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体制还会带来另外一种结果，即马克思主义者众口一词地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典型的罪恶，只有在苏联自己身上才能找到它们最纯粹的表现。我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工资铁律、把人变成纯粹的商品、剩余价值被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所榨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以及其他共产主义术语这类常见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耳熟能详。但这些概念最适合应用在哪里呢？

经济剥削在西方是一种非常熟悉的现象；但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苏联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他们的统治者如此长期、系统而又公开的“剥削”。诚然，从中所得到的利益并没有落入雇佣者或资本家私人的腰包。真正的剥削者是国家本身，说得更确切些是那些实际操纵权力机构的人。这些掌权者——无论他们充当的是党的干部或者政府官员的角色，或者身兼二任——表现得比当今西方任何在世的资本家都更像马克思神话中的资本家形象。苏联统治者的的确确努力向工人们提供不多不少正正好最低限度的食物、住所、衣物、娱乐、教育等等，它们被认为是苏联决策者一直追求的最大限度地提高商品生产数量所必须的。余下的就当作剩余价值被剥夺了，而且做得比没有计划的西方便捷、麻利得多。他们以最符合“铁律”的方式调节着工资──根据生产的需要。在这里发生经济剥削的劳动环境是西欧和美国所无法想象的。〔5〕还是在苏联，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原则、口号、理想——几乎与现实完全脱节。还是在那里，某些知识分子真的可以说是统治集团的御用走狗（其中一些人行动迟缓而不情愿，另一些人则知足长乐、因自己能干而得意洋洋）。在那里，远比西方更明显的是，思想、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来为残酷事件的合理性作辩护，或充当它们的烟幕，或作为逃脱罪孽感和愚昧感的工具，或作为麻痹人民大众的鸦片。在那里，国教——已经在苏联官方哲学家头脑中固定僵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已经或多或少地公然变成了苏联的国教——无非是有意识地用来抵抗国内外敌人的武器，并不自诩是“客观”真理。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决定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即处于生产体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像他们的宗教、伦理和政治观念，他们的司法和行政机构，他们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信念等等这些文化现象，都属于不同层次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是它的一项功能。这个影响极大的著名学说，确实包含大量新的、重要的、富有启发性的内容，如今得到非常广泛的认可，尽管如此，它也从未真正在细节上与历史上某个社会或某个历史时期完全吻合过。每一次勉强运用这一理论〔6〕总会遇到太多的例外：要把这些例外都搪塞过去，通常不得不曲解滥用它们，直至把该理论弄得含糊不清或附加上太多的限制条件从而使其失去任何有效性。然而它竟然非常适用于苏联。在苏联每个人都非常明确哪一部分是经济基础哪一部分是上层建筑。作家和建筑师对于他们构成金字塔的哪个层面不能抱有任何幻想。经济、军事和其他“物质性”的需求的的确确完全决定着——因为它们被精心地安排用来决定——观念意识，而不是相反。这一状况的形成并非自然或历史的产物，而是由人一手精心策划的，斯大林及其同僚正是凭借这种人为的工程彻底改造了俄罗斯帝国。

本来发明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的概念和范畴，结果却与它的不共戴天之敌极为匹配，此乃莫大的历史反讽。但这绝非偶然，绝非历史的异形（lusus historiae）。研究俄国革命的每一位学者都清楚，布尔什维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孟什维克——最深刻的分歧在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可行。孟什维克一直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所有解释，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一个已经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才可能实现——在这个社会里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通过致力于克服“不可避免的”且日益严重的经济发展的“矛盾”，从而能够剥夺剥夺者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谁也不敢说俄罗斯帝国已经达到了这一阶段。但布尔什维克，主要在托洛茨基的启发下，宣称不必半被动地等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去完成这项任务——那样将不能充分地保护工人，使之免于“历史”、“自然”等等的任意玩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掌控这一过程；在共产党调节的适宜环境下，俄国能够穿越“历史辩证法”所要求的那几个阶段。这便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以人为或调控的方式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两条道路同样通往欣欣向荣的共产主义，只不过俄国的路线不再听任“自然”的捉弄，而是由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加以规划，因此能够减少痛苦。这些人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科学”的武器，能够通过一场成功的革命来“缩短分娩的阵痛”。如果你像列宁一样，一开始就狂热地信奉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分析的正确性，那么那些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内容哪怕与事实不那么吻合，也没有什么要紧。如果理论模式与事实不一致，那么就必须让事实变得与理论模式相符。相对来说，1917年的俄国还没有多少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也很弱小。但是历史辩证法是不可能被糊弄的。除非马克思主义基于一种惊天谬论，否则没有与资本主义相对应的阶段是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因此不得不人为地制造出那些相应的现象──用人为手段使之出现。(https://www.daowen.com)

有时也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例如日本。但日本人接受的是理性和经验的指引。他们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靠的似乎是发奋图强，而未受理论教条的束缚。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脱离不了残酷，却迅速而且卓有成效。这一过程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知晓。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忠诚，迫使他们的实际判断不得不屈从于理论的要求：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规定好顺序的固定步骤。这产生出巨大的困境，克服这些困境将付出可怕的人员代价。俄国必须经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期间或之后所经历的那几个阶段。为了符合一种不太有效的虚构模式，为了证明一个根本不像自己的社会取得的进步，俄国的现实必须加以改变。为了符合旨在解释某个社会演进的理论，结果却将这个社会活活地肢解了。某些文字一开始只是描述性的，后来却变成了规范：一种意在解释19 世纪西欧发展和行为的理论却变成了20 世纪东欧发展的蓝图。

基于错误的社会观察基础上的行动未必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的制定就是受到孟德斯鸠对英国政治理论和实践误读的启发。列宁的错误显然代价更为惨重。俄国陷入前所未闻的工业化的恐怖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业已为西方资本主义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前景，并预言没有哪个社会能够逃脱相同的命运。将布尔什维克的体制强加给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说是一桩罕见的令人恐惧的伟业，证明了一小撮人的意志及其对历史与经验证据的极度蔑视究竟有多大力量。它也是对理论和实践统一的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