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的前夕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欧洲列强各自在非洲的种种利益开始发生冲突。法国和英国有力地维护各自的特殊权利，特别在1882年英国政府武装入侵埃及以后，它们在整个西非发生贸易上和外交上的冲突。双方（也许法国更甚于英国）都想控制尼日尔河河道；彼此唯恐对方，或者第三个敌对势力，控制刚果河的贸易。这两个国家及其商人，在沿海地区到处进行竞争；他们谋求贸易霸权超过领土割让，而（比以往更乐意地）用经济的理由来证明取得领土主权的合法性。
到1880年，尼日尔河沿岸的情况，显然使英国在殖民问题上陷于两难的境地：那里的贸易，尽管对英国整个收支平衡无足轻重，但它为少数公司提供利润，而且似乎还能进行更大的剥削。与此同时，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竞争，双方各自内部之间的竞争，产生了不稳定的贸易局面，这势必损害该地区经济潜力。乔治·达什伍德·戈尔迪·陶布曼在1877年到1878年访问尼日尔河期间，曾对这些问题有过了解。戈尔迪（他宁愿人们这样称呼他）在马恩岛度过他的童年，并在苏丹和巴黎经历一番浪漫生活之后，这才前往非洲视察一家棕榈油贸易公司的商务，这家公司同他的家庭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95] 他在两年中把四家最大的英国公司联合起来，组成联合非洲公司（随后称为国家非洲公司，最后称为皇家尼日尔公司），制止了活跃在尼日尔河中游欧洲各公司之间的竞争。在以后几年里，戈尔迪在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沿岸，建立了一百多个贸易点。他的代理人还同非洲各酋长缔结三十七个条约；酋长们把沿河贸易的垄断权和某些地区的控制权给予联合非洲公司。1881年，戈尔迪代表英国政府，还建议在下游两岸地区创建一个保护国，并对它进行治理。但是，伦敦方面最初拒绝干预尼日利亚的贸易事务。法国的威胁还没有表面化。
到这时候，法国的野心是愈来愈大了。法国官员加强他们在里维埃尔杜苏德的势力，进入几内亚的富塔贾隆地区。在象牙海岸，法国商人在阿西尼和大巴萨姆继续起着显著的作用。其中一个有关联的商人，马塞尔·特雷克-拉普拉纳，还同居住在海岸以北通往上尼日尔河的沿途若干部族签订友好条约（其中有些条约使法国获得贸易独占权），从而扩大了法国的势力范围。1883年，法国海军为了牵制英国在拉各斯的利益，在奴隶海岸西部强行占领波多诺伏和科托努。在皮埃尔·萨沃南·德·布拉扎曾经从加蓬沿岸沿着奥戈韦河到达刚果河的赤道地区，法国政府的使节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外交官相互争夺“这一发现”的优先权。因此，在1880年，布拉扎第二次横越加蓬，在奥戈韦河上游沿岸建立一个哨所（后来称为弗朗斯维尔），而且最后说服提奥（太凯）人的最高酋长，接受法国的“保护”，允许法国在刚果河北岸建立另一个欧洲前哨（现在称为布拉柴维尔）。此后不久，斯坦利第二次到达刚果，而且代表利奥波德为建立未来的利奥波德维尔，在布拉柴维尔对面获得一块基地。
布拉扎在刚果河北岸所取得的成果，使利奥波德和葡萄牙政府感到不安，于是葡萄牙政府以最先“发现”为理由，提出刚果河是它应得的权利。1882年，葡萄牙设法使它的“权利”得到承认。葡萄牙同大不列颠政府和法国政府进行磋商；而英法政府都想在它们彼此目前的暗斗之中利用葡萄牙作为爪牙。1883年，里斯本在伦敦和巴黎之间摇摆不定，并在1884年用若干租借地作为交换，终于说服英国政府同意签订一个给予承认的条约；而割让租借地在葡萄牙看来，实际上是阉割了这个条约的本来面目。[96]再者，这个条约还好象促进英国在刚果河的利益。这个可能性自然使欧洲别的强国感到不安；英葡条约的公布，终于促使各有关方面在柏林举行一次会议，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
