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尔河调查

尼日尔河调查

1788年，十二名英国学者，其中十人是皇家学会会员，为了对这些问题求得解决，组成非洲内地探险促进协会（即非洲协会）。首先设想成立这样一个协会的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他是一个知名的植物学家，曾经同科克一起航行到澳洲，后来成为皇家学会会长和皇家植物园董事。在约瑟夫·班克斯的鼓励下，他们竭力想增进自己和欧洲对非洲各未知地区的科学知识。他们还想把所能发现的一切，直接用在贸易上。在他们的决心中，人道主义和废奴论者的情感显然未起重要作用。在他们的第二次会议上，协会会员明确决议，既然非洲内地的地图还是“一大片空白，而地理学家以阿非利加的利奥作为根据……犹豫不决地在空白的地图上画上几条未经勘察的河流和几个未曾确定的国家的名字”，而且特别因为尼日尔河的“位置、终点、甚至作为一条单独存在的河流”尚未确定，所以非洲协会应当首先设法解开尼日尔河之谜。

非洲协会设法寻求直接证据。班克斯立即把一个性格古怪的美国人约翰·莱迪亚德派往开罗。莱迪亚德曾经同科克一起航行到桑威奇（夏威夷）群岛，后来还在仲冬季节步行绕过波的尼亚湾，从斯德哥尔摩走到圣彼得堡。非洲协会指示莱迪亚德“依照据认为是尼日尔河的纬度”自东向西横越非洲。班克斯还把沿着商路从的黎波里到费赞，然后经过廷巴克图到达非洲大西洋海岸的这一同样艰巨的任务，交托给西蒙·卢卡斯，后者曾经一度是英国驻摩洛哥的副领事，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但是，莱迪亚德在尼日尔河调查中还未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之前，就在1789年死于开罗。同年，卢卡斯在去费赞的途中被叛乱所阻。于是，他返回英国。非洲协会接着派遣原先在塞内冈比亚英国政府供职的丹尼尔·弗朗西斯·霍顿少校前往冈比亚河上游，而当时许多博学的欧洲人认为冈比亚河就是尼日尔河河口。就在1790年到1791年间，霍顿深入到塞内冈比亚内地，至少到了邦布克的黄金产地。就在那里，要不然就是在后来去廷巴克图的途中，他不是死于热病就是被敌对的非洲人所杀害。但是，霍顿在去世前向非洲协会报告说，阿非利加的利奥的假定大概是错误的。霍顿认为尼日尔河是往东流，而不是往西流，他的这一发现已得到非洲协会的认可。然而，尽管如此，他和他的赞助者还是不明白，这条河究竟流向哪里？

尼日尔河调查工作在1795年前一直没有进展，到这时候霍顿的死亡得到了证实。就在这一年，一个叫芒戈·帕克的苏格兰年青医生，在一次去苏门答腊的远途航行中回国了。班克斯认为，帕克可以解决尼日尔河这个难题。因此，在1795年初夏，帕克正当二十四岁的时候，扬帆驶往冈比亚河。

他写道：“给我的指示很明确。”非洲协会指示我“取道邦布克，或取道其他可能最方便的路线，前往尼日尔河”。非洲协会希望

我能够确定那条河的河道，如果可能的话，确定它的起源和终点。我应以最大的努力去访问其邻近各主要城镇……[2]

帕克在塞内冈比亚消磨了五个月时间学习当地曼迪语，由两个非洲人陪同往东前进。他沿着历来的商路，经过美迪纳和卡阿尔塔王国到达拜诺恩；卡阿尔塔王国的非洲人把他随身带的许多东西抢走了，拜诺恩的素丹则把他捉起来，使他过了足足三个月不愉快的日子。帕克在1796年夏天逃了出来，跌跌冲冲地来到尼日尔河畔班巴拉集镇塞古。他挨饿受惊，可终于接近他的目的地了。有一天清晨，一个过路的非洲人喊他：

