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四个星期

在苏联的四个星期

1956

1945年我在莫斯科待了四个月一直到年底，时隔十一年之后，1956年8月，我又重返莫斯科。尽管能发现一些变化，但在我看来并没有发生像某些西方观察家的报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种深远的或根本的变化。与1945年那次访问相比，我这次逗留的时间相对较短〔1〕，没有更多的机会对各类机构或个人进行观察，因而所得的印象也难免略显肤浅。

我是经由列宁格勒进入苏联的，从1945年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日子到现在，那里的城市面貌确实有了巨大的改善。街道更加整洁，建筑物也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冬宫也经过重新粉刷，夏宫进行了修缮，实际上是彻底的重建；有轨电车不再像从前那样塞满了乘客，许多便宜的（更确切地说是按当地的标准来说不贵的）餐馆和“小吃部”又重新开张，比较干净，还能提供比大多数同类的英国餐馆更美味的食物（尽管还比不上意大利的同类餐馆，即使是意大利最贫穷的南方市镇的餐馆）。街道上有许多人一看便是旅游者，我还遇见了一些我从前在哈佛的学生，他们获得了卡内基基金会向他们提供的苏联“二十九日游”的旅行资助；这些资助如今使美国不断地涌现出许多刚刚毕业的年轻的社会和历史研究者，他们精力旺盛、无所不在，决心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也就是说，用学得还算过得去的俄语与尽可能多的苏联公民进行交谈。

我拜访了苏联最重要的文学史研究机构普希金故居博物馆的馆长阿列克谢耶夫教授。由于我不是任何官方代表团的成员，所以一开始他非常谨慎，当我提起许多斯拉夫研究界都耳熟能详的名字时，他的态度才渐渐改变，变得彬彬有礼，有问必答。在他办公室的另一张桌子上总是坐着人——如果我进屋时遇见的那个同事出去了，还会进来另外一个人坐到那张桌子那儿，装模作样地读十来分钟书，实则在暗中监视。

阿列克谢耶夫教授说现在的情况要比斯大林时代好多了，他希望那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由于政府明显地偏重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研究，文学研究仍然面临重重困难，但与1940—1953年比起来仍可算是天堂了。他告诉我他很高兴能认识我，并和我一起讨论俄国文学史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在1945年或1950年几乎是不允许谈论的。事实上，他对与外国使馆人员尤其是英国外交人员（他说他们对文学家似乎特别感兴趣）完全清白的接触如何连累这些人的俄国朋友，使他们蒙羞甚至更糟的情况早有了解。再回到那种可怕的情况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只是在俄国没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他还向我列举了学者和作家受迫害的例子；我问他被日丹诺夫当众批判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是否会得到“平反”；阿列克谢耶夫教授盯着另一张桌子后面的监视者看了一会，然后说他也不知道。气氛明显变得严峻起来，不久我便起身告辞。

我发现我所遇见的几乎每一位官方人士都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过去是极其恐怖的，而新的自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我们曾经惶恐不安，如今我们终于逃离苦海。不论是博物馆的负责人还是国家纪念碑的管理人，不论是大学教授还是学院的“常务书记”，包括文化与教育部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实际上所有有资格和外国人进行交谈的人都在重复着这一点。对那些有资格和没有资格与外国人交谈的人的区分在我看来意义重大，它表明今天的形势与1945年相比已经截然不同。尽管与之后的几年相比那时俄国人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可能更多，但那些接触多是些非正式的，而且还可能给那些参与谈话的人带来或大或小的风险，当然那些代表各自政府的官员为了特定的目的进行的纯官方的联系除外。这次我觉得对与外国人接触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既取决于苏联相关人员的地位，同时也取决于他们与之谈话的外国人的身份。显然学术和文化方面的高级官员——研究机构的领导以及这类机构的书记和负责人——已经接到了某些特殊的指示，即便不是寻求与合适的外国访问者建立关系，至少也是要促进发展这样的关系。实际上，至少有三位苏联学者告诉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在1955年11月已经派特使到莫斯科的各个学术研究机构传达指示，说已经决定恢复与外国人进行文化交往；那些懂外语的人最好重操旧业；特别是外国代表团将受到热烈的欢迎；如果他们是以此类代表团成员身份来的话，也将得到大方而不拘形式的接待；我的一位消息源特别提醒我说，这意味着主人想改变人们对他的印象：他们不再对外国人过分的遮遮掩掩或拒绝外国人的来访。

