的技术，即允许信息分解成小块。每个信息块（信息包）自找路径，通往目的地。到达目的地之后，信息包再组装成原始信息。美国国防部的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1969年成立的阿帕网首先使用了巴兰的分组交换技术。（注意，分组交换这个术语不是巴兰的发明，而是英国科学家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的发明。在不知晓巴兰所做的工作的情况下，戴维斯也发明了一种在分布式网络上发送小信息包的系统。巴兰加盟兰德公司，走近美国新出现的阿帕网，这才巩固了他的历史地位。）同时，莱昂纳多·克莱因洛克（Leonard Kleinrock）发表了他在网络流量以及排队理论方面的研究。克莱因洛克的焦点是分析网络中的随机流量，也就是既不稳定也不可预测的流量，“信息流连续抵达系统，信息流之间的时间差是一个随机的量，每次抵达的信息流对信道的需求也是一个随机的量”。〔13〕对网络节点如路由器的设计而言，克莱因洛克的排队理论研究极为重要。

在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后来被人们称为互联网的阿帕网得益于一系列的技术标准，人们称之为协议。计算机协议是为了技术标准的实施而推荐的规则。主宰大多数互联网的协议包含于我们所说的请求评注文件（RFC）中。这个表述来自一个名为“主机软件”的备忘录，由史蒂夫·克罗克（Steve Crocker）于1969年4月7日发布，今天人们称之为“请求评注一号文件”（RFC1）。请求评注文件由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发布，可以免费获取（在线存档于数个位置，通过普通网页搜索就能检索得到），它的主要使用者是想要开发出能满足普通性能的硬件、软件工程师。从1969年以来，已经发布了几千个RFC文件，这些文件与为数更加庞大的全球技术标准一道，构成了被人们称为协议的组织系统和控制系统。协议是材料系统或组织系统，协议构建比特与原子之间的关系，规定比特及原子如何在自己所嵌入的分布式网络中流通。

虽然巴兰没有发明自动化通信网络，但我认为巴兰就是协议系统之“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分布式网络产生这一历史性时刻中的地位，而且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分布式网络创造了一种鲁棒性好的组织结构和控制结构。这些结构并不消灭组织，消灭控制。相较于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网络实际上是脆弱、无效、紊乱的。然而，长远看来，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的关系才造就了网络极佳的鲁棒性。毁灭之网能够高度有效。巴兰认识到，冷战模式依赖的是一种目标分散的系统——城市、军事基地，大抵如此——那么，如果能够全面铺开一种新的无目标组织模式（平滑的分布式网络）的话，人们就能获得一种新的战略性优势。分布式网络只是在最近才变得具有霸权特色，因为这一点，人们相对容易陷入对过去的回忆。那时，网络是要颠覆中心权力的，游击队是要威胁正规军的，游牧部落是要威胁大本营的。但是现在那样的日子没有了。分布式网络是新大本营，新正规军，新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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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指出一些网络媒介的细节问题。关于网络形式问题，批评理论中已经出现了重要分支。

首先，香农韦弗之后，网络对语义内容及理解相对而言兴趣不大。人们对数据进行“解析”，而非常规意义上的“解读”。两个协议（两种技术）的交叉地带定义着媒介对象。媒介对象不是某种人类语义对数据进行投射的结果。任何新媒介的内部都包含着旧媒介，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电影中包含了静物摄影画面，网页包含了图像及文本，等等。在数字媒介方面，麦克卢汉的原则成了律法。由于一切都是信息，任何可以辨识的“内容”不过是以人工手段将基板数据解析成可预测的模板驱动块。在校验和（checksum）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校验和是一种简单的数字签名，出现于所有网络信息之中。通过扫描信息“内容”得出校验和，而非通过任何真正的“阅读”行为。任何对内容的机器理解都被演化成一种人类行为的附带现象，正如搜索引擎所用的网页排名算法。结合上面的观点，复仇女神已经替代了赫尔墨斯神（可能也替代了彩虹女神），成了主政的神灵，这可能指的是网络具有反对阐释的趋势。简言之，人们将不得不探索一种新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本质上不具有阐释的特点。相反，这种模式的基础是控制解析、扫描、重新排列、筛选、插入。内在软件概念，或机器软件概念将是这种新阅读模式的基础。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逻各斯（话语）问题，而是尔格子（功）的问题。网络不仅仅是文本实体，它还是在不断劳作的实体。

