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年轻的俄国造反者所期待的一切要素。它宣称能够根据一套具有“科学”证据的历史模型来揭示人类的正确目标。它所宣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据说能够被“客观地”决定，也就是说，不是根据不同的个人、阶级和文化的各种主观的、相对的和无法预测的态度来决定，而是根据“建立”在“事物客观行为”基础上的各项原则来决定，而且那些价值是绝对的，并可以在理性的范围内独立地去拯救和解放全人类。它宣扬人与制度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就像18 世纪法国哲学家曾经实际宣称过的那样，它宣称所有真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可以解释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人类的目标——人类可能变成怎样，而一旦他们了解了他们真正的利害关系，他们又不可避免地想要变成怎样——取决于新的科学的世界图景。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这不是一个道德或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关于发现和使用那些通往普遍“确然”有效的目标的正确途径的问题；一个操作性问题。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有一句著名的且非常耐人寻味的描述，称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这个说法完全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在对历史和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正确的社会目标；然“”后，通过各种教育或熏陶的手段，使他们的同胞协调思想，像一台调试准确、运转高效的机器的各个协调部件一样，把握已揭示出的真理并按要求行动。类似的说法列宁也曾经在他非常著名的政治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2〕中提到过，根据他的论述，崭新的自由社会，摆脱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看起来就像一个工厂或车间，工人们在其中劳动，完全摆脱了机器的束缚，这完全是一幅技术官僚勾画出来的生活图景。宣扬的口号是效率、简洁、安全，只要目的善良想做什么都可以（这最后一项对所有那些理性的、了解真理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但并不是说可以做任何事，而是只能做那种正确的事——任何理性的人都会想去做的那种事——只要做好了它就能带来真正永久的普遍的幸福。这是一种传统的雅各宾派理论，事实上还能追溯得更早——其核心要义甚至可以上溯到柏拉图。但是或许在此前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像现在的苏联那样天真而又疯狂地坚信这一点。

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年里，这些原则——极权主义的道德和哲学基础——真的被接受了，至少被一些党的领导人所接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莫洛托夫以及那些秘密警察的头目，甚至还包括那个时期的斯大林，无论他们个人有什么样的缺陷，他们对原则和信念的真诚和坚定却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也出现了许许多多重大分歧，但他们关注的不是目标而是手段；一旦他们偏离得太远就会被指责为路线错误。因此我们看到，托洛茨基认为过于稳固的官僚机构存在一种危险，很可能会像一道闸——如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阻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革命的推进需要那些更有想象力、更铁血、更有胆魄、更坚决的执行者——他们从未想过世界革命的进程会半途而废。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反对将权力完全集中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手中，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平等权利，希望由工会组织来施行更民主的管理。党的右派认为过快的农业集体化会给经济造成某种混乱、衰退甚至导致经济崩溃，其对苏联经济的危害可能比在清算农民资产、清除农民顽固分子以及其他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狂飙突进中采取较为缓和的步骤要大得多。他们主张一种比较平稳的发展速度和较为温和的发展措施。此外在有关工业统制过程中军队究竟该起到何种作用的问题，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在外交政策以及对外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面，也有巨大的分歧。

最尖锐的分歧或许发生在文化战线：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任何扇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耳光”的行动，无论何种形式——比如艺术上咄咄逼人的未来主义和现代主义，或是任何对传统的极端叛逆——只要是抨击西方体制，打击它的士气，瓦解它的道德和美学基础，本质上就都是一种布尔什维主义的表现。此时的苏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实验，它们打着反对周围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战争的旗号，有些大胆有趣，有些则不过是些毫无价值的标新立异。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当时在德国尤为盛行，后来遭到了苏共政策的严厉批判。一方面是因为那些文化布尔什维克的大胆尝试可想而知都是些个别艺术家的个人行为，因而很少能得到党内高层人物的青睐，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意味着坚信通过集体创作的方式来完成构筑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而且在他们看来，那些前卫的诗人、画家和电影制片人打破常规的创作过于强调个人主义的标新立异——完全是十月革命所力图摧毁的资产阶级文明的一种极端颓废的变态表现。值得一提的是，列宁极其不喜欢各种五花八门的现代主义文化，他对激进的艺术实验完全持一种非常资产阶级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强制推行自己的审美观点，同时，在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宽容保护下，争论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他是一位不成功的具有批判性的戏剧家，也是公开野蛮倒退的真诚反对者。各个派系之间存在着分歧。“无产阶级”文化的捍卫者们无法达成一致：它究竟是由具有非凡天赋的个人创造出来的（这些人从无产阶级大众身上吸取灵感，就好像是无产阶级现实的或潜在的喉舌和扬声器），还是像更为极端的意识形态宣传者所说的，个人对于建立新的秩序无足轻重，因为崭新的集体主义社会的艺术本身必然也是集体性的？事实上，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作品必须是团队集体创作的，艺术批评——评论、随笔、指示——也是由一班评论家共同完成的，他们集体为作品承担责任，每一位成员只是整个社会无名的一分子。此外，有些人坚持认为，无产阶级艺术应该以更强烈的方式反映新的现实，必要时还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孕育出来的想象力将现实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另外有一些人认为，艺术家的工作严格说来是非常功利的：通过记录报道新生活——包括建立工厂、集体农庄、发电站；摧毁一切旧制度；生产各种社会主义经济的必需品，比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标准的食物、统一的服装、大量的建筑和书籍，特别是那些善良、快乐而又单纯的标准公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服务。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我想要指出的是这些看似“按照公式展开”的辩论首先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争论的各方总的来说对他们所说的都确信无疑，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真实地反映出他们对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同解释。此外这些辩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开进行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他们的分歧不在于目标而在于手段。自从反对者和怀疑者被消灭或压制之后，这些目标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共产国际在对待国外共产党以及数量上甚至更多的社会党时所表现出来的毫不妥协，以及对异端的无情猎杀，可能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真诚的信念，即认为那些党派可能会在核心的真理——那些构成理想社会的核心要义上妥协退让，要不就是它们已经选择或会选择可能会偏离那些神圣的不容置疑的目标的道路，尽管开始时还无法觉察。(https://www.daowen.com)

