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非洲心脏地区去
越过尼日尔河，东非和中非的森林、草原和沙漠掩盖着有如在西非“被发现的”同样神秘的部族和地形。早期的葡萄牙冒险家，特别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期间去过莫桑比克内陆的那些冒险家，他们的努力结果很少为人知道。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够引起官方的积极关注。詹姆斯·布鲁斯在1769年到1773年间行经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宏伟旅程，显然大大地增进了欧洲对这两个地域的政治史和自然史的了解。但是，许多有学识的英国人最初对他的功绩抱怀疑态度；另外，他的日记在非洲协会成立之前也一直没有出版。葡萄牙医生、塞纳河地区的总督弗朗西斯科·若泽·马里亚·德·拉瑟达·阿尔梅达的一次很不成功的探险，也同样没有在欧洲引起什么震动。1798年，拉瑟达离开太特，艰苦跋涉，来到隆达的姆瓦塔卡曾贝的首都，但是，在他还没有启程向西前往安哥拉之前，就在那里死于热病。此后，两个混血种奴隶贩子阿马罗·若泽和佩德罗·若奥·巴普蒂斯塔，就在1802年到1814年间，从罗安达横越大陆来到太特（卡曾贝把他们拘留了两次，为时共达四年之久），但是，这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议论。后来在1831年到1832年间，两名少校军官若泽·科雷亚·蒙特罗和安东尼奥·佩德罗佐·加米托，想从莫桑比克到安哥拉之间发现一条捷径，把这两个葡萄牙领地从地理上连结在一起。但是，他们却被阻于姆韦鲁湖。
戴维·利文斯敦的探险又重新激发起西方对非洲心脏地区的兴趣。利文斯敦十岁时在一个苏格兰棉纺厂做工。后来他在格拉斯哥学医，而且抱着有被派到中国去的期望，适时地参加伦敦传道会（英国捐款创办的事业）。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从中阻挠了，于是传道会干事劝利文斯敦参加罗伯特·莫法特设立在贝专纳地区的库鲁曼传教站工作。[6]不久，他就在库鲁曼北面的干旱地区，为建立新的传教站物色适当的地址。
对利文斯敦来说，“地理学成就的终点（即是）传教事业的起点。”[7]1849年，利文斯敦同莫法特的女儿结婚，并建立了自己的传教站以后，他引导欧洲人首次成功地横越卡拉哈里“无水地域”到达恩加米湖。但是，他希望“恩加米湖成为一条可以航行的通道，通往人口稠密和尚待勘察的地区”，这完全是幻想。[8]后来，他为了替传教事业寻找新的出路，向北跋涉，穿过“无水地域”，朝着乔贝河和赞比西河前进。在1851年他到达赞比西河两岸时，这才第一次领会到，赞比西河可能是通向不信奉基督福音的非洲心脏地区的一条大道。他希望传教士和探险家不再被迫在卡拉哈里无水的荒野上艰苦旅行了。利文斯敦在此同时，对奴隶买卖的情况获得了最初的一瞥，这使他用毕生的精力去扑灭它。他写道：“神的旨意好象在召唤我到遥远的地区去。”[9]
利文斯敦沉湎于一种愿望，即用新的贸易和宗教形式去开发非洲心脏地区，以终止奴隶买卖，全力培育基督教，消灭他认为是阻止非洲“文明”发展的几个障碍：愚昧、贫困和闭塞。因此，他在1853年到1856年间，调查了中非“人们所不了解的”地区。他带领一小队当地操洛兹语和卡洛洛语的非洲人，从乔贝河畔的林扬迪出发，溯赞比西河而上。他对巴罗兹地区的第一次访问，为日后英国和法国新教传教士移居那里铺平了道路。他的一队人不论到哪里，都受到友好的接待。利文斯敦这个时期的日记，详尽地记载了沿途各地区的特色和各部族的习俗；关于巴罗兹地区，他后来写道：
各村村民极其大方地招待了我们，除了送给我们菜牛以外，还送给我们黄油、牛奶和食物，多到连我们的独木船都装载不下。现在这个峡谷里的牛奶……多到人们都吃用不完，男女村民们送来的大量黄油，足够我在旅途中供部下吃的。[10]
