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俄国文化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确实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像俄国那样深深地、完全地专注于自己，专注于自己的天性和命运。从1830年代一直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俄国评论和创作都只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俄国。那些伟大的小说家，还有许许多多二流的小说家，与俄国小说中绝大多数人物一样始终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作为人的目标，或作为家庭、阶级或行业成员的目标，而且是他们作为俄国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问题的独特社会的成员，他们的境遇、使命和未来。从那些在其他方面观点迥异的小说家和剧作家身上，我们一样都能看到这种民族的自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痴迷的宗教导师，像托尔斯泰那样热衷说教的道德家，像屠格涅夫那样在西方被认为是致力于追求永恒的、普遍的心理学与美学典范的艺术家，像契诃夫那样远离政治、慎于说教的“纯粹”作家，无不终其一生密切关注着“俄国问题”。苏联的政治评论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讨论社会问题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神学家、大大小小的诗人，都在毫不例外且不遗余力地讨论着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俄国人；俄国人和俄国社会有哪些美德、陋习和命运；而最重要的是俄国在世界上扮演了怎样的历史角色；特别是，它的社会结构——比如说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或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或者相反与其他国家没有区别，抑或是某种先进的西方模式的一种变态的、发育不良的或失败的例子。

自1880年代以来，大量在今天看来枯燥得无法卒读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开始涌向俄国知识阶层，它们大多数不是要证明俄国注定要遵循它自己独特的规律——因此其他国家的经验对它来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就是相反，把它的失败完全归结于很不幸的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对这种或那种支配着所有社会的普遍规律的无视，因此俄国人为他们的无知付出了代价。而西方国家的作家在创作艺术作品、学术作品甚至发表日常的评论时（即使在美国，也存在类似的自我意识，尽管程度没有这么深），通常都不必为他们的主题是否符合正确的历史、道德或形而上学的背景这类问题所困扰。在俄国，至少从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存在的情形恰恰相反。严肃的作家如果不关注他的作品是否恰当地涉及了那些大的终极问题，人的根本目标，他们就别想有所作为。所有那些自称他们有能力理解、有道德勇气面对他们个人的、社会的和民族的处境的人，他们的职责始终如一：首先就是要把他所考虑的问题与某个特定社会（即俄国；其次才是人性）在它发展的特定历史（或道德的或形而上学的）阶段所必然选择的道路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浪漫主义的学说对俄国这种普遍的态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作用。那些浪漫主义学说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统治着欧洲文学和报章杂志，在德国尤为盛行，强调特殊的人群——如德国人或工业家或诗人——具有独特的历史使命。但它在俄国的发展要比其他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部分原因在于俄国实际进入欧洲舞台的中心（拿破仑战争之后）恰逢浪漫主义运动风头正劲之时；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自身的一种文化自卑感。因为这个世界鄙视他们，把他们看作是一帮被残暴的独裁者统治、只擅长镇压其他更自由也更开化民族的蒙昧野蛮人，这也引起他们的自卑，所以许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痛切地希望找到一种与他们自身相称的、尤其是与他们不断增强的物质实力相称的角色。此外，如某些作家一直主张的，在所有受拜占庭或东正教影响的社会里可能都有一种对神学尤其是末世论的强烈渴求，但俄国的神职人员却无法满足这样的渴求，至少对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批判的年轻人来说是如此。显然在西方各派教会的传统和思想资源中没有这样的冲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19 世纪和20 世纪初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也有一些例外）内心都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某种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这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是为关注个别的或个人的目的，比如说为自己追求知识、艺术创作、追求幸福或个人自由而放弃对这种理论体系的求索，则被看成是主观任性、失去理智、自私自利，是逃避人的责任的不道德行为。这种态度不仅仅是俄国左翼的知识分子才有，持不同政见的各派俄国开明人士都有，不论是在宗教界还是世俗阶层，也不论是在文化界还是科技界都很流行。几乎所有试图对各种宏观问题进行全面解释的哲学体系，总会得到那些热切的、急于呼应的、理想主义的一、丝不苟的、有时过于追求逻辑严谨性的思想者们的热情欢迎。其受欢迎的程度令人惊讶，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过头。(https://www.daowen.com)

