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的风暴

自从罗斯福和丘吉尔宣布了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以及同盟国有效地消除了轴心国征服非洲的威胁之后，苏丹人、尼日利亚人和尼扬扎人，在1943年到1944年间，各自找到用于表达现代政治思想的新的组织方式。在苏丹，前身是公务人员协会的毕业生大会，在战后没有要求到自决权。因此，伊斯梅尔·阿扎里把大会的一部分改组成亲埃及的阿希卡（兄弟）党；而他的对手在一个马赫迪后裔的赞助下，成立较温和的乌玛（国民）党。在尼日利亚，各青年组织和尼日利亚学生联盟，同时也促使尼日利亚青年运动领袖纳姆迪·阿齐克韦、赫伯特·麦考利和其他几位著名人物，去思考促进本国政治发展的各种途径。于是，他们经过长期协商，在1944年组织了尼日利亚国民会议（即后来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麦考利和阿齐克韦分别担任该会议的主席和书记。两个月后，若干公务人员和酋长响应詹姆斯·弗雷德里克·桑加拉（原先在一些志愿团体任职）的号召，成立了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大会第一任主席利瓦伊·蒙巴谴责欧洲人不断地“剥削”非洲人。他说，非洲人要求得到公民所应有的充分权利；或许出于有意识地摹仿罗斯福的语言，他又说，非洲人要求“不论种族、肤色或信仰，人人机会均等”。他还要求在保护国立法会议中只有非洲人才能代表非洲人。出席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们，谴责肤色隔离，对把非洲人置于卑贱社会地位的种种限制感到极为遗憾，并且低声下气地请求政府允许非洲人进入电影院，允许非洲人在欧洲人经营的商店里买东西，而且不强迫他们使用专用窗口，允许非洲人在白人面前可以穿鞋戴帽。[1]然而，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如同尼日利亚国民会议一样，它组织起来的意图就是为参加的团体提供一把保护伞。两者都不吸收个人会员。尼日利亚国民会议包括许多派系，其中计有工会、文学团体、草药商和“土郎中”等专业集团、公共俱乐部以及各种族协会。

在尼日利亚人和尼扬扎人实际建立起各自的政治团体之前，埃布埃和若干其他法国官员就觉察到热带非洲的政治觉醒。1944年，他们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试图改造迄今沿用的殖民形式去抑制土著的愿望。他们建议战后的法国政府应该向其非洲臣民提供较好的教育和医疗便利，禁止“徭役”以及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并对市场问题作出灵活安排，使殖民地的农业经济更能适应销路中的周期性波动。同时，与会者明确拒绝法国海外领地立即实行自治或最后实行自治的想法。然而，他们预见到必须放松巴黎和各殖民地首都之间的管辖关系，而建议巴黎的特别会议应当替各领地立法，各领地也应有由非洲人和欧洲人组成的地方立法会议。于是，他们起草一个“联合”方案，该方案在许多方面预示着后来“法兰西联邦”的体制。

不管布拉柴维尔会议的决议是多么关怀备至，却标志着第一次公开承认法语非洲需要进行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由于布拉柴维尔会议的精神，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以及象牙海岸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塞内加尔的莱奥波德-塞达·桑戈尔和拉明·盖伊，几内亚的亚西纳·迪亚洛，加蓬的莱昂·姆巴等人有说服力的议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这才制定了若干彻底的改革；在殖民地废除强迫劳动，给予法国海外领地所有居民以完全的公民地位。而且宪法还确认两个非洲联邦的原殖民地作为拥有同塞内加尔旧地方自治体同样权利的领地。所有属国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分别出席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国的参议院。各殖民地都有自己的地方议会；各殖民地应服从在达喀尔或布拉柴维尔召开的最高会议，以及在巴黎召开的法兰西联邦会议所作出的决定，而每一个殖民地的国家预算，则由自己掌握。但是宪法对每个地区成立当地政府不予考虑。此外，由于对选举权和自治体代表的限制，使各殖民地成立政府，要比预期的进展慢得多。

