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民族主义的表现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非洲人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手段，设法改善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非洲人由于默认欧洲人的殖民政府已成定局，强加的法律也不能轻易去掉，于是设法在殖民地许可范围内行事。他们因袭各自统治者的政治观念和语言，但是未能取得参加政府的民主权利。最初，他们只希望在直接有关土著居民生命和诉讼的事务中，享有听取他们集体呼声的权利。于是，那些非常熟悉白人方式的非洲人（主要是经过深造的律师、医生、商人、职员、福音派传教士、教师和新闻记者），为了达到此目的，成立了各种组织，以利于他们对改革和需要考察的问题提出共同的请求。

在热带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东非、刚果、葡属领地和法属赤道非洲白人移民占优势的地区，这些志愿团体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对公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最后出现起了重要作用。二十多年来，这些组合设法医治非洲人据说遭受过的苦难。它们敦促不怀善意或玩忽职守的政府进行改革。在东非和中非，它们反对移民团体为加强白人特权而牺牲非洲人利益的各项公开举动。它们强烈反对白人移民所鼓吹的殖民地合并或进一步联合的主张。它们还对土著居民没有代表的附属国内所发生的对居民有直接的即使是很小影响的事务不断表示关注。例如，法国化的非洲人在加蓬成立一个法国人权和公民权联盟的分会。该分会在政府许可的条件下，以“积极”态度进行指责。让蒂尔港和利伯维尔的年青领袖，同样也创立了一个为时不长的“加蓬青年”组织，同样，他们也知道法国政府只能接受很有分寸的批评。在罗安达和洛伦索-马贵斯，开初由葡萄牙人创立的非洲联盟温和地指责官方的行为。同当局发生的这些温和小冲突，在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中代表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土著领导逐渐理解到，由殖民统治摆在被征服人民面前的问题，靠完全合法的、“临时性的”和基本上寄托于社会名流领导的途径是根本不能得到解决的。

在南、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坦噶尼喀、乌干达、苏丹、刚果、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法属非洲的许多地区，非洲人各种志愿组织都回避公开谈论自治，它们到1939年只是略微暗示，有朝一日非洲人在立法机构或者行政机构可能有自己推选出来的代表。这些组织的领袖很少提及“自由”，也不提及如何使各殖民地最后重归土著统治的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仍旧热衷于机会平等而不是权力平等，热衷于目前社会中的地位，而不是社会的全面改造。然而，他们的活动却能使抗议之烈火经久不熄。志愿团体的活动还锻炼了未来的政治家。因此，从各方面来看，这类志愿团体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政党合乎逻辑的先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非洲人仅仅在热带非洲比较少的几个地区进行带有战斗性的鼓动，利用群众抗议这一行之有效的武器，或者要求“自由”。在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非洲人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末期，成立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社会党）的当地支部；在塞内加尔，政治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就在这时，曾经一度是中刚果海关职员的安德烈·马祖瓦，在巴黎度过了他那一生中激烈的岁月。在1925年到1926年间，他为了根除刚果同胞的苦难，成立了法属赤道非洲土著友好协会。当马祖瓦在巴黎抗议反对赤道非洲的种族歧视时，他的追随者就在利伯维尔、班吉和布拉柴维尔对若干政府法令进行了消极抵制。因此，1930年法国在布拉柴维尔审判了马祖瓦，后来把他放逐到乍得。但是，对马祖瓦的迫害只能使他倡导的运动更加受人欢迎。不久，刚果人举行的强烈示威，已成为普遍现象了。的确，马祖瓦主义超越了部族界限；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就是对赤道非洲法国统治进行持续反抗的唯一运动。

在土地割让成为一大苦难的肯尼亚，吉库尤酋长和平民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大战期间，进行过多次抗议活动，但是毫无成效。当他们从政府那里得不到任何满足的时候，一些吉库尤酋长创立了吉库尤协会；该协会通常对土地问题进行直率的议论，但另一方面还是遵循着遍及热带非洲的基本上是低级政治活动的踌躇不决的方式。与此同时，有一个吉库尤电话接线生哈利·图库，因被看作土人而感到不满。他对肯尼亚政府要非洲人携带通行证的决定表示反感；如同他的许多同胞一样，他对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任意增加茅屋税和人头税，削减非洲人的工资，以满足白人移民的做法表示不满。另外，他认为只要帝国真正了解到非洲人的不满，是能“听取意见”的。1921年，图库创办了吉库尤青年协会，并在某些亚洲人和欧洲人的经济支援下，在内罗毕、基苏木等肯尼亚城市聚集了大批追随者。他在露天集会上强调指出非洲人的不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施展类似其他肯尼亚人很晚以后才运用的讲坛技巧。但是不久，肯尼亚政府认为，图库已对殖民地的安全和秩序构成威胁。图库未经正式审判即被流放，并在流放地度过了随后八年的岁月。[21]同时，他的逮捕在内罗毕引起了骚乱。