到1854年最初几周，利文斯敦进入了巴罗兹地区以外的隆达国。他身患疾病，沿着非洲的商路到达迪洛洛湖，然后渡过宽果河进入葡属安哥拉。最后他在这年深秋，到达大西洋边的罗安达。他写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经过六个月席地而卧之后，躺在一张舒适的英国卧榻上所享受到的无穷愉快。”[11]利文斯敦身体虚弱，急需休息，于是在罗安达停留四个月。他的许多朋友，其中有英国领事，都劝他立即回英国，把他的新发现公之于世。相反，利文斯敦还是决定再深入到非洲心脏地区。他决定要把他的伙伴送回给他们各自的酋长，“希望靠这条赞比西大河，从他的国家开辟一条通往东海岸的道路”。[12]
利文斯敦不久就离开林扬迪向赞比西河下游出发了。途中他窥见了后来他以英国在位女王维多利亚命名的瀑布。关于他对莫西瓦托恩贾（“烟雾声响”）的最初印象，他写道：
……我们看见……一根根宛如“烟雾”的蒸气柱，在相隔五、六英里的地方冉冉上升，恰似非洲大片草地在燃烧。这时随风袅袅地升起了五根蒸气柱，好象生根在一个树木葱茏的矮山脊上；远远望去，蒸气柱的顶端耸入云霄……整个景象美极了……欧洲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壮观……尽管我们……离〔瀑布〕近在咫尺……我想没有人知道这么多的水流往何处；它好象在地球上消失了……至少我不能理解这个，直到我战战兢兢地爬到边缘，俯视下面，看到宽阔的赞比西河两岸之间有一个大峡谷，一千码宽的河流，从一百英尺高处直泻而下，突然压缩进一个十五到二十码宽的空间里去了……这……〔是〕我在非洲见到的最奇妙的景色。[13]
然后，他避开好战的伊拉人地区，穿过汤加高原，最后沿着赞比西河经过莫桑比克，于1856年5月到达印度洋沿岸的克利马内。他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自西向东跨过了“黑暗大陆”。他的旅游消息已先他而传到了国内，六个月以后，利文斯敦抵达伦敦，受到英国最隆重的欢迎。他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其结果是适时地把贸易和传教事业引入了他勘察过的那些地区。
利文斯敦完全获得了公众的同情。当他为宗教后援军，为全面抨击奴隶买卖作出呼吁的时候，整个英国都在倾听着。他在剑桥所作的著名演讲，概括了他的呼吁：
我知道不出几年我将死在那个现在是开放的国土里，千万别让它再次关闭起来。我将回到非洲去，为基督教开辟一条宽阔的道路。你们可要完成已经由我开创的事业。我把这委托给你们。[14]
利文斯敦的成就，促使其他一些人也去寻找中非和东非遗留下来的许多秘密问题的答案。驻在蒙巴萨的英国行教会德国会员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和约翰·雷布曼，在1848年到1851年间，听到了一些有关非洲内陆的传说，这些传说似乎可以证实托勒密的叙述。[15]他们报告说，在赤道附近有两座白雪覆盖的山；雷布曼还亲自看到乞力马扎罗山的山坡。他写道：“有一天早晨”，
我好象看到〔查加群山〕中有一座大山顶上覆盖着耀眼的白云。我的向导把我看到的白云，仅仅叫做“贝莱迪”，亦即“冷”；我才完全明白，这就是雪，不会是别的东西。[16]
他们根据亲身的经历以及非洲的传说，还报道说在沿海西面的某地，有一个大湖（“乌季季海”）。尽管这些发现是惊人的，然而欧洲有学识的“空想的地理学家”却大大地低估了这些发现的确实性。有几个理论家还嘲弄克拉普夫和雷布曼的发现，喋喋不休地夸大其欺骗性。[17]即使他们的发现不真实，关于白雪覆盖的群山的传说，同托勒密的说法相呼应，这就足以使人们要追究一下这些山同白尼罗河发源地之间的关系了。布鲁斯已经重新发现了青尼罗河的发源地，但是一直到1856年，现代作家们还搞不清白尼罗河究竟是发源于希罗多德所说的源头，还是发源于托勒密所说的湖泊。[18]
