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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会认为新的苏联人——受斯大林主义熏陶那么多年——同样也会被改造，成为适应新的人为辩证法的新人类，就像苏联体制与西方的统治方式截然不同一样，苏联人也有别于它的西方同类。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就我近来与苏联的学生、店员、出租司机以及各类偶遇的熟人的谈话，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印象，结论是它只是发育迟滞的婴儿，而不是另一种成熟的异类。

在今天的苏联，你可以看到在那种对各种不同程度和种类的责任都有非常明确规定的组织中经常见到的情形——像在纪律严明的学校、军队或其他各种森严的等级中看到的一样，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事实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痕是苏联社会所能见到的最深刻的隔阂；只要和苏联公民一交谈，你马上就能清楚地辨认出他们属于哪个集团。开诚布公地讨论据说是这个新社会赖以生存的目标，或者据说是为实现那些目标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无论在这一鸿沟的哪一边，这种讨论都不受鼓励。本分的工作必须完成，而任何浪费时间或带来麻烦的事则绝不允许。但在某一方产生的结果会与另一方的结果有所不同。

让我先从被统治者说起。他们没有野心把自己变成统治者，而且基本接受了自己在苏联的等级秩序中处于较低等级这样一个位置，他们似乎也没有对公共问题感到深深的忧虑。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影响那些问题，而且，讨论那些问题还容易引火烧身。因此就算他们在谈话中涉及到这些问题，他们也就像学生讨论那些超出他们理解能力之外的严肃的公共问题一样兴奋、好奇而又不负责任，是为了好玩，别以为他们会拿它太当真，也就是说些胆大的、触碰禁区的话从而获得某种快感。这些人维护着私人的德行，身上保留了那些以往经常被外国人提起的典型的俄国人的特性。他们通常和蔼可亲，自然率性，乐于探究，孩童般天真，喜欢享乐，对新鲜的感受极为敏感，一点也不厌世，而且与外部世界隔绝了那么久，他们的眼光和品位本质上仍然是维多利亚式的和一本正经的传统类型。他们不再像在斯大林时代那样诚惶诚恐，当时没有人知道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在自己头上，任何向司法机构的上诉都可能石沉大海。专制者虽然死了，而一整套管理和统治制度却还在那里。

各项规章制度异常严厉，但非常明确，让你明白只要你触犯了你就会受到惩罚，除非你是无辜的——生活得异常小心谨慎，不冒任何风险，不见任何外国人，不发表任何有危险的想法——才有理由指望平安无事，如果被捕了，只能指望有一个合理的机会能够消除误会而重获自由。你会发现对这些规章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并没有进行多少讨论。问题并不是问这些规章制度是好是坏。它们似乎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来自上方的指示，总的来说让人不愉快，绝不会像想象中的忠诚的共产党员那样以那种虔诚的献身精神去信仰。但是它们显然是被统治者不能改变的，那就把它们当作自然规律接受好了。

趣味仍然单纯、清新、未受任何污染。苏联公民是用经典文学喂养大的——包括俄国的（如今几乎是不受限制的）和外国的——大多数作者都被认为具有“社会意义”：席勒、狄更斯、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杰克·伦敦，此外还包括赞美社会道德、宣扬恶人终有恶报的“童子军”小说。因为不允许文学垃圾、色情或“问题”文学扰乱他们的心思，在这种教育体制下的学生仍然保持着饥渴和单纯的态度——那种青年人的，有时还是非常有魅力和天赋的青年人的态度。在列宁格勒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举办的精彩绝伦的法国艺术展上，俄国的参观者（起码照一位曾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过交谈的外国人所说）几乎没人欣赏1850年代以后的绘画作品，觉得印象派，尤其是莫奈和雷诺阿，难以欣赏，对高更、塞尚和毕加索的绘画公开地表示厌恶。在这方面有许多明显的例子。当然苏联也有一些趣味高雅之士，但也只是凤毛麟角，而且他们没有太广泛地去宣扬他们的趣味。

