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斯大林政权的意识形态政策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值得专门进行研究。目前还没有人对此做过认真的尝试，在此我仅想提自己的一两点看法。

一旦斯大林和他的心腹意识到提前发生世界革命已经没有指望；要完全彻底地实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预言，在实现的时间和方式上与早先更为乐观的开国元勋们的预言相比可能有很大的出入时，他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彼此关联的三个目标上。首先要维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尤其是维护那些准备服从他的权威的领导人。其次要尽一切可能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保持和发展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只要不会引起苏联体制本身的根本变革，任何手段都可以实行。第三就是要消灭一切可能危及到前两个核心目标的因素，不论它们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也不论这样的行动是否会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意识形态观点不一致。

经常有人把斯大林比成拿破仑。其实这是一种可笑而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比附。斯大林并没有像拿破仑“清算”雅各宾派那样镇压和败坏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革命中也从来没有过一个热月政变（更别提雾月政变了）：1920年代中期没有（当然托洛茨基会把它定在这个时期），基洛夫被暗杀后没有，斯大林死后也没有。但这一类比仍给人一些启发。问斯大林是否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或是一个虔诚的列宁主义者，就好比问拿破仑是否相信理想或法国大革命的那些理念。说拿破仑是大革命的产儿并不为过，他打心底里反对与大革命前旧制度有关联的一切事物，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出于权宜之计他也愿意接受某些旧制度的残余。正如拿破仑理所当然地认为欧洲封建主义残余注定会被遗忘，王朝的法则根本不值一提，民族主义是一股必须利用的力量，中央集权和政治一致是对他的统治最有利的政策，诸如此类，我们也可以认为，斯大林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注定会被自己的“内在矛盾”所毁灭（尽管它会到处拼命垂死挣扎），无论它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样的挣扎可能根本于事无补。同样斯大林可能在策略上接受这样的结果：在这些“”矛盾变得比较尖锐的地方，那些希望活下来接管世界的人必然试图加剧这些紧张局势而不是缓解它；反之在那些局势尚未达到临界点的地方，对于那些新社会的成员也就是共产党人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要仓促发动不成熟的起义，而是要从内部瓦解对方，建立各种人民阵线并提防各类隐藏在内部的敌人。显然他真诚地相信人类社会的未来必然是集体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相信宗教和教会的权力正在瓦解；相信对经济力量的控制比对民族感情和政治力量的控制更重要（也就是说，经济能够产生更大的变化或结束这些变化）。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他当然是一位真诚的甚至是十分大程度地、更有效地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将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饥荒和压迫的世界里，在这个问题上无疑列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斯大林是否还是呢？像这样的问题，比起拿破仑皇帝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各种理想的实际有效性来，是否更让斯大林本人困扰，这看起来就要大打问号了。若说斯大林在思想上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根本不怎么在意——哪怕是口头上——列宁的那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观点。

斯大林或许与拿破仑还有另外一点相似之处：他牢牢把握着一条真理，而拿破仑或许是第一个充分意识到这条真理并照此办理的世俗统治者，——亦即，思想争论就诸如形而上学、逻辑学、美学等那些表面上远离政治的问题进行的争论——会激发出人们的批判精神，所以对于那些陷入权力斗争的专制政权来说，思想争论要比信仰各种独裁主义更危险。众所周知，拿破仑公开敌视观念学家（idéologues）——他那个时代的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他公开表示他更喜欢曾经侮辱过他、拒不与他交往的、顽固不化的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博纳尔，而不喜欢政治态度温和、因循从众的自由主义者德斯蒂·德·特拉西。与此相同，当斯大林感觉到自己的权力稳固后，便决定在苏联结束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他通过宣布一个学派胜过所有其他的学派（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对它们并没有什么影响）来达此目的。新的指导思想规定了知识阶层——作家、艺术家、学者——等等的主要任务：不是去解释、讨论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原理，更不是在新的领域发展和运用这些原理，而是将其简化，对它们的含义采取一种统一的解释，然后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不断地重复、反复、灌输这一套完全相同的被核准过的真理。新的斯大林主义的价值体系与墨索里尼所宣扬的那套非常类似：都强调忠诚、干劲、服从和纪律。争论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本应该把这些时间用来进一步加强工业化建设或培养苏维埃新人。那种允许对不可置疑的教条有不同解释余地的观念有可能造成不服从；这种情况一开始当然出现在一些远离权力中心的领域，比如音乐评论或语言学，但很可能扩散到政治上更敏感的地方，从而削弱追求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干劲，而对这些实力的追求是不惜任何代价也不讲道德的。那条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被简化成一套用来论证官方政策合理性的引语。那些被用来镇压哪怕是最忠实地信奉斯大林主义的知识分子（更别提那些所谓的路线错误分子和尚未改造的旧体制残余分子）的任何独立迹象的方法——补充一下，还有这些方法的成效——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压迫史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现象。(https://www.daowen.com)

结果是在俄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段长长的空白。从1932年到1945年，实际上到1955年，毫不过分地说，除了自然科学，在俄国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很高内在价值的思想或评论文章，也几乎没有创作出这样的艺术作品。除了作为那个政权或它所实施的方法的表征，即作为一份历史证据外，几乎没有任何本身真正有意思或很重要的东西。

这项政策或许主要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有关。他曾经属于一个被压抑的少数民族，喝了半瓶墨水，对所有的杰出人物和知识分子都怀恨在心，尤其反感那些能言善辩的社会主义者。后者在理论方面的辩才在革命前和革命后都经常让他自惭形秽，托洛茨基只是其中最傲慢最光芒四射的代表。斯大林对思想、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的态度混杂着恐惧、愤世嫉俗和施虐的倾向，而且毫不掩饰（有一点卡里古拉的味道），他能让他那些国内国外战战兢兢的组织成员变得那么的丑陋和卑贱。他死后这一政策一度得到他的继任者的维护，理由是，在摧毁旧世界、催生新世界的时候，不能指望那些旧世界的破坏者和新世界的建立者有时间研究艺术和文学，或者研究思想，因此至少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他们必须毫无怨言地忍受降临到他们身上的苦难。

如何能够让这样一个为欧洲语言增添了“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为革命胜利起了如此突出甚至决定性作用的知识阶层，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内如此绝对地俯首贴耳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流血牺牲为整个革命运动播下了种子，其中列宁在推翻旧制度保卫新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远非马克思所能及；在遭到摧毁时，他们也没有大声疾呼：只是流亡国外的有一点愤慨的声音，但在苏联国内则是一片沉默和完全的屈从。仅仅通过恫吓、酷刑和暗杀在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据我们所知，这个国家早已对这类方式司空见惯，但仍然在19 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保持了一种活跃的革命地下活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斯大林通过他自己对统治术的独创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发明值得每一位研究统治的历史和实践的学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