虽然这些改组和改革使各殖民地的居民对未来寄予莫大的希望，但是法国宗主国的选民却对肢解殖民帝国表示明显的反对，这就促使法属非洲的新领袖们在政治上自行组织起来了。拉明·盖伊（达喀尔市长）、乌弗埃-博瓦尼（市区区长）、迪亚洛、苏丹的菲利·达博·西索科、中刚果的让-费利克斯·切卡亚、前法国殖民地公务人员、半苏丹血统的加布里埃尔·达博西尔等人，联合召集法属非洲所有寻求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团体开会。除了加蓬和乌班吉-沙里（桑戈尔、盖伊和塞内加尔社会党人后来退出）以外，法属西非洲和赤道非洲的八百名代表，于1946年响应这个号召，并在巴马科召开会议。会上，他们听取了对殖民制度的强烈谴责；然后，为了反对1946年的选举，为了达到废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使更多的非洲人在政府里任职，他们跨地区组织了一个政党，叫非洲民主联盟。该党起先避而不提“民族主义”的要求它的领导人基本上要求受到和法国人一样的待遇。他们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求自由，而不是要求自治。他们在宣言中写明，“是为了达到党的双重目的——非洲人联盟以及同法国民主人士的联盟，非洲民主联盟还设法实现一个真正的（各自由民族在权利和义务上平等的）法兰西联邦，另外保证非洲参与反帝斗争……”[2]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样加速了热带非洲其他地区的变革步伐。1946年，若干北罗得西亚人成立了地域性的非洲人福利协会联合会，即后来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该联合会同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一样，试图反对白人移民中政客们的主张。在布干达，农村对卡巴卡政府表示不满的骚乱，导致布达卡联盟的成立。该联盟鼓吹农村原教旨主义，反对布干达酋长寡头政治高人一等的地位。虽然该联盟的宗旨超过布干达农民领导下的狭隘利益，而且第一次不顾其所属教派而代表了各福利协会和文娱团体，但是，该联盟在杰穆西·米提和西萨里奥·塞马库拉·穆卢姆巴的领导下，在布干达范围内始终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不是一个全国性政党。然而在它毗邻的殖民地，乔莫·肯雅塔已在1946年从伦敦回国，担任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主席；肯尼亚非洲人联盟是一个全国性组织，由吉库尤、卡姆巴、卢奥的青年所组成，脱胎于埃利乌德·马特胡在1944年创立的肯尼亚非洲研究联盟。肯雅塔在长期流亡之后，表现出要尽快地取得一个政治上独立王国的决心。他把吉库尤人各个独立的派别、部落权力集团、退伍军人俱乐部和工会都联合起来了。同时，他疏远某些支持他的有影响的非吉库尤人；所以，在以后几年里，肯尼亚非洲人联盟在吉库尤地区获得人数最多的追随者。(https://www.daowen.com)

苏丹政治家同时也全然不顾白人移民的因素，朝着自治的方向迅速迈进。1946年，英国政府答应让苏丹人有朝一日实行自治。同时，因为埃及政府在名义上还在苏丹享有宗主权，并为尼罗河流域的完整担忧，所以一旦实现苏丹国，不仅牵涉到英国和苏丹的关系，而且还牵涉到英国和埃及的关系。此后，英国政府一面同埃及政府毫无成果地讨价还价，一面却接受了英国苏丹协商会议的决议，并在1948年，为苏丹制订了一个远景规划的宪法，而实际上该宪法让苏丹掌握了相当大的决定权。英国政府还设立了一个新的立法会议；阿希卡党予以抵制，而乌玛党则在随后的选举中获得全部席位。乌玛党也因之成为立法会议的领导，在总督新成立的行政会议中占据着大部分席位。此后，因为埃及竭力想维护其对苏丹的权力，所以英国政府使行政管理机构地方化，设法使南北统一，设置新的文化和社会机关，并表示愿意把苏丹进一步引向独立的道路。在热带非洲其他地区的政治家预见到实现自治不是几年而是需要几十年的时候，英国在1952年同意苏丹进行自治。但是，因为苏丹特殊的当地条件，及其传统的行政上的分离状态，所以苏丹的成就似乎是个孤立的现象，对非洲大陆其余地区的冲击，不如西非一些事件那样有力。

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年代里，已成为非洲人反对英国统治的先锋。阿齐克韦公开支持尼日利亚人民事业的演讲深得人心；他还领导国民会议反对外国的继续统治。1946年，他和另外几位著名的民族主义者，谴责总督阿瑟·理查兹爵士（即后来的米尔弗顿勋爵）上一年提出的“半联邦”的新宪法。他们对该宪法的设想感到愤懑，他们写道：“我们珍视为准备这一历史性文件所花费的精力……但是，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全部建议是在没有同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当然领导人进行协商之下单方面准备的……。”[3]况且，该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自治。为了激发反政府的思想情绪，为了筹募派遣抗议代表团去伦敦的经费，阿齐克韦曾在全国作了为期八个月富有成效的旅行。他在1947年拉各斯立法会议选举中顺利地获得一个席位之后（他领导的党又获得另外两个席位），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代表团向英国殖民大臣提出要制订一部更具有远景规划的新宪法。这部宪法应更充分地体现出民族主义的事业。

英国政府同时也为黄金海岸制订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同样规定权力需牢牢掌握在官方手中。另外，在经济严重失调期间，当地的立法会议继续反映保守党的观点。可可种植者，因病毒的迅速蔓延而收入锐减，又因消费品和食物匮乏而价格暴涨，深受其苦。此外，退伍军人不愿回去做原先卑贱的工作，中专学校毕业生找不到称心的固定薪金的工作，富商和专业人员感到他们日益被排斥于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作用之外，所有这些人都怀着剧烈的不满。因此，律师和政治家约瑟夫·丹凯，塞康第的木材富商乔治·格兰特，以及另外两位律师弗朗西斯·阿伍纳-威廉斯和布莱，决定组织一个能够表达普遍不满的新运动，同时把奄奄一息的黄金海岸青年会议和国内许多志愿团体的成员联合起来。1947年，他们成立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并在索尔特庞德举行的成立大会上，鼓吹“政府应当在最短期间移交给人民及其酋长”。而且他们号召实现这种自治，只能利用合法的和符合宪法的手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