而这样的学说并没有姗姗来迟。最先出现的是德国的历史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版本的历史主义，它把历史看成是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真正的科学。诚然，黑格尔曾轻蔑地把斯拉夫人看作是“没有历史的”民族，并宣称（和“僵死的”中国文明一样）他们在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中毫无建树。黑格尔的这部分内容被悄悄的忽略掉了，在普遍的世界图景中给了斯拉夫人，（在黑格尔的强劲对手谢林那里）尤其给俄罗斯人留下充分的空间。在沉迷于席勒、费希特、黑格尔等等德国唯心主义者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对法国社会预言家圣西门、傅立叶及其众多弟子和阐释者的同样倾倒。这些人提供了各种不容置疑的改革和革命的“科学”方案。他们的一些俄国追随者，抱着对这些纸上灵感的坚定信念，准备投身于这样的改革和革命中去。随后出现的是许多其他形式的受卢梭或孔德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新中世纪精神、无政府主义等等影响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这些学说在俄国的发展要比它们的西方原型发展得更充分。在西方这些学说通常在冷嘲热讽中凋敝或没落，但在俄罗斯帝国，它们却成了相互竞争的信仰，与那些对立观念——神秘的君主主义、斯拉夫的怀旧情结、教权主义等等的较量如火如荼。在专制统治下，各种观念和幻想容易取代行动，发展成各种虚幻的形态，以一种其他地方罕见的方式支配着那些信仰者的生活。试图把历史学或逻辑学或某一门自然科学——生物学或社会学——当成某种神正论；试图在这些学科中寻找并假装找到解决各种令人苦恼的道德和宗教困惑的办法；试图将它们转化成各种世俗的神学——所有这些在人类历史上都屡见不鲜。而俄国人却以英勇无畏的姿态投入其中，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我们今天所谓的现代形式的无私奉献精神。

一个多世纪之前俄国的评论家就指责欧洲文明缺乏深刻的理解力。在他们看来，道德枯竭、目光短浅的西方思想家的典型特征是，坚持认为人的各种活动未必相互都有关联——一个人作为作家所做的是一回事，作为公民所做的又是另一回事；一个人可能是一位很出色的化学家，但却虐待他的家人或在玩纸牌时作弊；一个人可能创作玄妙的音乐，但却秉持愚蠢的、甚至不道德的政治观点，而这与评论家或公众都无关。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不论持何种观点，都觉得这样一种生活观念与那种无所不包的、更为深刻的、认为无论个人生活还是他们所属机构的生活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生活的观念相比，显得有些虚伪、肤浅和支离破碎。一个人的所有素质和构成成分都在不断地相互影响；一个人不可能作为画家是一种人，作为公民又是另一种人，作为数学家是诚实的，作为丈夫却不诚实；不可能在各种不同的活动之间，尤其是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划出那么明显的界限。任何想让这种或那种领域不受外力侵扰的企图，都被认为是建立在一种极端错误的观念上，即认为一个人的真实目的和意志并不能渗透到他的每一个行动或每一次交往中——更有甚者，认为人类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具体的目的或意志。于是最能充分地体现这种人类终极的总体意志的无论是什么——黑格尔主义者认为是国家；圣西门和孔德的追随者认为是科学家、艺术家和管理者组成的精英阶层；那些服膺于宗教权威的人认为是教会；民主派或民族主义者认为是体现民意或民族意志的民选代表；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则是受命于“历史”来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那个阶级——这种核心团体都有权干预一切。那种个人和许多生活领域不受干涉的观念，作为一种基本的原则，无非是想去限制、缩小、掩盖、避开人们的注意，想去维护某些特权，保护我们自己的某些隐私不受普遍真理的干涉——因而是一切错误、缺陷和罪恶的渊薮。

那种唯一真理论，即只有唯一的真理人们必须为之献身只，有唯一的方法可以实现它，只有唯一的专家团体有资格来发现和解释它——这种古老而又耳熟能详的理论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即使表现得多么理想主义或超凡脱俗，本质上它仍然是极权主义的。尽管那些批判性的版本允许人们对核心真理的本质、对发现真理的最佳途径、对其布道者的资格提出质疑，但真理一旦确定，那就不允许对强使一切人和事都服从真理的权利与义务提出质疑，不承认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行为本身都有价值；实际上，绝对禁止。因为只可能有一条真理，只可能有一条正确的生活道路。只有邪恶和错误才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当1870年代和188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它也就找到了它几乎最理想的生长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