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由图库创始的运动又以吉库尤中央协会的名义重新出现了。该协会要求释放图库，指控继续割取非洲人土地，并且徒劳地要求政府允许非洲人种植咖啡同欧洲人进行竞争。该协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愈来愈发展成为吉库尤人的代议机构。从1929年起，该协会鼓吹妇女受割礼，即一种传统的成年仪式，完全不顾白人传教士和行政当局试图禁止这种习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协会成员在自办学校和创立教派中起了显著作用，这对后来现代肯尼亚民族主义的兴起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协会书记乔莫·肯雅塔在鼓吹受割礼运动中获得盛誉，他起草请愿抗议书，并亲自送交英国殖民大臣和英国议会。使殖民大臣吓得目瞪口呆的是，他要求参加肯尼亚立法会议的非洲人应由直接选举产生。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肯雅塔在英国流亡和留学期间，还是不断地促进改革问题。他的信件经常发表在许多英国报刊的通讯栏里；他同别的民族主义者一起探讨，使非洲人民有朝一日从欧洲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种途径。同时，在国内吉库尤中央协会在肯雅塔不在的情况下，不太引人注目地开展工作，一直到殖民地政府在1940年决定禁止该协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活动时为止。

英属西非老殖民地区的各部族，长期以来就有发表当地政见的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这个地区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全印大会的活动，以及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所表达的崇高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威尔逊提出的“自决”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鸣。1920年，主要是在黄金海岸一个律师约瑟夫·伊弗雷姆·凯斯莱·海福德的敦促下，一小群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有学识的非洲人会集阿克拉，并成立英属西非国民会议。海福德等人为使四个殖民地实行最后联盟而竭尽全力。在成立大会上，西非国民会议的成员要求对立法会议的代表选举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力主在英属西非创办一所大学，要求聘请非洲律师和医生参加司法机构和殖民地医务工作，公开反对种族隔离，谴责瓜分多哥和喀麦隆，而且对“自决”表示明确的关注。

国民会议的成立是给英国官方人士一个直接的冲击。会议成员预见到当地自治终将获得承认。他们虽自称是代表一切人说话的，但是，他们的权威在黄金海岸遇到若干有势力的酋长的挑战。再者，会议成员总是首先提出知识分子的要求，以及恢复他们自己的经济权和人权，而不是首先去恢复群众的权利。国民会议超越地区的雄心壮志，看上去也是缺乏依据的。国民会议在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冈比亚一向得不到多少支持，因为以上各地的非洲人都忙于各自的地方问题。国民会议在短短几年内积极干预了黄金海岸的事务，但是，凯斯莱·海福德已遭到若干旧日支持者的反对。因此，国民会议虽然还定期召开会议，但是已逐渐变成空头的抗议工具。凯斯莱·海福德在1930年的去世，使国民会议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喉舌。

凯斯莱·海福德在生前曾雇用约瑟夫·克瓦梅·克耶里特韦·鲍克耶·丹凯，替他的《黄金海岸导报》撰写文章。丹凯是一名律师，出身阿基姆·阿波克瓦王族，在伦敦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他们二人共同创立黄金海岸青年会议。在丹凯的领导下，该会议成为若干协会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些协会温和地鼓吹改善就业机会和普遍改善黄金海岸政府和土著居民之间的关系。丹凯后来坚认黄金海岸青年会议应该加紧实现真正的自治，但是，即便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使自治要求重新活跃起来以后，该协会仍然把改善社会和经济状况放在首要地位。到1943年，青年会议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批评家指责该会议“只会空谈”，一事无成，舒舒服服地混日子，不要求根本变革。此时，丹凯和后来成为加纳财政部长的考姆拉·阿格贝利·格伯德马赫，鼓吹设立酋长和有学识的非洲人组成的国民会议，“从工业上和经济上……提高这个国家的地位”。丹凯闭口不谈自治，但仍希望尽力赶上白人的成就。丹凯写道，“让他们尽力干去吧，可谁都没法把白人的形象从黄金海岸人民心里抹掉。丘吉尔说，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有教养的种族。在非洲，前途是属于把目光盯住白人、即经济个体的人。”[22]

