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为的辩证法”——此乃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原创，亦为他对统治术的主要贡献，或许比“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还更重要。它是一种确保能够“弥补”自然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并长期维持内在驱动力的有效工具——持续的紧张，长期的战争动员状态——也唯有如此才能维持这般反常的生活。采用的办法是既不让政府变得过于软弱无能，也绝不允许它行动过激从而造成过多的内耗。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或后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时“不和不战”方针的又一个奇异而具有讽刺意味的版本。它迫使苏联政府采取一种左右摇摆的路线，给全体人民制造了一种持续紧张的局面，以免每当政策失误而急转弯时人民不知所措。

当然，要求人们就范并非决定路线最终方向的唯一因素。此外它还取决于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和社会需求等各方面的压力——取决于在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中发挥作用的和能够对苏联政策施加影响的各派力量，尽管影响的方式有些古怪。苏联并非是一个完全在真空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它也不能超越心理学和经济学规律的制约。恰恰相反，它宣称要比那些注定无法克服自身“内在矛盾”的“反动”政权更清楚地认识这些规律，更自觉地依据自然科学的成果来制定政策。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西方的观察家，无论是务实的政治家还是现代政治的理论研究者，觉得苏联的政治行为如此的神妙莫测？这种困惑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要归结于西方没有意识到苏联决策者对迂回路线的高度重视，他们把国内的安全以及政权的维持都直接寄托于采纳这种路线。在国内外所采取的一切有利于苏联政府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措施都必须遵循总路线的要求，这种确定“总路线”的技术绝对是一项具有高度原创性和重要性的新发明。能否成功的操作取决于是否能够调动各种有用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来完全地控制公共舆论，对全体人民实施极其严格的管束；总之，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握，要求每个操纵者都具有高超的技巧甚至天赋——尤其对独裁者本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需要这种技术——道理很简单，真正正确的“路线”，势必要在同样不可避免而又相互冲突的左翼和右翼的“偏离”之间波动——因此不可能机械地做出决定。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取决于一系列人为的决定；因此它的命运不能视为是完全可靠的。只有掌权者具备斯大林那种杰出的管理才能，“路线”的走向，尽管对于苏联内部或是外界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依然看不清楚，却并非完全不可预测。一旦他不再掌权，苏联的命运会如何（苏联是否会卷入一场大战），对此人们只能怀着希望和恐惧，很难做出理性的预言。因为无论如何，它绝对不是一部能够自行驱动、自行调节或能够自动运行的机器。如果落在没有什么才能和经验，缺乏自信的人手中，它很容易给人们带来一场人类社会在传统的统治形式下从未面临过的巨大灾难。

斯大林的继任者是否能表现出足够的能力，来驾驭这种需要如此完美地结合想象力和实际洞察力的新技术呢？抑或他们会完全地放弃它，果真如此，是逐渐地还是突然地放弃呢？抑或他们将证明非但没有能力驾驭它反而深受其害，这样一种复杂的技巧非能力有限者所能掌控——这种技巧在能力更为突出的上一代人手中所产生的奇效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无法摆脱一场大灾难？我们说不好；看起来可以确定的是，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去世迟早将会在苏联各项事务中造成危机——一场比列宁的逝世还要更严重的危机。因为除了在一个高度独裁的政权中迫切需要重新调整的各种问题之外，还将面临斯大林精密的统治机器给后人带来的令人困扰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它过于复杂，除了杰出的管理大师之外无人可以操作〔7〕，另一方面无论是要中断、疏忽还是放弃它，都过于危险。

还有一件事看起来也相当明显：那些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因为太过无情太过压抑而无法维持下去的人们完全是在欺骗自己。苏联的体制，尽管还达不到能够自我驱动的程度，但确实也看不出有任何自我毁灭的迹象。统治者也许残酷无情、玩世不恭，甚至被绝对的权力严重地腐化：但只有出于强烈的义愤和坚定的信念而非从实际的观察和历史的经验中得出的道德上的乐观主义，才会使某些苏联的研究者预言这些恶行本身必将很快腐蚀那些作恶的人，让他们无法继续掌权，从而自取灭亡。被统治者，一群被驱使的、胆战心惊的羔羊，也许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得极其玩世不恭，渐渐变得冷酷无情，但只要实行的是一种迂回的“路线”，在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还能有些短暂的喘息，他们尽管经历了种种苦难，但仍然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还能——仅仅是还能——忍受并继续生活、工作甚至享受快乐的理由。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很难想象东欧或苏联（可能还包括印度和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环境，他们不仅能够在其中生存下来，而且在其他几个处境同样糟糕的国家包围下，透过铁幕也看不到能够勾起想象或超出想象的生活方式，只能让自己适应环境，把它们看作是正常的环境，设法找到活路，他们就像无休止战争中的士兵，被判无期徒刑的囚徒，在海上遇难的水手。这样的安排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普通公民来说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如果通过集体的苦难即便不能产生自由，也能产生博爱和平等，而且一个人只要能拥有一些快乐和激情的时刻，真正幸福的时刻，那么就可以忍受最严酷和最没有尊严的环境。

此外我们还应该记住：绝不要让人民整体痛苦到彻底的绝望，感到生不如死，无论自杀或者被杀都比活着要好，操控“总路线”的艺术恰在于此。假如苏联的公民得不到一点的自由或者快乐，那么他们很可能变得难以驯服或干劲不足；也绝不能让他们陷入一种恐慌、绝望或冷漠的状态，那同样会让他们丧失行动的能力。“总路线”上的摇摆正好可以被用来避免这些极端情形的出现。因此，只要苏联的统治者将这种操控统治机器的技巧传承下来，并能够继续从他们的秘密警察那里获得足够的情报，内部的崩溃看起来就不可能发生，就连统治者都不会因专制独裁和对其他人肆无忌惮的摆布所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后果而在意志和智力上发生萎缩。当苏联政府很明显还保持着充分的政治敏感性，这场对一个永久军事化国家进行的实验，从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来看，就远还没有到达它的终点。尽管这部庞大的机器可能受到各种困难和危险的困扰，但也绝不要低估了它的成就和活力。它的未来可能还不明确，甚至不稳定；它还可能犯错、翻船或发生渐变或剧变；但不见得一定会灭亡，除非人们的良心得到发扬光大。这个体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没有哪个西方社会能够救得了它。而到那时，那些更好的社会机体早就灭绝了，在1917年之前，俄国在这方面并不比西方差。重建它们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总有一天它们会被重建起来，到那时，这段又长又黑的隧道只不过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与此同时，这项惊人的发明本身也绝对值得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即使只因为它是一种既能自动运行而又无所不能的操纵人的工具——既能摧垮人们的意志，同时又能发掘人们进行有组织的生产的最大潜能——这也正是那些最无情最狂妄的资本主义剥削者梦寐以求的东西。由于它源于一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更严重的对自由和各种人类理想的蔑视，并且统治了大约八亿人的生活，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不人道也是最捉摸不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