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一项发明被奥蒂斯称作“人为的辩证法”。〔4〕众所周知，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事物的发展并非遵循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借助各种力量——正题和反题——的冲突，最后以它们的角逐和一场皮洛士式的代价高昂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互相侵消，历史从而“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所谓的辩证过程又在这个新的层次上重新开始。无论这一理论在其他领域效果如何，它对革命的环境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适用性。

正如每一位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想必都知道的，摆在已经取得了大规模革命胜利的那些人面前的最主要的实际问题，是如何避免最终陷入两种相互对立的极端。抵达第一种极端——我们循奥蒂斯的说法，管它叫斯库拉——之时，革命的狂热分子发现革命意欲创建的那个新的世界不知何故并没有实现，于是开始寻求解释、追查罪魁祸首、寻找替罪羊，把它归罪为这群或那群执行者或支持者的懦弱和背叛，断言革命处于生死关头并开始猎巫，如今则发展成一种恐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革命团体往往不断地相互残杀，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丧失起码的社会黏合剂的危险之中，没有这种黏合剂任何社会都将无法继续存在。这一过程通常会被多数派发起的反革命行动所中止。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于是孤注一掷来保全自身、求得安定。这是社会为防止迫在眉睫的崩溃而本能地向后一退。这一过程便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8年的部分东欧地区也曾发生过，如果1848年极端的左翼政党获胜的话也会重演这一切。人们怀疑托洛茨基试图推行的事实上正是这种螺旋上升的恐怖。

相反的极端——卡律布迪斯——又退向身心俱疲的冷漠。当革命的原动力经过一段时间后开始减弱，人们寻求从他们一直承受的非正常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可怕的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他们希望得到解脱和慰藉，希望过上正常的生活；革命逐步地滑向安逸、马虎、道德败坏、机巧钻营以及那种以法国督政府为典型的普遍的腐败；不然就像在拉丁美洲等地经常发生的那样，退回到某种传统的独裁统治或寡头统治。因此，对革命的缔造者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既避开斯库拉式的乌托邦的狂热主义，又防止卡律布迪斯式的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继续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应该说，斯大林发现并应用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切实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特殊问题。从理论上说，历史和自然（按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解释）遵循自身的辩证过程，应该在关键时刻引起这些对立面的冲突，推动现实上升到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螺旋而不是陷入单方面的破产。但是显然历史和自然往往容易打盹，人们必须时不时来协助一下这些客观的主角。政府一看到追求以往物质享受的危险迹象，必然收紧统治政策，强化宣传，劝诫，威吓，恐怖统治，需要的话惩戒再多的堕落典型也要阻止这种溃退。那些逃避责任者、追求安逸者、怀疑者、异端者以及其他各种“消极因素”均被清除。这就是所谓“正题”。其余的人经过适当的磨练，惮于恐怖统治而不是出于对利益或信仰的渴望或向往，投身于所需要的工作中，经济一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但是接下来那些革命的纯粹派中的精英，狂热的恐怖主义者，党内真正的核心，他们一定真诚地相信剪除政治躯体中的腐败枝干乃是他们神圣的职责，因而走得势必有些过头。如果他们没有这么过头，如果他们能够及时地适可而止，他们也不会成为以极大的热情和必需的冷酷来完成审判任务的那种人；伪君子、半信半疑的信徒、中庸者、机会主义者，还有那些判断谨慎、富有人情味的人，对这一目标而言毫无用处，因为正如巴枯宁早就提醒过的，他们会半途而废。随后来临的这段时间，全体人民或是因为都被吓得战战兢兢，或是生活得过于贫乏，开始厌倦、怠工，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也开始下降；这是一段仁慈的时期。狂热分子被指控行为过头，他们被指控压迫人民，而且——通常是一场群众运动——轮到他们公开地遭到整肃，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就是被流放和处决。在一些偏远的领域——比方说，文学批评、诗歌和考古学，这些与经济和政治这样的核心事物离得较远的领域——允许获得更多的自由。这便是“反题”。人民又可以松口气了，到处充满了乐观、感激，到处都在谈论着统治者的英明，因为他们已经看到那些不可靠的官员的“过分行为”，到处期盼着更多的自由，一派融冰的气象；生产一跃而上，政府因回归到从前那更宽容的理念而受到赞誉，一段相对幸福的时光开始了。