布拉扎领会到在刚果河沿岸建立殖民地，是法国控制内地潜在财富的协调动作的第一步。他在1883年作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专员又回到了非洲。在六十名法国士兵和文官的协助下，他在奥戈韦河沿岸开辟了若干新的贸易站，并宣告洛安戈人居住的尼阿里峡谷为保护国。他重申提奥地区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派遣阿尔贝·道里西，北上勘察桑加河和乌班吉河流域。布拉扎通过这些行动，使法国对赤道省部分地区获得了肯定的所有权。在柏林会议前夕，他从大西洋到乌班吉河和刚果河汇合处，大体上象一个三角形凸角地带上，建立了二十一个哨所。
在尼日尔河，戈尔迪同时向最近威胁着要破坏联合非洲公司贸易垄断权的法国商人，发动了一场剧烈的经济战。法国人的成就逐渐促使英国政府看到那里的法国贸易是危险的。于是，英国领事爱德华·休伊特在1884年，着手向居住在尼日尔河三角洲、比夫拉湾沿岸和喀麦隆的非洲人攫取割让地。与此同时，国家非洲公司（这时已通用此名称）在尼日尔河下游赶走法国竞争者。戈尔迪的代理人约瑟夫·汤姆森，也在内地同萨尔金莫苏尔米签订了一些条约；这些条约在瓜分热带非洲的前夕，使英国对后来北部尼日利亚的大片土地，具有相当有效的条约权利。汤姆森谈到他去索科托有成效的冒险经历时写道：
我是怎么在马背上跋涉五百英里，怎么离开英国，足足化了三个月时间才到达著名的城市索科托，以及一个外交人员怎样一下子得意洋洋起来，这都是毋庸赘述的……考虑到每年的津贴，〔索科托的〕乌穆鲁同意把贝努埃河两岸及其支流的全部权利，不可变更地移交给国家非洲公司……把他全部领土上一切贸易和采矿的绝对垄断权交给国家非洲公司，而且让该公司成为他同外国人交往的唯一媒介……[97]
休伊特和汤姆森分头奔走，力求在德国对手提出同样权利要求之前，同土著首领们达成协议。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为了侵犯英国的权利和满足国内赞成殖民的各贸易和传教团体的要求，这时早已在支持西南非洲操德语的商人了。1884年初，德国干脆把西南非洲并吞了，虽然很少人认为它是必要的，而且土著居民对外国干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与此同时，俾斯麦（也许因为他认为在非洲的卷入有利于他在欧洲的外交）让他的代理人为帝国的事业在西非放手大干。自从1847年北德意志传教会创设第一批布道站以来，德国人就卷入了沃尔特河地区的事务。商人们接踵而至，在多哥沿岸设立贸易据点。到1883年，他们攫取了该地区大部分的棕榈油贸易，而且从出售武器和烈性酒中牟取厚利。在喀麦隆，若干德国公司（其中最有势力的是由汉堡阿道夫·韦尔曼主管的一家公司）面对着英国日益增强的竞争，也同样兴隆起来了。1883年，这两个地区的商人表面上敦促德国政府，对他们各自的地区实行并吞。这样，他们使俾斯麦同巴黎和伦敦的密谋又增加了一个方面。1884年7月，德国宣告多哥海岸为保护国；德国领事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在休伊特到达之前，同意对喀麦隆的杜阿拉各酋长进行保护。这些酋长在韦尔曼和别的商人命令下，曾经要求过这种监督。[98]
德国商人和探险家，长期以来就对东非事务表示关切。但是，唯有卡尔·彼得斯的活动，才使德国在内地有一笔领土的赌注。1883年，在英国感染到帝国主义热的彼得斯，在英国长期访问之后回到德国。他渴望从事殖民冒险，促使若干年高德劭的人组成一个新的德国殖民协会，而且最后瞩目东非。[99]1884年秋，彼得斯、约阿希姆·普法伊尔伯爵、卡尔·于尔克博士以及奥古斯特·奥托，不顾俾斯麦对他们的劝阻，从汉堡秘密到达雅典，再从雅典买了甲板舱位，搭船前往桑给巴尔。虽然他们微行至此，但是一到达，就收到俾斯麦打来的电报，警告他们说，德国不会支持他们的殖民冒险计划。彼得斯及其同伴毫不畏缩，迅速渡海前往非洲大陆，沿着瓦米河流域来到现今的基洛萨。非洲酋长和头人们不知不觉地签字割让了土地，作为对小饰物和烈性酒的答谢；到1884年12月，彼得斯已有一百二十四个“条约”到手，即对坦噶尼喀东部大约二千五百多平方英里的土地拥有全部主权。不管俾斯麦理解不理解，这些活动已经使德国承担了新的殖民责任。[100] 瓜分非洲业已经开始。