第二个分支就是可能会被人们称之为政治悲剧的互动。在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对收音机的著名描写片段中，互动及网络双向性被抬高到类似于乌托邦的位置。后来，恩岑斯贝格又再次说，对于一种“解放了的”媒体，互动及网络双向性既是它的心脏，也是它的灵魂。然而在当今，互动是控制与组织的核心工具之一。跟毁灭之网一样，诱惑人心的正是连接这一行为。跟胜利之链一样，在双向表达、传输信息方面，网络特别有效（这就是图论所说的“无向图”）。当今，不管想不想要沟通，有机体都要沟通。这基本上就是为什么在维纳的控制论中，“通信”与“控制”的关系难解难分。用菲尔·阿格雷（Phil Agre）的术语来说，有机体只要用了任何信息代码及评估标准，他就已经被“捕获了”。点击量被累积；人的行为被挖掘，以获取有用的数据，或者被跟踪，非法获取数据；甚至连基因组都被勘察，用来获取罕见的，或者有用的序列。恩岑斯贝格想要把法西斯主义单向模式改变成激进民主双向模式，这一点值得赞赏，并且跟当时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然而，在当今时代，由于网络控制、网络组织技术中双向性与多向性的结合，双向性不再像往日那样，如同是上帝所赐的救恩。今天，互动意味着彻底地参与，意味着人人都陷入网罗。胜利之链不是一场独白，而是杂语共生。

认为软件的表面优于来源，但与此同时又高举来源，视来源为绝对必需，即使来源隐而不显，这个趋势是第三个分支。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人们的理解中，软件存在于各个层面。在作者这个层面，软件作为“源代码”而存在，它是一种人类可以阅读的文本，它包含着用高级计算机语言如C++所写成的命令。当这个源代码被编辑，这些命令就被翻译成了机器能够阅读的代码，即所谓的可执行运用程序，它由可被机器硬件理解的基本命令构成。这种运用造成了第三个模式，即用户的“运行时”经验：用户启动、运行软件的经验。来源、可执行应用、界面这三个模式对任何计算机技术而言都很重要。界面常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它决定着跟用户相关的真实经验。然而执行模式包含着真实的机器命令，软件功能要实现，它必不可少。但是与此同时，可执行应用程序仅仅是对源代码进行机器编译的结果，因此它是所实现工作的基本秘诀或评价。因此，软件的“源”要起作用，它必须以它不是的一种形式（可执行文件）出现，只有这样，它才能以完全不同于前两种形式的第三种形式被体验到。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软件的神秘逻辑：软件最充分表达自己的时刻恰恰是它隐藏自己的时刻。正如温迪·胡伊·永·春（Wendy Hui Kyong Chun）在她的作品中指出，代码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来源，代码总是一种“资源”。

软件的表面优于来源这一趋势促进了开源软件这一社会运动的产生。开源软件的源代码和可执行代码都朝用户开放。但这是一个阴险狡猾的表面效果，甚至再次出现在所谓开源软件中。在计算机科学中有一种被人们称为封装的设计方法，就是代码被分割成模块化装置，有时又被称为目标或文库，人们通过界面与之互动。在这个意义上，软件自身表现得就像一个网络，一个完全在抽象信息空间中模拟而成的信息发送网络。软件目标就是网络中的节点。通过任何两个目标界面之间的“边缘”，信息得到发送。界面就是与目标或文库进行通信往来的唯一导管。目标或文库本身的来源是隐藏的。计算机科学家使用封装有几个原因，所有原因都是实际操作方面的。封装会使代码维护起来更容易，操作起来更简单。封装实践遍布各种计算机语言以及程序环境，包括开源代码。如此看来，开源运动做得还不够；可能还需要某种类似于“开放运行时环境”的运动。在这里，蒙昧与透明这对美学和哲学上的强硬分子被当成了软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不是唯一的核心问题的话）来考察。网络化关系的悖论如下：网络化的他者总是被掩盖，然而，体验他者的精华，即便他者晦涩难懂，却被视为网络化关系的最高目标。例如，在复杂理论中，被放到了首要位置的恰恰是网络总体性的模糊性。只有通过“突现”在“集体智慧”的新思想精华中，人们才能克服总体性的模糊性。