毫无疑问，代表团的成员，甚或是像我一样携带能够充分证明自己身份的推荐信的个人，都能够指望与他们的同行或被选派来接待他们的那些人，进行比以前更为宽松的非正式接触和更为自由的交谈，当然都是在一个非常明确的范围内进行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对接待外国访问者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切，除非那位俄国接待者有把握确定他事先得到保证不会受到过分亲敌的指责。最受欢迎的是物理学家和其他自然科学家，接待他们的俄方主人很可能得到了指示（这是一位年轻的物理学研究者给我的印象），在日常安全的范围内尽可能对他们开放，不要给他们留下明显有所隐瞒的印象。同样对其他代表团也决定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事实上苏联“主人”在谈话中表现出来的亲切和自在的程度，似乎恰恰反映出他们重视的程度、允许与外国人联系的程度以及他们不必担心来自上方审查的程度。而对待那些身份并不怎么确定的外国人——短期学生、私人访问者、非官方旅游者以及非正式代表团成员的个人的交往，态度就马上改变，变得完全不同。除非外国访问者的身份非常明确，或者他属于受官方欢迎的那一类人，否则我们又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以往一切的猜疑与回避态度。

我真的见到了几位上次访问时认识的老朋友，如我所料，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要比从那些唯唯诺诺、彬彬有礼，但又往往空话连篇的各类研究机构的官方代表那里了解到的多得多。我还遇见了一些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人，一帮在图书馆里写论文的学生（我花了十天在图书馆做自己的研究），还有一些老熟人和他们的朋友，他们显得非常急切地想见到我，但又不得不因此备加小心，这与那些哲学学会的头头以及学术机构的领导（除了普希金博物馆的馆长，我还拜访了列宁图书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文学研究会的领导，还在一位英国使馆人员的家中遇见了党的主要意识形态喉舌《共产党人》的主编，为此我要感谢他为我提供了这次非常有意义的会面机会）欢迎我时表现出来的表面上的坦率和自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的总体印象可以概括如下。

苏联社会中最深刻的裂痕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总的来说，我接触得更多的是被统治者，但与一些党的重要人物——包括一位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的谈话，也让我对这个阶层的普遍的口吻和性格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印象。被统治者大多是一些性情温和、彬彬有礼、柔弱温顺、谨小慎微、充满想象力而又天性淳朴的人，他们的道德信念、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带有浓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色彩，他们看待外部世界的眼光充满了好奇而又略带敌意，甚至恐惧。他们一直认为美国人想对他们发动战争，但根据我的经验他们也并不是太过当真，当向他们指出他们大多数信以为真的事情——比方说在英国有300万人失业，又比如美国的政策完全被军火商所操控——可能都与事实不符时，他们以一种颇带讽刺意味的沉默对此表示认可。所有的宣传必然都充满了谎言，上面那些只是这些谎言的一部分而已，苏联的报纸和广播与国外同行相比也好不了多少。