〔他说〕奇奥阿菲利（看这条河），我注视前方，无限喜悦地看到我使命中的伟大目标——梦寐以求的波澜壮阔的尼日尔河，在晨曦中闪闪发光，象流经威斯敏斯特的泰晤士河一样宽阔，悠然东逝。[3]

帕克没有把尼日尔河调查清楚。他顺流而下走了六天光景，因为对居住在迭内那边沿河地区的“狂热的摩尔人”感到害怕，他顺原路折回塞古，急忙赶回冈比亚和英国。关于尼日尔河河道，他只知道它经过廷巴克图，继续流入豪萨地区，然后一直流向“世界的尽头”。帕克写道：

关于这条大河更远的流域和最后的出口处，所有我与之交谈过的当地人似乎都一无所知。他们所从事的贸易活动，难得诱使他们越出廷巴克图和豪萨城市的范围；由于这些商旅的唯一目的是牟利，当然不会留意各河道，亦即各国的地理了……。向我提供情报的人一致认为，许多……从东部来到廷巴克图和豪萨的黑人商人……都不知道这条河的终点，因为其中会说阿拉伯语的人，用最一般的措辞来说明它惊人的长度，只是说他们认为，它一直流到世界的尽头。[4]

帕克凭他经验得来的证据，反驳了阿非利加的利奥。然而，他的报告充其量只不过是使欧洲博学之士对尼日尔河河道及其出口问题更加焦急而已。一个年青的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康拉德·霍内曼代表非洲协会，在1798年到1800年间，扮作一个阿拉伯人，沿着商路从开罗到达费赞，后来或许还到过博尔努和尼日尔河。他同希罗多德一样，认为尼日尔河和尼罗河是同一条河。但是他没有来得及证实或者推翻他的理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送回一份旅途报告），就在费赞以南某地死于热病或痢疾。

在随后几年里，英国一些最重要的空想的地理学家，又把尼日尔河问题重新提出来了。有些人断定尼日尔河流入廷巴克图以东的某大沼泽，然后慢慢地蒸发掉了。他们主张，只要著名的油河地区的确是尼日尔河三角洲，那么他们的论断就应得到广泛的承认。另一些人则假定尼日尔河和刚果河是同一条河。有些人仍旧主张尼罗河和尼日尔河是合而为一的。只有一个德国人正确地认为尼日尔河流入贝宁湾，他的论点被普遍认为是不足信的。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使人困惑的理论，也为了还击法国想染指塞内冈比亚和西苏丹贸易的企图，芒戈·帕克同意放弃他在苏格兰安宁隐居的医生生涯，去率领一支得到殖民部支持的大型探险队。1805年，帕克和另外四十五名武装的英国人就这样朝着冈比亚河上行，顺着尼日尔河而下。[5]　伴随他的白人队员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到1806年春天，帕克同他所剩无几的英国伙伴，离开散散丁驾舟顺流而下，在布萨附近消失了，或许是受到了当地非洲人不友好的对待。当时非洲协会的高级职员和别的欧洲人，未能领会帕克成就的伟大意义。没有人确切知道布萨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以为它在廷巴克图下游不超出八十英里的地方，而没有想到它是在廷巴克图下游八百英里。(https://www.daowen.com)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欧洲人想继续弄清尼日尔河河道。英国政府为了确定刚果河同尼日尔河的关系，总之，为了确定刚果河在非洲内陆的地理位置，敦促詹姆斯·金斯顿·塔基上尉溯刚果河而上。英国政府还同时派遣两名陆军军官去塞内冈比亚，希望他们沿尼日尔河顺流而下，直到遇见可能是逆水而上的塔基，或者直到尼日尔河的出口处。但是，热病在这两个探险队远没有完成各自的主要任务之前，迫使他们折回沿海，死亡很大。

