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创立是无产阶级国家学说形成的理论前提
历史上有过奴隶主阶级国家学说，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学说和资产阶级国家学说。这些国家学说对国家的起源、性质、形式等等，虽然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它们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是不科学的。科学的国家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后才产生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学说。因此，要想知道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形成，首先应该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对这一国家学说形成的作用和意义。
（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国家观向唯物主义国家观的转变。
从马克思最初发表的文章来看，他的世界观和国家观都是唯心主义的。1842年1月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文。这篇文章从人类理性和精神自由出发，无情地评击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但他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不妥协精神，已经超出了黑格尔。因此，后来在碰到现实问题时，马克思就逐渐与黑格尔哲学决裂，朝唯物主义方向发展。
从1842年4月马克思为《莱茵报》开始撰稿起，他的思想逐渐向唯物主义转变。他在《莱茵报》期间，碰到了实际问题，即物质利益问题。这些问题使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哲学同现实是矛盾的。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和法都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是理念的体现。可是现实并不是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而是剥削阶级的“私人利益”即物质利益决定国家和法的原则。特别是马克思研究了摩塞尔河沿岸地区酒农破产的现状和材料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国家生活现象”是由“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决定的，而不是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1]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指出，这种关系是经济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只是作些抽象的原则的论述。从总的来看，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理念的体现这一唯心主义观点，但在国家问题上的唯物主义思想已经清晰可见。
马克思在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同时，也向共产主义迈出了前进的步伐。列宁说：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2]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以后，为了解决他在《莱茵报》期间所碰到的“物质利益”问题，就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进行深入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论著，就是这一研究的成果。在这些论著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同国家和法的关系、世俗同宗教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由国家决定的这种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观点。同时，马克思还第一次明确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消灭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随着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他的国家观也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国家观向唯物主义国家观的转变。
在马克思完成两个转变的差不多时期内，恩格斯也实现了两个转变。
恩格斯原是个有神论者。使他彻底克服宗教信仰，转向无神论，是青年黑格尔分子施特劳斯写的《耶稣传》。这本书帮助恩格斯解决了科学和宗教、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它还帮助恩格斯转向黑格尔。此后一段时期，恩格斯对黑格尔非常重视，几乎每晚必读黑格尔著作。正如恩格斯所说：“多亏施特劳斯，使我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3](https://www.daowen.com)
自恩格斯转向黑格尔后，他与宗教蒙昧主义和信仰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他还重视政治斗争，矛头指向普鲁士君主制。就其政治态度来说，他同马克思一样，在信仰黑格尔哲学时，已经超过黑格尔。1842年10月，恩格斯写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恩格斯在此文中揭露了普鲁士国家的反动实质，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教合一”论。但是当时批判的依据仍然是“自由精神原则”，是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不过，恩格斯要比青年黑格尔派站得高，看得远。青年黑格尔派主张用批判的方式改造非理性的宗教国家，而恩格斯主张用人民革命的方式改造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而且恩格斯明确指出，当时的普鲁士面临着人民革命的新形势。此文是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开始。
1842年11月，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
恩格斯在英国期间，经常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居住区，亲自了解工人群众状况，调查研究。正是在曼彻斯特，他亲眼看到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的恶果，目睹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亲身感受到了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强大威力。在这里，他还系统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在这段时期，他根据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写了一系列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朝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过程。
从这段时期恩格斯思想发展来看，他转向共产主义要比转向唯物主义稍早一些。1843年10月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他明确提出以消灭私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必不可免的。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共产主义”概念，也是他第一次这么明确表述共产主义思想。但是，他从经济理论上来论证共产主义必然性，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论著中。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论证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此，马克思称赞《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从《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论著中，可以明显看出，恩格斯已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所以列宁说：“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4]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无产阶级国家学说形成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巴黎会晤开始的。巴黎会晤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他们两人合作写下了《神圣家族》。此书在论述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发展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文章中的观点。过去，他们只是原则地提出物质生活、市民社会和世俗决定国家、宗教，而现在提得更具体了，提到了“货币制度”，提到了人权和私有制的关系。他们说：宗教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5]要消灭宗教精神，必须消灭“货币制度”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谈到国家、人权和私有制的关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指出：“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6]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只不过是为了占有财产，维护私有制。因此资本主义民主制与古代奴隶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神圣家族》并没有完成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但驳斥了鲍威尔等人所宣扬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且全面批判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
由于国家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而不是象唯心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国家是具有决定一切的万能力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揭示了国家和所有制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实质。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正是利用捐税、国债来控制国家，国家的命运操纵在这帮私有者手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7]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无产阶级国家学说形成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