欧洲各国政府最近决定从非洲人手里夺取非洲，所以，在最新地图上，非洲这个大陆都是根据各国提出的领土要求，被涂上了红色、白色和蓝色。这样的决议当然没有征询过非洲国王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却非得服从不可。
弗雷德里克·斯坦利·阿诺特，1894年
[1]乔纳森·斯威夫特著：《论诗：狂想曲》（伦敦，1733年版）第1章，第177节。
[2]罗纳德·米勒编：《芒戈·帕克旅行记》（伦敦，1954年版〔帕克的原始叙述刊于1799年〕），第1—2页。
[3]罗纳德·米勒编：《芒戈·帕克旅行记》，第149页。在《非洲内地探险促进协会会报》（1790年版）第123页上，出现尼日尔河同威斯敏斯特的泰晤士河这一比较是很奇怪的。
[4]罗纳德·米勒编：《芒戈·帕克旅行记》，第163—164页。
[5]这次远征系英国政府第一次主办的非洲探险。
[6]见威廉·加登·布莱基著：《戴维·利文斯敦生平》（纽约，1881年版），第34页；塞西尔·诺思科特著：《非洲的先驱：罗伯特·莫法特》（伦敦，1961年版），第173—180页。
[7]乔治·西弗著：《戴维·利文斯敦传及其书信》（伦敦，1957年版）第267页中的引文。
[8]戴维·利文斯敦著：《在南非的传教旅行和调查》（伦敦，1857年版），第65页。
[9]乔治·西弗著：《戴维·利文斯敦传及其书信》第114页中的引文。
[10]戴维·利文斯敦著：《在南非的传教旅行和调查》，第246页。
[11]同上书，第389页。
[12]同上书，第391页。
[13]戴维·利文斯敦著：《在南非的传教旅行和调查》，第519—520页。
[14]威廉·蒙克编：《利文斯敦博士在剑桥的讲演》（伦敦，1860年版），第168页。
[15]参阅奥斯伯特·盖伊·斯坦厄普·克劳福德著：“若干中世纪有关尼罗河的理论”一文，第19页。
[16]路德维希·克拉普夫著：《在东非居留十八年的旅行、探索和传教工作》（波士顿，1860年版），第190页。克拉普夫曾在1849年看到过肯尼亚山。
[17]威廉·德斯巴勒·库利著：《非洲内陆真相》（伦敦，1852年版），第89—109页。参阅路德维希·克拉普夫著：《在东非居留十八年的旅行、探索和传教工作》，第233页。
[18]《希罗多德》，第2卷，第28节《托勒密》，第1卷，第9节
[19]雷金纳德·库普兰德著：《开拓东非，1856—1890年》（伦敦，1939年版），第105—106页；拜伦·法韦尔著：《伯顿传》（伦敦，1963年版），第137页；约翰·汉宁·斯皮克著：《尼罗河河源发现之由起》（爱丁堡，1864年版），第191页。
[20]雷金纳德·库普兰德著：《开拓东非，1856—1890年》，第198—200，258—260页。
[21]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著：《中非湖泊地区》（纽约，1961年版〔1860年版重印〕），卷2，第42页。
[22]约翰·汉宁·斯皮克著：《尼罗河河源发现之由起》，第298，305—308页；又见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著：《中非湖泊地区》，第204—209页。
[23]约翰·汉宁·斯皮克著：《发现尼罗河河源日记》（伦敦，1863年版），第285页。
[24]同上书，第467页。他给这个瀑布命名为“里彭”，表示对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的敬意。
[25]塞缪尔·怀特·贝克著：《阿伯特湖、尼罗河大盆地和勘察尼罗河发源地》（纽约，1866年版），第331页。
[26]关于这次远征，见雷金纳德·库普兰德著：《赞比西河边的苏格兰教会》（牛津，1928年版），第185—259页；戴维·利文斯敦和查尔斯·利文斯敦合著：《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记》（伦敦，1865年版）。葡萄牙士兵早已到过该湖。