我发现这种可爱的愤世嫉俗的态度非常流行，它认定所有政府都在干蒙蔽公众的骗人勾当，而且对政治问题根本没有兴趣。这种态度在和我交谈的那些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期望的是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找个好工作，外出旅游，谈恋爱，挣更高的薪水，好好地享受生活，而丝毫没有远大的抱负、意识形态的热情、民族主义情绪，或对任何公共问题的敏感。那些因把时间花在听爵士乐、穿西方时装而在这方面饱受诟病的莫斯科人，只不过是追求个人主义潮流的一个极端表现而已。因此，至少在我看来，共产党为了抵制这种个人主义，不断地大力宣扬集体主义、强化意识形态热情的努力完全是一场徒劳。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说的只是那些我遇到过的城市居民。在图书馆阅览室的学生（我没有去大学访问），出租车司机，在餐馆里偶遇的熟人，列宁格勒的一位摄影师，一位因被当作英国间谍而长期流放西伯利亚、最近刚刚返回的英文教师——所有人都向我传达了同样一个印象：他们主要期望的是能够活下来，过上更惬意的个人生活；官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尽管它最原始的那些基本原理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即阶级结构很重要，观念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衰落，列宁是一位伟大而又仁慈的天才等等——具体地说不过就是这些而已）——以及马克思学说各种更具体的发展，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各种更具体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理论（1920年代和1930年代前期曾就这些理论展开论战，被认定拥护异端邪说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已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了，实际上被看作是各种枯燥乏味的机械说教——越早结束越好——不论是那些被雇来教授它的人，还是那些被迫听其说教的人，都因对它的幻想而深受其害。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关于意识形态讲座的有趣描述，演讲者情不自禁地打起哈欠，而听众则出于礼貌，用笔记本遮住脸，好不让演讲者发现他们正在走神。面对此情此景，想到西方学者费尽心思追踪过去二十年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发展，仔细辨析各种潮流和趋势，各种理论和理论分支，寻根溯源，一个劲地去考查、分析、辩驳，真有些反讽的意味。它或许对苏联的那些卫星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更有意义，在它们那里这些意识形态的观点被牢记在心，或许还在其他地方有了重要的发展。在苏联来自高层的意识形态声明可以说是对政治、经济政策的重要暗示，但有关意识形态的教科书以及教学已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准，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我得到了哲学研究所非常热情的接待，发现一方面他们对境外哲学的兴趣非常敏锐——只要有足够的书籍和文章，他们也广学博闻——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专业（他们都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却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厌倦态度；他们既不相信也不怀疑他们所讲的观点——发表这样的观点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只是竭尽全力地去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想法要增添到里面。(https://www.daowen.com)

在被统治者中充满了对外国人的友善；希望能够认识他们，能够到国外去旅行，明知这不太可能实现也不会太过懊丧；他们具有某种类似于被占领国或军队的快乐与痛苦：只要占领军不那么大肆地残害和恫吓当地居民；在行进中的军队里，身为战士远没有旁观者眼中那么痛苦不堪；他们免除了许多公民义务，投入到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常规生活，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痛苦与快乐的生活方式。与正常的和平生活的感受一样，这些痛苦与快乐同样刻骨铭心。

在被统治者中当然还有一两位老作家，甚至还包括一些戏剧演员，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这个政权，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就已经从心底里排斥它。这些在他们的言辞中可以说表达得非常大胆、激烈而又无所畏惧。他们读他们所能获得的外国读物并有他们自己封闭的圈子，很难有机会见到他们，很难有机会与他们进行自由而又坦诚的交流。尽管官方没有提到过他们，但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都知道他们的存在，而且对他们推崇备至，敬仰有加，因为他们自己还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的程度。

虽然被统治者已经接受了这个政权，但他们为通向自由化的每一步而欢欣鼓舞；他们不认为他们的处境，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也无论是知识方面还是道德方面，要比其他国家更优越。他们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这样的问题。他们是俄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从来不知道还会有其他的生活状态。我自己没有遇见有谁强有力地表达过任何一种政治态度；即使斯大林的去世，至少在与我交谈的那些学生中，也没有产生任何强烈的反应。他们并不认为他比今天统治他们的那些人要更坏或更好；他们觉得他犯过很多错误，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强硬而又残暴的独裁者；但他们认为原则上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专制，政府就不可能进行高效的运转，他们并不相信国外有真正的民主，尽管他们承认国外在物质文化上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外国公民的生活也更加的舒适。

他们快活、健谈，对别人私生活的细节特别热衷，见到外国人格外兴奋，但所有人的心智似乎都只停留在十六七岁的水平。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在激烈竞争的体制中被埋没，吊诡的是苏联政府偏偏就制造出这样的一种体制。在我接触的人中，对现实最不满的是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前者抱怨仍然对他们存在歧视，尽管歧视的范围和程度不及斯大林晚年那般普遍和极端。他们说只有最有能力的犹太人大学毕业后才能找到工作，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着“职业性”的失业，还说只要有几个人竞争同一职位，不管能力多么悬殊，非犹太血统的人总是更可能被选中，尽管他们并不比犹太人更有能力胜任。他们对以色列抱有深切的同情，而他们对苏联统治者（比如，卡冈诺维奇）对以色列要么毫不关注，要么把它看作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加以敌视的态度，一直耿耿于怀，恐怕这本身就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对立。