正是布尔什维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此明显地区分开来。这一概念不仅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有关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信念与政策，而且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无孔不入且让人别无选择，完全由党或党的中央委员会操控，即便在马克思或恩格斯最激进的言论中也找不到有关这种生活的丝毫根据。这就是赫尔岑所谓的“颠倒的沙皇专制制度”〔3〕，他早在1850年代初就忧郁而又准确地预言了俄国共产主义会变成这样，此外，这与列宁本人的性格也密切相关。毫无疑问，同时孕育了列宁和沙皇专制的俄国生活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说需要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宗教信念和救世理论。但权威主义的要素也属于列宁的独特贡献——他把党看成是一个由大佬严厉统治的派别，要求它的成员向圣坛贡献出他们所珍爱的一切（物质利益、道德原则、私人关系），对温情的道德越反叛越厌恶越好。一种对过去那段自由历史的轻慢戏谑和刻意嘲弄催生出列宁狂热的铁石心肠。正是这种冷酷的狂热性格让他的一些社会主义同志有些不知所措，同时也吸引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那样的追随者。

这种貌似理性学说的千年至福幻想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种自称能够解释和预言社会与经济变迁的科学理论，早在20 世纪初就已经被许多事实彻底地推翻了。这些事实已经被说得太多太滥不值得再在这里重复。在西方，许多兢兢业业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另外一些人不断努力来拯救这个理论，使它不至于沦落到破产的境地。这些人有的坚持正统，有的则成为异端。在俄国，总的来说，无需如此。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门形而上学，表面上基于历史的分析，实则拒绝接受一切与之龃龉的事实，而试图通过强制或说服来确保人们对一整套教条的遵从。这些教条自有一套晦涩难懂的术语，自有其“辩证的”论证方法；对人类和社会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也必须被改造成什么样子，自有其一套清晰又严密的先验观念。

苏联和西方一个最显著的不同是（现在还是），在俄国那些在内部争论中的失败者从政权建立伊始——甚至是在官方施行恐怖政策之前——最好的可能是被迫闭嘴，最糟的可能则是受到惩罚甚至处决。即便是这些严酷的措施也不能消除争论，反而有相反的效果──成王败寇的现实给这种得失悬殊的决斗增添了一种强烈的刺激因素。我并不想断言所有或者大多数参加那些狂热且危险争论的人都是些正直的人，或都出于一种无私的动机；各种各样为了地位或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无情、不顾一切的斗争，丝毫不顾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各种原则的行为，在1920年代的俄国已经看见得够多了。但付出恶的代价总得有点善的回报；那些斗争的主角们依然按传统的思维觉得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某种理论上的依据，而且因为其中一些人似乎对自己说的那一套深信不疑，所以有时还真涉及到原则问题。“文化战线”的情况最为明显，它一直为我们提供有关苏联生活其他领域走势的最可靠的征兆。此外，在争论者当中，我们会发现许多具有非凡天赋和气质的人，他们的态度，不论是真诚的还是机会主义的，都表明他们是些非同寻常的人。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阿韦尔巴赫不论按什么样的标准都不是一流的评论家，然而他们都具有天生的革命口才；布哈林、托洛茨基、拉狄克或许算不上思想家，但其中一位是个天才人物，另两位则至少是天生的鼓动者。另外在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和艺术家中还有一些第一流的人物，他们要么没有流亡，要么就是从国外归来。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1920年代的俄国在俄国历史或是俄国文化上烙下深刻印记。

这一切突然被斯大林打断，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