同时，在尼日利亚，赫伯特·塞缪尔·海拉克尔斯·麦考利为了参加立法会议的第一次竞选，在1923年创立了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麦考利是尼日利亚第一个非洲主教的孙子，当过新闻记者和土木工程师。民主党要求“保卫……作为英联邦成员的尼日利亚人民的福利，要求在民主的高空升起‘权利、真理、自由和正义’的旗帜，直到党的崇高目标，即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得到实现……”。[23]尽管有这样崇高的理想，麦考利领导的党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获得众多的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民主党始终是由有学识的尼日利亚中产阶级成员所领导，他们自然要致力于首都拉各斯的事务，顾不到乡村地区，而在乡村地区，英国时常是支持传统的当局的。民主党试图在阿贝奥库塔、伊巴丹和卡诺建立分部，未获成功。卡拉巴尔和南方一些小城市都有自己的党，大部分是地方性的政党。直到1938年，各小城市地区说什么也不愿把当地的利益从属于一个由拉各斯指挥的运动。国家问题很少能使乡村首领们的情绪激动，达到象有政治觉悟的拉各斯人那种程度。况且，拉各斯人和乡村首领们又没有其聚一堂相互交流的论坛。

除了拉各斯周期性的选举热，以及民主党因此而进行的活动以外，“外国管辖阶段”是突出的民族主义孕育时期。而且当时在国外还有了许多重要的发展。伦敦的尼日利亚进步同盟（即后来的西非学生同盟），为尼日利亚人准备了一个寄宿舍，而西非学生经常聚集在这里，分享他们的希望和挫折。该同盟出版了一份反映非洲知识分子高涨的自尊心和民族自觉的杂志。总之，该同盟激起人们去思考讲英语非洲的前途，并在英国广大的尼日利亚学生中传播激进的新民族主义。

1943年，若干有学识的尼日利亚人发起一个运动，强烈反对新雅巴高等学院的所谓低质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组织了拉各斯青年运动。他们还试图改变歧视非洲卡车司机的法令，鼓吹在公务人员中享有同等的晋升机会，并在1936年把他们日益发展的组织称为尼日利亚青年运动。但是1938年以前，这个运动基本上仍然还是拉各斯中产阶级的俱乐部。在1938年，这个运动输入了激进的新血液，“第一次……对工人敞开了大门”，从而结束了麦考利对拉各斯立法会议的控制。

本杰明·纳姆迪·阿齐克韦（后来成为尼日利亚总统）和奥拉迪波·戴维斯的回国补充了新血液。戴维斯出身拉各斯望族，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回国；他在经济学院受教于哈罗德·拉斯基教授，而且是乔莫·肯雅塔同室学友。阿齐克韦在美国斯托勒学院以及林肯大学（他还在该校任教）、霍华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成之后，曾经为阿克拉的《非洲晨邮报》撰写辛辣的社论，并在1937年创办了尼日利亚第一个全国性报纸《西非向导报》。这份报纸一下子使“齐克主义”成为家喻户晓的字眼。

在阿齐克韦和戴维斯的影响下，青年运动鼓吹“当地事务完全自主”和“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完全自治”。青年运动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了五十多个分部。但是，在青年运动内部，个人对立和种族对立有了滋长，到1941年已使青年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作用降低了。阿齐克韦同青年运动内部的保守派愈来愈疏远；操约鲁巴语的非洲人控制着青年运动，达到了使其他地区的尼日利亚人感到恼火的地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运动在国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小了，而在这同时，阿齐克韦等人已着手在布拉柴维尔、布兰太尔、喀土穆和内罗毕寻求表达民族主义要求的手段了。

非洲何时才能得到解放？全世界期待的自由在哪里？又何时才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所享有？

查尔斯·韦斯利·姆兰加，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