学生被鼓励钻研科学技术而不是人文研究，而且学习的领域与政治扯得越近，讲授的东西就越不怎么样。因此最糟糕的是经济学家、现代史专家、哲学家和法学专家。一位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做研究的外国学者发现他周围的大多数人都是研究生，他们准备的论文大部分都是照抄其他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特别是引用得到公认的经典著作的语录——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即使到1956年还有人引用斯大林的著作）——既然它们已经经受住了那么多的考验，正体现了适者生存的道理。有人向这位外国学者解释说，不引用这些著作，论文根本就别想通过。显而易见的是，考核者和被考核者都对这类必需的引用心知肚明，引用这些著作是取得学位的必要条件。真正认真读书的学生人数远远少于那些读论文的学生，后者还查阅《真理报》的选集以及其他包含各种可引用的官方声明的共产党出版物。

哲学的状况尤其令人悲观。虽说哲学——也即辩证唯物主义及其来源——是所有大学院系的必修科目，但要找到对这个学科哪怕表面感兴趣的教师也不容易。其中的一位，也许是一不留神，竟然对一位困惑不解的外国哲学业余爱好者解释说，在沙皇统治时期，要求牧师巡访学校的每一个年级，例如每周一次，每次都絮絮叨叨讲他的《圣经》课，而要求男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好。孩子们很少甚至从未被要求回答问题；假如他们不找麻烦，不打断或表达什么攻击宗教或颠覆性的想法，可以默许他们整节课睡觉——双方都不希望对方太较真。那些官方哲学家就是今天的玩世不恭的牧师。辩证唯物主义的讲师只是宣讲他们的陈年旧稿，内容已经近二十年没有改动过——从那时起就禁止哲学家之间的辩论，哪怕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里也不允许。从那以后，整个学科已经变成对文本的机械重复，由于这些文本如此神圣，不容置辩，甚至不管它们是否适用于——除了作为一种口头禅——其他学科（比如说经济学或历史学），所以它们也就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意义。无论是官方形而上学的专家还是听众都同样意识到它的无用。实际上已经很宽大为怀了，但只有足够重要的人才能摆脱它：比如核物理学家，目前他们的工资可能是最高的，他们显然被允许甚至在公开场合说辩证法哲学──实际上所有的哲学——在他们看来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不可能指望他们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大多数与莫斯科的哲学教师交谈过的人（如今许多西方的访问者都已经和他们交谈过）都一致认为，他们每个人都热切地渴望了解西方正在发生的变化，不停地问“新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等等问题，像意外获准品尝禁果的孩子一样仔细地聆听。当被问及他们自己的学科进展时，他们略带愧疚的渴望神情立刻消失了，显得非常的不耐烦。他们都明白那是一个死气沉沉、基本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题，几乎普遍不愿意对无法理解这一点的外国人谈论这些事情。学者们对此都再明白不过，他们的哲学研究就是一出闹剧，谁都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渴望能够让他们解读和讨论即使像费尔巴哈或孔德那样的已经过时的思想家，但那些当权者会认为这不合规矩。显然，“被统治者”似乎并没有偏听偏信。学哲学的人都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哲学都是些僵化的谬论。经济学的教授绝大多数都明白他们被迫使用的术语充其量也都已经过时了。

从一个更宽广的层面上看，要找一个对从本国报纸或电台发出的，或从国外的媒体发出的消息还深信不疑的人，实属不易。他们一般都认为那主要是宣传，一些是苏联的还有一些是反苏联的，因此皆不可信；于是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可能可以进行更自由讨论的领域，主要是些有关私人生活、戏剧、小说、电影，他们的个人趣味和雄心抱负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感到新鲜、有趣，也不乏真知灼见。他们没有明显地受到排外情绪的毒害。无论他们会从当局那里得知什么，他们都不仇视任何外国人。他们甚至连德国人都不恨，尽管在1945─1946年时确实对德国人怀有深仇大恨，当然也不仇恨美国人，尽管他们担心由于两国政府的争执，美国会对他们发动战争；但即使把这看成像有可能发生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也比老让人非议好。那些询问当前政治的人通常不带什么偏见，有的只是聪明的大孩子般的好奇。因此出租车司机问他的乘客英国是否真的有两百万人失业，在得知事实并非如此之后，他的回答耐人寻味，“原来他们又在骗人”，说的时候已经没有哪怕一点的气愤，甚至看不出有明显的讽刺意思，完全就像在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他似乎在说（像所有战争期间的宣传大臣经常说的一样），政府干的就是散布这些谎言，但明白人不必去信它们。