胜利之链与毁灭之网之间混乱颠倒的关系的第四个分支是：它预示着政治兴趣的新景象。在这方面有好几个选择。以网络为支点，我将指出两条途径：（1）由“内部”形式一致性引发的政治问题；（2）由“外部”空间引发的政治问题。

网中允许存在空隙或网眼，如在渔网中，网眼是为了让水及小物体通过，这是网的根本特点之一，但拓扑学及图论却无视这个特点。图在本质上具有拓扑特点：其边缘无限延伸，这就意味着图的节点能够被任意移动，能够产生看似完全不同，但仍属同构的网络。节点之间的链接高于所有对空间的关注。例如，平行四边形和矩形在图论中可以说是同构，但在几何学中却不是（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是直角）。一般来讲，图嵌于空间几何之中，这一点对图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能会说，图论中不讨论空隙问题。图就是没有网眼的网。或者至少图是一种网的具体形状和网眼的特点（的确有网眼）不造成任何结果的网。图断定网眼存在，但网眼只是被视为从整体中排除的部分，被视为虽然在场却起不了作用的某种东西。图是一种网络，但在它的话语中没有“离线”这个词。网眼不仅从本体论上，而且从字面意义上被“悬挂”了起来，就像一个东西悬挂在结与线所编制的网中。当然，这是图论的特点，不是缺点。

但这也可以是一种不利因素。因此，人们如今能识别出一些源于外部的政治兴趣新景象。这些运动是就图中的洞这一位置而言的。要是在以前，这也许会被称为反机械化反自动化的勒德主义。今天，随着整个社会空间中网络技术的增强，这些政治兴趣包括对一切排他性网络之外的东西的兴趣：阿甘本的“裸命”概念；囚禁、引渡、人生保护权（今天的“黑暗”监狱从恶魔岛及前罪犯流放地中得到启发）；西方主动“连线”非洲；迈赫迪·贝勒哈吉·卡西姆（Mehdi Belhaj Kacem）的“被囚禁在外面”；岌岌可危的劳工及后福特主义；生物统计学与所谓可以用经验衡量用符号表达的数据（与上面所描述的互动悲剧接踵发生）；地理领域里的地形分辨率问题；等等。这里的首要问题是可理解性这个概念。谁，或者说，是什么东西被排除在了网络现场之外？在任何具体环境中，若要将一个实体排除在网络之外，必要条件是什么？若要排除，必须付出何种代价？若要被包括在内，必须付出何种更大的代价？“法律面前坐着一位守门人，”卡夫卡写道。

另一方面，人们可能会搬出所有以网络为中心的图标，这些图标在现代性中畅通无阻，并且在后现代性中也游刃有余：草根组织、游击队的战争、无政府工团主义，以及其他块茎状的运动。这些运动在网络模式的“形式之内”，因为它们本身在形式上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分布式网络或去中心网络。〔14〕（人们也可能会说，正是块茎运动与主张中心化的对手之间的形式不对称，才为块茎运动提供了力量基础，但那又是另外一篇文章的话题了。）然而，随着权势力量也进入了分布式网络，从而收编了先前留下的工具，于是政治行动需要新模式。新的利用是必须的，它跟分布式网络的关系是非对称的，跟分布式网络与现代性的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或者跟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巨网”与阿伽门农的高效军事网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新利用从未出现在网络之外，它总是在网络形式以内。因此，就出现了某种内部反网络运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哈基姆·贝（Hakim Bey）的当代自主领域模式，即，以复仇女神为榜样的“电子骚扰剧院”在线电子集会系统。在非人类领域，可能是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计算机病毒及计算机蠕虫利用分布式网络的均质性及网络传播信息的能力，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内部反网络的病毒破坏行为。同时，黑客也在网络化机器中寻找逻辑漏洞，颠倒、篡改那些机器的正常功能。

这些技术尚未发展完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在政治上如果说不上是倒退的话，也显得太天真，例如病毒这个例子。然而，这些技术的确开始描绘出一种新的网络组织形式，并且从剪影上来看，描绘出了一幅反网络实践的形象，而反网络实践是地地道道的网络形式。位处网络之外的景象、网络边界地带的景象、互动“问题”、表面与源头问题、反阐释冲动，结合这些方方面面，人们开始看到，网络批评理论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话题。

参考文献及建议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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