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胜利，公元1940年—196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乱和宣传，为助长热带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舆论力量和广泛的新经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振奋人心的声明，夏尔·戴高乐将军的呼吁，以及印度和巴勒斯坦的骚乱，使非洲各阶层的人得到鼓舞。“四大自由”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语。再者，非洲军队在亚洲、北非、东北非洲以及欧洲和盟军一起服役。他们同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军队作战，于是带着一种新的自尊感回到自己的故乡。在殖民地范围内，非洲人帮助戴高乐主义者清除法国维希政府在赤道非洲的势力；此后，赤道非洲如同殖民非洲的许多其他地区一样，为同盟国军队提供了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这就意外地使白人军队和非洲人在比较平等的关系上不分彼此地相处在一起。战争的冲击还促使各殖民政府和若干有远见的行政官员，例如赤道非洲的费利克斯·埃布埃和黄金海岸的艾伦·马克斯韦尔·伯恩斯爵士，答应并且确实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他们让城市和乡村的非洲人在较大程度上参与国家事务。总之，各方面的条件促使有学识的非洲人振作起来，并寻求新的途径以表达他们对殖民统治的不满。(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