此后，英国旅行者想再次沿着横贯撒哈拉的商路前进，他们听说，这些商路通往廷巴克图。1818年，约瑟夫·里奇和乔治·莱昂从的黎波里前往木祖克；里奇在费赞死于一种非洲疾病。于是，莱昂回到的黎波里，再折回英国；根据在木祖克市场上获得的情报，他在英国赞同尼日尔河和尼罗河是同河异名的假设。四年以后，逖克逊·德纳姆少校、休·克拉珀顿中尉和沃尔特·奥德尼医生，在英国政府的命令下，离开的黎波里，开始横越沙漠。他们获得了好结果，成为最早撞见乍得湖和横越博尔努的现代欧洲人。德纳姆后来调查了沙里河河道；奥德尼死后，克拉珀顿继续前往卡诺。1824年，他继续西行抵达索科托，萨尔金莫苏尔米穆罕默德·贝洛在沙地上画了一幅尼日尔河图，并且对他说，欧洲商人如果从这条注入几内亚湾的大河，驾舟溯流而上，就能很容易地到达豪萨地区。这时克拉珀顿当然想立即前往尼日尔河，如果穆罕默德·贝洛的话是正确的，就可顺流而下，进入几内亚湾。但是，穆罕默德·贝洛断然拒绝，不允许克拉珀顿从索科托启程前往尼日尔河；克拉珀顿只得悻悻地回到库卡瓦，而且从那里同德纳姆一起折回的黎波里和伦敦。

克拉珀顿关于尼日尔河河道的新情报，似乎证实了詹姆斯·麦奎因于1821年提供的情况，麦奎因是西印度群岛一个种植园主，后来成为政论家。他曾经盘问过他的奴隶（有些奴隶据说还听说过芒戈·帕克其人其事），而且，早在1816年，他就推测出油河地区正是尼日尔河下游。英国政府为了把这个满有希望的开端追究到底，派遣克拉珀顿和其他四名英国人前往油河地区，这四个人中包括出生于康沃尔的克拉珀顿的年青仆人理查德·莱蒙·兰德。但是，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听到过穆罕默德·贝洛曾经非常自信地认定是尼日尔河河口的各港口。尽管如此，克拉珀顿还是决心要证实穆罕默德·贝洛说的是实话，于是乘船前往巴达格里，然后只带着兰德一个人，向北穿过约鲁巴地区到达卡诺。克拉珀顿受着痢疾和热病的折磨，他应穆罕默德·贝洛的邀请，只身前往索科托，他到索科托后，发现他的旧友全神贯注于同博尔努作战，已经不再渴望同欧洲国家结成同盟了。

克拉珀顿于1827年死在这里之后，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兰德，试图沿着尼日尔河找到它的河口。但是，扎里亚的埃米尔阻止他南下前往贝努埃河；经过若干周折，兰德终于从陆路回到巴达格里，然后返回英国。但是，到了1830年，兰德和他的兄弟约翰从巴达格里步行到布萨，在那里弄到两条破旧的独木船。他们顺流而下，经过多次遇险，到达贝宁湾的布腊斯，终于在最后证明了帕克的说法，即尼日尔河和油河地区确实是一致的。

兰德兄弟证实确有一条方便的路线，通往西非内地。另外，法国人加斯帕尔·莫利昂在1818年确定了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的发源地；英国人亚历山大·戈登·莱恩和另一个法国人勒内·卡耶都在1826年到1828年间访问了廷巴克图。上述种种探险活动，促使欧洲的企业家相信，他们终于有可能打开风闻已久的土著市场了。为了证实他们的贸易可能性，英国造船商麦格雷戈·莱尔德配备一个新的水上探险队，而且说服理查德·兰德把这个探险队引到尼日尔河上游。1832年，莱尔德的两艘铁壳船好不容易沿着尼日尔河上行，到达同贝努埃河的汇合处洛科贾。1833年，兰德和理查德·奥德费尔德向洛科贾上游这两条大河驶去。他们获得了有关非洲贸易的详细情报，但是，他们的报告却给那些已预见到尼日利亚内地可以作为欧洲企业有利扩展场所的人们泼了冷水。再者，参加这个探险队的四十九名欧洲人，有四十人（包括理查德·兰德在内）死亡。