1855年，英国印度驻军里的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上尉（他曾经化装私自访问过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还对“禁城”哈拉尔进行过一次危险的奇袭），建议可让他率领一支探险队到非洲心脏地区去，主要是为了确定克拉普夫和雷布曼所说的“乌季季海”的界限，和“确定内地可供出口的产品以及内地各部族的人种志”。皇家地理学会更进一步指示他，去发现传说中的“月亮山”的位置，如果有可能，再去发现尼罗河的发源地。[19]1857年，伯顿和也是英国印度驻军的约翰·汉宁·斯皮克，以及一个沿海操印地语的非洲人，从印度洋沿岸的巴加莫约出发，沿着传统的商路，历时十个月，到达乌尼安伊姆贝（斯皮克称之为“卡泽”）。他们已从斯瓦希里语系的商人那里获悉“乌季季海”不是一个湖，而是三个湖：即现今的尼亚萨湖，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斯皮克至少也知道了或者归纳出来了，尼罗河是从乌克雷韦（即维多利亚湖）向北流往埃及的。[20]
伯顿和斯皮克二人在乌尼安伊姆贝都开始受到间歇热的折磨，他们从这里向西前往贸易市镇乌季季。1858年初，伯顿（斯皮克得了结膜炎）成为现代第一个看到坦噶尼喀湖的欧洲人。他写道：“往前走了几码，整个景色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使我充满了赞叹、惊奇和喜悦……”[21]后来，伯顿患疟疾，卧病床上，斯皮克只身前往乌克雷韦。他终于在1858年非洲的晚冬，通过模糊不清的双目，隐隐约约地看到南部的湖面。[22](https://www.daowen.com)
虽然斯皮克不能再继续他的旅程，到达“尼罗河的源头”，但是，他仍然确信当时他命名为维多利亚的乌克雷韦，一定是这条大河的最后发源地。而伯顿这个小心谨慎、更有学问的地理学家并不完全信以为然。不过，皇家地理学会还是委托斯皮克去证实他的信念，即维多利亚湖哺育着尼罗河。因此，斯皮克由詹姆斯·奥古斯塔斯·格兰特陪同，在1861年又回到了乌尼安伊姆贝。斯皮克和格兰特经过一番耽搁（由于本地的尼亚姆韦齐人和操斯瓦希里语的奴隶贩子之间的战争，很难找到挑夫），绕过维多利亚湖西岸向布干达出发，于1862年初到达布干达的首都。斯皮克对干达人说了一些称赞的话：
我准备好首次上朝晋谒，穿上最好的一套衣服，然而同那些服装豪华的瓦干达人相比，就显得很寒酸了。他们穿着整洁的树皮制的外套，质地象最好的黄色灯芯绒，又脆又挺，仿佛上过浆一样；外面罩一件用小羚羊皮缀成的短上衣，我注意到它的缝工不亚于任何英国手套制作者的手艺，他们的头饰，一般都是……在磨光的野猪牙、枝状和粒状小饰物、念珠或者贝壳衬托下缠着头巾，……[23]
七月间，斯皮克在前往亚历山大的途中，站在一个俯瞰维多利亚湖水象瀑布似的泻入朱巴河，亦即白尼罗河的地方。这位欣喜若狂的探险家写道：“古老的尼罗河之父毫无疑义是〔起源〕于维多利亚湖；就象我曾预言过一样，〔那个〕湖〔是〕这条圣河的伟大来源，这条圣河曾经抚育过我们宗教信仰的第一个阐明者”。[24]斯皮克和再次同他合作的格兰特一起，向尼罗河下游前进，但是，他们由于受到部落战争的阻碍，没有能够沿着尼罗河河道前进，也没有能够访问另外一些传闻已久的湖泊。他们离开尼罗河流域向北前往贡多罗科；他们在贡多罗科遇见在西印度群岛和毛里求斯做糖生意的伦敦某富商的儿子塞缪尔·怀特·贝克以及他的匈牙利籍妻子。斯皮克劝说耳根软的贝克，把他的调查贯彻到底，去寻找他认为可能是构成尼罗河水系的其他湖泊的明确证据。贝克往南沿着奴隶贩子走的小路，经过艰辛跋涉之后，在1864年证实了斯皮克的设想。关于他第一次看到湖上景色时，贝克写道（这个湖即由他以维多利亚女王丈夫阿伯特亲王的名字来命名的）：
我们追求的光荣目标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瞧！在低下去很深的地方是一片辽阔的水面，象无边无际的水银之海……在晌午骄阳下闪闪发光……那时刻的胜利心情是无法形容的；这就是对于我们历尽艰辛万难的奖赏……英国终于到达了尼罗河的发源地！[25]
与此同时，利文斯敦率领一支由英国政府赞助的探险队，又回到了他心爱的非洲。这次他特别要寻找能够把基督教和贸易最迅速地引入非洲心脏地区的途径。他欲驾舟溯赞比西河而上的企图，证明是行不通的；因此，利文斯敦全力集中在后来成为尼亚萨兰的地区。1859年，他成为第一个记述奇尔瓦湖和尼亚萨湖的英国人。在随后四年里，他和他的白人伙伴详尽地了解到许多有关希雷高地和尼亚萨湖附近的情况。他们帮助一个失败的探险队在高地建立起万国传道会（圣公会），并在英国政府1863年把他们召回之前，对尼亚萨地区发展中的英国利益作出了很大贡献。[26]