[27]戴维·利文斯敦著：《戴维·利文斯敦在中非的最后日记》，（霍勒斯·沃勒编，伦敦，1874年版），卷1，第337—344页。
[28]亨利·莫顿·斯坦利著：《我是怎样找到利文斯敦的——在中非的旅行、探险和发现》（伦敦，1895年版），第331页。又见斯坦利著：《自传》（波士顿，1909年版），第255—267页。
[29]雷金纳德·库普兰德著：《利文斯敦最后的一次旅程》（伦敦，1945年版）第216—246页中，曾对这个时期作了充分的叙述。
[30]关于他们旅程的报道，见维奈·洛维特·卡梅伦著：《横越非洲》（伦敦，1877年版）；亨利·莫顿·斯坦利著：《走遍黑暗大陆》（伦敦，1878年版），两卷集。
[31]奥古斯特·罗埃肯斯著：《利奥波德二世和非洲，1855—1880年》（布鲁塞尔，1958年版），第189—224页。
[32]纳姆迪·阿齐克韦著：《利比里亚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伦敦，1934年版）第40页中的引文。
[33]斯托顿劳斯著：《1816—1865年的非洲殖民运动》（纽约，1961年版），第5页。
[34]引自亨利·诺布尔·舍伍德著：《美国殖民协会的组成》第217页。
[35]亨利·诺布尔·舍伍德著：“保罗·卡夫”，原载《黑人史杂志》，第8期（1923年），第154—159页；《非洲学会理事们的第六次报告》（伦敦，1812年版），第26—27页。卡夫曾用不同的字母拼写他的姓氏。
[36]引自斯托顿劳斯著：《1816—1865年的非洲殖民运动》，第28页。
[37]最初一些指示，见查尔斯·亨利·休伯里奇著：《利比里亚政法史》（纽约，1947年版），卷1，第73—76页。
[38]斯托顿劳斯著：《1816—1865年的非洲殖民运动》，第65页。参阅查尔斯·亨利·休伯里奇著：《利比里亚政法史》卷1，第190—191页中，伊莱·艾尔斯于1821年11月11日致美国殖民协会的信。该条约见同书第195—196页。有关早期叙述梅苏腊多角的情况，见尼古拉·维尧尔著：《非洲海岸几内亚概述》（巴黎，1669年版），第113—125页。
[39]斯托顿劳斯著：《1816—1865年的非洲殖民运动》，第289页。
[40]按《各国概况》第418页说，“到1838年，改名为利比里亚联邦”。——译者
[41]莫沃著：“利比里亚共和国”，原载《黑人史杂志》，第32期（1947年），第268—269页。
[42]原文见查尔斯·亨利·休伯里奇著：《利比里亚政法史》，卷2，第852—864页。“利比里亚马里兰”一直到1856年保持单独存在。
[43]乔治·哈迪著：《1817年至1854年塞内加尔的开发》（巴黎，1921年版），第117—127，143—151页。
[44]贝尔纳·施纳佩尔著：《1838—1871年法国在几内亚湾的政治和贸易》（巴黎，1961年版），第14—32，59—72，97—101，144—148，162—167页；保罗·马松著：《马赛与法国拓殖》（马赛，1906年版），第51—56页。
[45]普罗斯佩·居尔特吕著：《西非的发端：十五世纪到1870年塞内加尔史》（巴黎，1910年版），第337页。
[46]见路易·费德尔布著：《塞内加尔；法国在西非》（巴黎，1889年版），第100—109页。
[47]约翰·哈格里夫斯著：“1865—1867年法国对梅拉库里埃的占领”，原载《塞拉利昂研究》，第9期（1957年），第15页；安德烈·阿尔辛著：《法属几内亚史》（巴黎，1911年版），第309—312，317—326页。
[48]同上书，第331页。
[49]约翰·哈格里夫斯著：《瓜分西非的序幕》（伦敦，1963年版），第256页。
[50]《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舍恩牧师的日记》（伦敦，1842年版），第70页中的引文。
[51]沃尔顿·克拉里奇著：《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伦敦，1915年版），卷1，第250页中的引文。