这不可避免地再次导致了精神涣散、纪律松弛、生产力下降。再次出现一种呼声（新的正题），希望回归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重建各项基本原则和忠诚，消灭企图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各类寄生的消极怠工者、利己主义者、懒惰者、外国间谍和人民公敌。又开始新一轮的清洗，掀起新一波意识形态的狂热，进行新一轮的讨伐，不得不再一次斩断反革命（新的反题）的魔头。(https://www.daowen.com)

这样全体人民就好像永远都在疲于奔命，而且左左右右、步履维艰。个人能否保全自己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准确地感觉到中央权力机关何时会下达前进或后退的命令，以及他是否能够迅速调整自己转向新方向。在这里，时间的把握至关重要。由于惰性或政治方面的不敏感而导致的误算，更糟的是由于在政治上或道德上的坚定，使他在一条已经被判了死刑的路线上徘徊太久，如果他还顽固不化的话，几乎肯定意味着遭到羞辱或者死亡。

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借助这一费尽心机的策略（精心调控着强度不一、张弛有度的清洗和反清洗的节奏），确实把一个业已存在但还不能被他人主动承认，或被多数当事人自然接受的体制延续了下来，而且持续的时间要比迄今为止其他任何一场革命所能存活的时间都长得多。关于这一方法，先前援引过的奥蒂斯的那篇文章已经做过充分讨论。虽然，如作者在文章中强调的，这一方法若想见效，要求它的发明者要极具手腕，但看来这一方法要比它的发明者活得更长。尽管斯大林的继承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冲突和内讧的公开化，以及让莫斯科完全始料未及的西方被压迫民族的起义，都给这个体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是看起来奥蒂斯所谓的“人为的辩证法”仍然在起作用。过去的五年间，苏联统治者按照严格的顺序依次发起了一系列“自由的”或镇压的运动，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虽然操作得不再像斯大林那样精妙娴熟（或带有他个人深深的施虐倾向），但其操作模式之规范，绝非无意为之。作者提出的这套假设原本只是用来解释斯大林本人的统治方法，现在看来也适用于他的继承者。

该方法是一项政治原创，其发明完全归功于斯大林。它费尽心机的一项副产品就是把那些在苏联还被称为知识阶层的人——热心艺术和思想的人——完全地非道德化。即使在受沙皇压迫最厉害的时候，毕竟也还存在一些完全自由的表达领域；至少，你可以一直保持沉默。斯大林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没有任何领域独立于党的方针之外；而且拒绝说上面命令你说的话，就是不服从，就会受到惩罚。要做到“内心的流亡”，必须让人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头脑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至少是某种中立的方式。但是，如果一个人单纯维生的机会都已经要靠不断地积极支持那些看起来可能是荒谬的或与道德相悖的原则或政策时；如果，更有甚者，一个人的整个心智不停地在操心如何在致命的死海中寻找航线，如何从一个位置转到另一个位置，当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经受着必须向不仅仅是一个而是无数个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神低头的考验的时候；稍有疏忽、懈怠或者错误都会让人付出高昂代价——那么他就越来越不可能考虑他自己的想法，不可能遁入使自己秘密地保持异见和精神独立、探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内心世界。斯大林做得更绝。他不仅禁止一个学术团体和另一个学术团体之间、实验室与研究机构之间进行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官方交流，而且成功地遏制了一切权威知识中心的发展，无论它们是多么的谦卑和顺从，也不管它们多么会蒙骗和愚弄。绝不允许出现任何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士集团，因为根本不容许对理论问题有任何的讨论；科学院、红色教授协会以及马恩研究所的工作就是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支持斯大林的行为：至于教义，由他本人或某个政治局成员（当然不是教授）来提供。

哪里有官方教会或占卜团，且自身带有特权和神秘感，哪里就有相对隔绝的领域，在这个领域的围墙内无论是正统还是异端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斯大林竭力想抑制这样的观念——顺便提一下，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不仅体现在苏联公民的基础教育上（更不要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智识活动以及“纯学术”研究之类），甚至体现在那些实用的应用学科上。后者因缺乏讨论的自由而受到极大限制，并因各类投机冒险家、江湖骗子和职业告密者混杂其中而深受其害。所有这些给每一种形式的智识生活所带来的压抑，都远远超出了哪怕是最敌视最悲观的西方观察家的想象，或者就这点来说，也超出了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外的那些共产党的想象。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体制对斯大林来说已经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成就，我们不应该低估它的重要性。因为起码就目前来说，它已经摧毁了一个曾经在世界上最具天赋最有创造力的国家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