格鲁吉亚人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也开始感觉到大俄罗斯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歧视，而且还流传着许多关于破坏活动的骇人听闻的报道，说他们参与制造了斯大林死后发生在第比利斯和格鲁吉亚其他地区的骚乱。他们对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狂热，实际上和我交谈过的那些人的一般口气中，明显不带任何英雄崇拜的痕迹，而且时常表现出某种愤世嫉俗的不屑态度。但这显然不影响他们成为苏联当局忠实听话的奴仆。

统治者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似乎相对更容易分辨哪些是成功的权力追逐者，哪些是他们的牺牲品，甚至也更容易分清哪些人正在施展各种手段，一门心思想往上爬；与之相反哪些人早已心灰意冷，或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苏联各级当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效仿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领导人。他们是一帮强硬、冷酷、好斗、国家至上的无产阶级无赖，他们憎恨一切广义上可以称为“西方价值”的东西，甚至憎恨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这种情感主要源于他们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感情，以及他们可能已经接受的某种意识形态。他们讨厌文雅，讨厌文明的举止，讨厌知识阶层等等；任何同样出身的权力集团，怀着对中产阶级教养的老板的积怨，面对这类事物都会如此表现。因此很自然，那些追求升迁，能够精明而又敏锐地适应各种变幻莫测的党的路线的党的骨干分子，一方面效仿最高领导人的口气，并像他们的顶头上司一样，对那些自由职业者既从经济上进行剥削又在人格上进行侮辱，同时还要求他们表现进步，有所发明创造，与西方的同行竞争并超越他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的传统和政策依然延续不变；苏联的文化，只要存在一天就不是一种无阶级社会的文化（就此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说新西兰是一个通往无阶级社会的例子），而是一种被解放的奴隶阶级的文化，他们仍然没有改变对原来主人的整个文化的敌意，仍然在面对这种文化时感到极度的社会不适，特别是在面对和对待西方的外交代表和其他访问者时表现得尤为明显。〔2〕在这方面，他们的感受与美国中西部更为原始的那些人的感受比起来并没有什么两样。在我看来，与其说是自觉的意识形态政策或大俄罗斯爱国主义，不如说是这种社会道德观念，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与西方的摩擦。

那些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多数是在官方的招待会上见的面，只有一次是在私人场合见的面——熟练且乐此不疲地重复着烂熟于心的那套话语，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他们的地位，靠的就是他们写官方文章的熟练程度及其影响效果。很难说他们信还是不信；这是俄国统治阶级彼此进行交流的通用方式。到现在再来讨论这是不是实现他们目标的最好的理论，它是促进还是阻碍物质或教育的进步这样的问题为时已晚。如今它已经成为维系整个苏联的唯一的黏合剂，共产主义的领袖们靠着它才能展开工作；它还成为人们彼此用来交流的话语，今天想要彻底地改变它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有可能带来更好的政治的、经济的乃至更有实效的意识形态上的结果。

你能在苏联的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中清楚地分辨出谁属于被统治阶级——他们说的是日常的语言，没有非分的野心，做的是任何地方的人都在做的事情，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某些俄罗斯传统的性格特征，他们是伟大的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描写的那类俄国人形象最纯正的原型——另一方面，你也能从其粗俗的话语，虚伪的温情，每次党的表述发生重大变化时表现在他们脸上的特有表情，以及明显的玩世不恭和机会主义，瞟一眼就能明白上司实际需要的能力上分辨出谁属于统治阶级，不管他是哪个层次的。对上司阿谀奉承，对下属蛮横欺压，这帮人根本就不配做统治者。他们为全体人民所敬畏、所憎恨但又不得不接受。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

这便是构成今日苏联的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