[52]托马斯·爱德华·鲍迪奇著：《从边角堡出使阿散蒂》（伦敦，1819年版），第34—35页。有关这次使命以前的情况，见菲利普·柯廷著：《非洲面貌：英国的理想和行动，1780—1850年》，第20页。
[53]托马斯·爱德华·鲍迪奇著：《从边角堡出使阿散蒂》，第64页。
[54]同上书，第126—128，149页。关于英国派特使前往库马西的论述，见埃德蒙·科林著：“十九世纪英国和阿散蒂关系中的恐慌因素”，原载《加纳历史学会学报》，第5期（1962年），第106—138页。
[55]约翰·费奇著：《加纳：历史的阐述》（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59年版），第57—58页。
[56]详见沃尔顿·克拉里奇著：《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第339—352，383—391页。(https://www.daowen.com)
[57]乔治·梅特卡夫著：《麦克利恩在黄金海岸》（伦敦，1962年版），第89页中的引文。
[58]乔治·梅特卡夫著：《麦克利恩在黄金海岸》（伦敦，1962年版），第6页。
[59]引自前书，第66页。
[60]约瑟夫·丹瓜赫著：“1844年契约的历史意义”，原载《加纳历史学会学报》，第3期（1957年），第6—9页。
[61]乔治·梅特卡夫著：《麦克利恩在黄金海岸》，第115页；约翰·费奇著：“1830—1844年乔治·麦克利恩管辖下的黄金海岸”，原载《黄金海岸和多哥地区历史学会学报》，第1期（1955年），第104—118页。
[62]翁伍卡·戴克著：《尼日尔河三角洲商业和政治，1830—1885年》，第88—92页。
[63]翁伍卡·戴克著：《尼日尔河三角洲商业和政治，1830—1885年》，第198页。
[64]翁伍卡·戴克著：《尼日尔河三角洲商业和政治，1830—1885年》，第129—130页。
[65]科林·纽伯里著：《西奴隶海岸及其统治者》（牛津，1961年版）第53页中的引文。参阅艾伦·伯恩斯著：《尼日利亚史》（伦敦，1955年版），第112页。
[66]科林·纽伯里著：《西奴隶海岸及其统治者》，第54页中的引文。
[67]艾伦·伯恩斯著：《尼日利亚史》，第117—122页。与阿基托耶签订的条约原文，见该书第313—315页。
[68]英国领事本杰明·坎贝尔，唯恐大商人提努布夫人进行“颠覆”，于1856年把她从拉各斯驱逐出境。
[69]罗纳德·鲁宾逊和约翰·加拉格尔著：《非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帝国主义在黑暗大陆的高涨》（纽约，1961年版）第36页中的引文。
[70]戴维·金布尔著：《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黄金海岸民族主义的兴起》（牛津，1963年版）第173页中的引文。又见菲利普·柯廷著：《非洲面貌：英国的理想和行动，1780—1850年》，第455—456页。逐渐减少的税收，一直征收到1861年。
[71]据认为是克瓦库·杜阿说的，见沃尔顿·克拉里奇著：《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第529页。
[72]戴维·金布尔著：《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黄金海岸民族主义的兴起》第208页中的引文；约翰·哈格里夫斯著：《瓜分西非的序幕》，第76—77页。关于这一政策的来历，见菲利普·柯廷著：《非洲面貌：英国的理想和行动，1780—1850年》，第278页。
[73]翁伍卡·戴克著：《尼日尔河三角洲商业和政治，1830—1885年》，第192—196，248页。
[74]引自上书，第207页。
[75]道格拉斯·库姆斯著：《黄金海岸，英国和荷兰，1850—1874年》（伦敦，1963年版），第107—119页。
[76]引自威廉·沃德著：《加纳史》（伦敦，1958年版），第262页。