在以后几年中，英国贸易在这个地区的振兴，主要是靠一个约克郡人约翰·比克罗夫特的努力，他当时已成为斐南多波岛无冕之王。比克罗夫特在利物浦棕榈油商罗伯特·贾米森的私人资助下，1835年溯尼日尔河而上，到达伊达；1836年对克罗斯河上游进行探险；1840年证明贝宁河只不过是一个海湾罢了。

英国政府在托马斯·福埃尔·巴克斯顿爵士和废除奴隶运动的促进下，终于试图利用这许多开创的冒险事业，在洛科贾附近建立一个获释奴隶居留地。巴克斯顿设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农垦区，农垦区居民将做到自给自足，从而促使具有基督精神的合法贸易得到发展，作为奴隶贸易的文明替身。他和他的支持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组织了“消灭非洲奴隶贸易促进非洲文明协会”，接着，这个协会在1841年初主办了一次大规模的探险，溯尼日尔河而上。尽管英国一些布道会和海军部不遗余力地对这次探险作了周密的计划，然而，一百四十五名到上游去的白人，在到达后两个月内，就有四十八人死于热病（在最初的三百零三名欧洲籍和非洲籍的探险队员之中，总共有五十三人死亡）。不久，这个协会便把探险队的残部，连同洛科贾的农场设备撤走，并在1842年终于结束了英国利用兰德两兄弟新发现这一最为雄心勃勃的尝试。1854年，威廉·鲍尔弗·拜基医生把“普莱德号”轮船引到上游的洛科贾，又从那里驶向贝努埃河畔的约拉，由于让他的伙伴和水手服了奎宁，防止了致命的热病，只有到这时，欧洲在尼日尔河的航运前途才得到保证。此后，轮船和商人在尼日尔河上络绎不绝；瓜分非洲的先驱——欧洲贸易事业，则奉行一种明显的扩张方针。

若干著名的探险家同时填补了西非地图上缺少的详细内容。其中以研究阿拉伯语的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巴尔特最令人注目。他同废奴论者、英国人詹姆斯·理查森，德国人阿道夫·奥韦尔韦格，在1850年到1854年间，为大不列颠重新打通横贯撒哈拉的路线，跋涉西苏丹和中苏丹，发掘出一些有巨大历史价值的手抄本，为欧洲日后了解西非内地和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访问了阿加德兹、库卡瓦、卡齐纳、索科托和廷巴克图，调查了贝努埃河上游，绘制了尼日尔河中段河道图。曾经一度是巴尔特伙伴的奥韦尔韦格，测绘了乍得湖，并在湖上作了航行。1865年，另一个德国人格哈德·罗尔夫斯，从摩洛哥到达费赞和提贝斯提，然后前往库卡瓦，再顺贝努埃河而下到达拉各斯。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在1869年从的黎波里来到博尔努，写了一篇有关巴基尔米的重要论述。后来，美国人保罗·贝洛尼·杜·夏吕勘察了加蓬；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上尉访问了喀麦隆和达荷美；孔皮埃涅侯爵路易·欧仁·杜邦和奥斯卡·伦茨，则在1873年勘察了奥戈韦河。然后在1881年，两个意大利人佩勒格里诺·马特图西和阿方索·马里亚·马萨里，从萨瓦金到布腊斯，自东向西横越非洲。不过，在那些单纯从事西非勘察的主要旅程中，他们的旅程是接近尾声了。既然现在他们以及他们的先驱者已经揭示了西非的主要地形，那么，在通往内陆的道路上，条约制定者逐渐取代了单纯的探险家。就象非洲人长期以来所担忧的那样，这些新来者谋求领土的割让，而且到时候，士兵和炮舰便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