三年以后，利文斯敦在前往非洲心脏地区的途中，再次在桑给巴尔逗留。这次他比以往下了更大的决心，要找到有关奴隶贸易，以及有关这个大陆各主要流域地形的情报。虽然这时斯皮克和贝克已经看到他们肯定的白尼罗河“主要”发源地，但是，利文斯敦等人拒不相信这条河的“真正”发源地被找到了。照他的猜测，尼亚萨湖可能向北灌入坦噶尼喀湖，而坦噶尼喀湖又可能同阿伯特湖相连，再从那里流入尼罗河。他还希望找到刚果河的发源地，他认为刚果河可能最后证明就是尼罗河的“真正的发源地”。他的推论是，如果刚果河发源于若干“源泉”（如同非洲人说的那样），那么，这些“源泉”也可能就是希罗多德提出过的尼罗河发源的“源泉”。
利文斯敦最后一次奋不顾身的调查，促使他首先从桑给巴尔出发，前往尼亚萨湖和坦噶尼喀湖。他在身体愈来愈虚弱，思想愈来愈固执的情况下，折西而行，在1867年到1868年间“发现”了（拉瑟达已经到过的）姆韦鲁湖和班韦乌卢湖。在1868年到1870年间，他对姆韦鲁湖北流的河系进行调查，1871年，他到达卢阿拉巴河即刚果河上游两岸。[27]在同年稍晚时候，他被一个英籍美国青年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在乌季季“找到了”。斯坦利是由他的报社特派到这里，调查这位最近在欧洲杳无音讯的伟大探险家，是否还活在人间。斯坦利后来富有戏剧性地描绘了他们在乌季季利文斯敦住地相逢的情景：
我慢慢地走近他，看到他面色苍白，精神疲惫，留着灰白络腮胡须，头戴一顶浅蓝带舌布帽，红底帽箍上有一道褪了色的金带，穿一件红袖沿的背心，一条格子粗呢裤。
我本想奔过去搂抱他，只是我在〔周围一群商人〕面前有点腼腆，而且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接待我；于是，我按照当时怯懦心理和虚伪自尊所能提示的最好办法去做了，我不慌不忙地走到他跟前，脱下帽子，说道：
“我想您是利文斯敦医生罢？”
他稍微抬起帽子，带着和蔼诚恳的微笑答道：“是的。”
我们重新戴好帽子，紧紧握手。然后，我大声地说：“感谢上帝，医生，居然让我见着您了。”[28]
利文斯敦和斯坦利一齐打消了前者关于坦噶尼喀湖和尼罗河水系互相联系的得意理论。但是，这个论据接着又增强了利文斯敦对姆韦鲁湖和刚果河水系的某些支流是注入尼罗河的信念。因此，在斯坦利回到欧洲和美国之后，利文斯敦又最后一次迅速地朝西南方向前往班韦乌卢湖和加丹加，据说那里涌出来的“源泉”形成刚果河。他经历了又一年艰辛的岁月去寻找那些源泉；虽然他身患病疴，精神萎靡，他在1872年全年和第二年的开头几个月里，还是继续进行调查。直到1873年5月，他漫长的调查结束了；他在班韦乌卢湖附近去世。[29]
利文斯敦开辟了非洲的心脏地区。接着，维奈·洛维特·卡梅伦在1873年到1874年间，从桑给巴尔出发横越非洲，来到了罗安达。在随后的三年里，斯坦利以他特有的效率环航了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沿着刚果河直到它的河口；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注目地标志着，探险家明确谋求帝国目标的时代业已开始。[30]后来，另外一些白人在艰苦耐劳、机智灵活地完成业绩时又充实了许多细节。在1876年以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创立的非洲国际协会，更加充实了他们的努力结果。1877年，这个协会在它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建议禁止奴隶贸易，并在桑给巴尔到内陆各大湖建立一系列的哨所，配备受过训练的科学家从事天文、气象、人种分布、生物和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工作。[31]但是后来，这个协会的勘察工作和活动范围大部分是带政治性的。于是，这个协会为瓜分热带非洲的共同序曲作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