[77]罗纳德·鲁宾逊和约翰·加拉格尔著：《非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帝国主义在黑暗大陆的高涨》第31页中的引文。又见约翰·哈格里夫斯著：《瓜分西非的序幕》，第71页。
[78]雷金纳德·库普兰德著：《从最早时期到1856年赛德·赛义德之死的东非及其入侵者》（牛津，1938年版）第215页中的引文。
[79]同上书225页中的引文。参阅约翰·米尔纳·格雷著：《英国人在蒙巴萨，1824—1826年》（伦敦，1957年版），第21页。
[80]雷金纳德·库普兰德著：《从最早时期到1856年赛德·赛义德之死的东非及其入侵者》第237—238页中的引文。
[81]雷金纳德·库普兰德著：《从最早时期到1856年赛德·赛义德之死的东非及其入侵者》第299页中的引文。
[82]约翰·米尔纳·格雷著：《中世纪到1856年桑给巴尔史》（伦敦，1962年版）第250页中的引文。
[83]雷金纳德·库普兰德著：《开拓东非，1856年—1890年》第32页中的引文。又见莉莲·拉塞尔编：《里格比将军、桑给巴尔和奴隶贸易》（伦敦，1935年版），第118—123页。
[84]1862年声明是以1843年英法保证桑威奇群岛（后来称夏威夷）独立的声明为蓝本的。
[85]雷金纳德·库普兰德著：《开拓东非，1856年—1890年》第189页中的引文。
[86]雷金纳德·库普兰德著：《开拓东非，1856年—1890年》第212页中的引文。
[87]理查德·希尔著：《埃及在苏丹的地位，1820—1881年》（伦敦，1959年版），第40页。该书对土耳基亚历史论述最为详尽。
[88]特雷尔·奇切利·普洛登编：《阿比西尼亚和盖拉地区旅游记，附1848年赴阿里角执行使命的报告》（伦敦，1868年版），第455—456页。
[89]亨利·索尔特著：《阿比西尼亚及其内地记行》（伦敦，1814年版），第496—498页。
[90]亨利·布兰克著：《阿比西尼亚被囚记》（伦敦，1868年版），第10页。
[91]克莱门茨·马克姆著：《阿比西尼亚远征史》（伦敦，1869年版），第331页中的引文。
[92]伯纳德·艾伦著：《戈登与苏丹》（伦敦，1931年版），第114—153页对戈登这个时期的活动叙述最详。
[93]彼得·霍尔特在他的《苏丹的马赫迪国，1881—1898年》（牛津，1958年版）第42—78页中，作了全面叙述。
[94]约翰·莫利著：《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传》（伦敦，1908年版），卷2，第288页。
[95]乔治·达什伍德·戈尔迪·陶布曼在1887年接受爵位以后，自称乔治·戈尔迪爵士。他出身于马恩岛某著名世家。约翰·弗林特著：《乔治·戈尔迪爵士和尼日利亚的发展》（伦敦，1960年版），是一部经典性的传记。
[96]罗杰·安斯蒂著：《十九世纪英国和刚果》（牛津，1962年版），第139—167页；爱德华·赫茨累特著：《根据条约绘制的非洲地图》（伦敦，1896年版），卷2，第713—714页。
[97]约瑟夫·汤姆森书信，引自詹姆斯·贝尔德·汤姆森著：《非洲探险家约瑟夫·汤姆森》（伦敦，1896年版），第160，162页。
[98]根据1884年7月12日条约的条款，杜阿拉各酋长要求保护的条件是，德国承诺不干预土著各部族的习俗、土地和贸易。关于条约，见哈里·鲁丁著：《德国人在喀麦隆，1884—1914年》（伦敦，1938年版），第31—36页。多哥条约，见科林·纽伯里著：《西奴隶海岸及其统治者》，第209—210页。
[99]彼得斯及其同胞在瞩目东非以前，曾计划在纳塔尔的圣卢西亚湾建立一个殖民地。见赫尔曼·克拉契尔著：《卡尔·彼得斯，1856—1918年》（柏林，1959年版），第12—31页；弗里茨·费迪南德·米勒著：《德意志—桑给巴尔—东非》（柏林，1959年版），第97—112页。
[100]关于这些条约，见马克斯·冯·科希茨基著：《德国殖民史》（莱比锡，1888年版），卷2，第117、123、131—174页；安德烈·谢拉达姆著：《德国推行殖民化与德国的殖民地》（巴黎，1905年版），第85—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