苏联的大城市对外部世界的误导和错觉没有西方通常想象的那么严重——尽管消息匮乏，但过分杜撰出来的内容也少有人信。在我看来若说共产党在俄国的执政是受命运的眷顾或历史的垂青，那么俄国人民所需要的不是接受再教育——因为他们的体制尚未完全地吸收现有的这些学科——而只是普通的教育。就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更像未受法西斯蒙骗的意大利人，而不像彻底被纳粹思想浸透的德国人。

事实上，对于苏联人为制造出来的知识阶层来说，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或许是它相对缺少我们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神秘性的东西。无疑在波兰、南斯拉夫等其他国家有许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认为，苏联不会有那么多——在那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不可抗拒的、但又极其乏味的官方说教形式。作家和知识分子想要的——在作协最近的一些会议上提出抗议的那些人和提出过类似抗议的那些人便是明证——并非是能够有多大的自由去抨击现行的正统，甚至是有多大的自由去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仅仅希望能够如实地描写生活，而不必一直参照意识形态的要求。小说家感到烦扰，或者厌恶，因为他们不得不将呆板的、概念化的苏联英雄和反派人物放进他们的小说或搬上舞台；他们热切地希望能以更强烈的——即便仍然十分幼稚的——现实主义，更多样的手法以及更大的心理自由来进行创作；他们抱着一种怀旧之情向往列宁主义统治的1920年代，在他们看来那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但也仅仅到此为止。这与政治反抗的热情截然不同。作家们——或者说至少是一部分作家——希望在道德层面上公开谈论或指责官僚体制、伪善、谎言、压迫、正不压邪等现象，甚至当局在表面上对此也予以支持。这些道德情怀是人类所共有的，既非异端又非公然地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匈牙利人的起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显得毁誉参半，杜金采夫那部感人至深的新小说《不单是靠面包》（在文学上没有什么价值，但作为社会征兆极其重要）也是出于这种情怀创作出来的，并受到热烈的讨论。〔7〕

被统治者——那些受支配的民众——绝大多数既非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亦非软弱无力的异端。一些人，或许是大多数人，都感到不满；在极权主义国家，不满事实上带有政治性和颠覆性。但目前他们接受或至少是被迫忍受他们的政府，而专注其他的事情。他们为俄国的经济和军事成就而自豪。他们作为受到某种严酷统治的共同体的成员，焕发着一群受保护的、经过严格教育的、略带浪漫和幻想又有些幼稚的、完全非政治性的纯朴普通人的魅力。

至于统治者，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每个人既冷酷又渴望升迁，他们似乎存在一种共识：共产主义的语言和某种最低限度的共产主义学说，乃是唯一能够把苏联的各个组成部分紧密结合起来的黏合剂，因此过多地改动这些语言和学说将会危及到体制的稳定，并且会让他们自身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因此他们竭力将头脑里的想法转化成一种与共产主义术语还算相仿的语言，好像还用它来彼此交流和与外国人交流。当你向他们提问（当然要知道你正与之谈话的是否是统治集团中较高等级的成员或是有志于此之人，仅凭他的长相、说话的口气和衣着以及其他较不明显的地方就能分辨），他们开始说的一些内容乍看起来好像仅仅是宣传的措辞，随后你才会逐渐意识到他们对他们所说的确信无疑，可以说就好像所有国家的政客都相信一套表演术一样：自认为善于控制这种表演，并以此迎合观众，因为他的成功与发达取决于此。这套表演已经明显地与他的整个自我表达方式密不可分，甚至可能对自己也如此表演，对朋友和同事更不待言。(https://www.daowen.com)

我不相信在苏联普遍存在一种双重道德：党的领导人和官僚对他们的老百姓说一套被奉为神圣的晦涩语言，随后脱下所有的伪装彼此又说一套玩世不恭的常识。他们的语言、概念和观点都是这二者的混合物。另一方面，或许还像传统的俄国官僚和世界各地的某些政治操纵者和掌权者一样，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官方学说，乃至对他们自己关于外部世界的教条通常抱有一种怀疑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态度。诚然他们确实坚持某种极为简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我认为，他们真的相信，资本主义世界注定会被它自身的内在矛盾所毁灭；评判一个社会的实力、发展方向和存在价值的恰当方法，在于探寻某些“唯物主义”经济学或社会学方面的问题（遵循列宁的教诲），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形成和规划他们自己的极为关键的政治经济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相信，世界不可阻挡地向集体主义发展，任何想阻止甚至改变这一进程的企图都是幼稚和盲目的表现；相信他们自己的体制只要能顶住资本主义的狂暴冲击，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如果现在要改变它，或仅仅为了让他们的老百姓过得更幸福或更好而退让得太远，可能给他们自己带来厄运和毁灭，甚至——有谁知道？——还会危及到他们的老百姓。换句话说，他们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范畴来思考，而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目的和价值——摆脱剥削和强制，甚或不受某些集团、阶级和民族的特殊利益驱使——更不是按照最终的理想：个人的自由、创造力的解放、普遍的满足等等来思考的。他们为此态度生硬，道德冷漠。他们没有宗教信念，但他们既不相信某种特别的无产阶级道德，也不相信逻辑或历史模式。

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与世界各地的政治首脑相比：当然这主要取决于领导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所定下的基调。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除了对那些迷恋从来都是祸根的各种观念的人心存疑虑之外，个人对他们也感到不舒服。之所以对他们没有好感，也只能说是出于某些社会的原因。正是由于诸般理由，各国的工会积极分子面对知识分子通常混杂着一种既自豪又自卑的感情——自豪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更务实、更有经验，经过更艰辛的磨练从而对世界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在社会地位、知识涵养方面又让他们感到自卑，因为面对知识分子他们总感到不自在。这帮左右着苏联命运的大老粗——你只要看一眼政治局（现在称常委）就能明白，他们这些人在街头聚会中、在公共讲坛上比在书房里更快乐——抱着一种不安的感觉来看待知识分子，就像他们看待穿得更好、吃得更好的外国使团成员（外交官和记者）一样，他们对这些人的态度混杂着夸张而又虚伪的礼貌，嫉妒、轻蔑、厌恶，间断的和蔼以及深深的猜疑。同时他们觉得伟大的民族必须拥有重量级的教授，杰出的艺术家和充分的文化装饰。因此他们给予那些行业的最高从业者很高的薪水，但又难以摆脱（纯粹出于怨恨）一种难以抑制的威吓后者的冲动，或（出于一种深深妒忌的自卑感）一种敲打、欺负、公开羞辱后者的诱惑，当后者稍微表现出某种独立或希望保护自身尊严的迹象时，就迫使后者记住身上拴着的锁链。

当然，有些知识分子本人就属于这个等级体系的上层；但在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这些人要么算是半个变节者，是政府的工具，要么本身就是无耻的政治操纵者和煽动者，却需要摆出一副博学多才之士或才思泉涌的艺术家的样子。真正的作家能够以正常人的语气和其他作家交谈，他们与文学官僚之间的区别——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乃是苏联知识生活中最深刻的分界线。一位统治者没有向来访的美国记者大谈自己，而是谈论知识分子整体的情况。他告诉这位记者，不要以为作为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渴望赋予苏联的工人和农民以更大的自由。事实上按他的说法，如果开始你给的自由太快，可能给工厂和农村带来太多的不安定因素——罢工，骚动；而知识阶层，作为苏联社会中很受尊敬的一个阶层，不会愿意社会秩序受到威胁，因为他们从这个体制中获得很多“——首先是名望和财富。你真的理解吗？”他问道。

那么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19 世纪整个俄罗斯文学就是对俄国生活愤怒的大控诉；我们还看到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各种痛楚、热情和苦涩，经常的绝望、冲突以及殊死的决斗。一部分前斯大林时代的文人幸存下来，名声显赫，但已是凤毛麟角；他们是出自神奇但衰亡的时代的传奇人物，既值得敬仰，又让人惊诧。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得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大体而言，这便是今日苏联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