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提出来的。但是这一思想的形成，是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劳动群众一边，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消灭封建等级特权，用人民政权代替君主专制。早在1839年底，恩格斯就说过：“只有当皇帝被人民打得晕头晕脑时，只有当他的宫殿的玻璃窗被革命打得粉碎时，我才能期望他办些好事。”[16]
1842年11月，恩格斯刚到英国时，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还没有完全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已经认识到了，象英国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除了起义，除了暴力，是没有别的出路的。他说：无产者已经“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17]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学说发展史上，这是首次明确提出暴力革命的思想，也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用什么方式实现革命的思想。
同恩格斯相比，马克思提出暴力革命的思想稍晚一些。1844年初，马克思在论述自己新的世界观的同时，用充满哲理的格言式语句，阐明了批判和武器、理论和物质力量的关系。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8]这一思想与他当时提出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推翻“一切关系”联系起来看，显然已包含了暴力革命的内容。过了八个月以后，马克思已把革命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之路。他说：“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19]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20]。可见，在1844年年中，马克思已把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是三位一体的东西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后，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首次表述得最清楚的是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在互相敌对的情况下，他们的矛盾达到最尖锐的地步，这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21]最后他还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2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们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用暴力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从来不反对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他们也指出，暴力革命与和平方法也可以交替使用。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消灭私有制，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而定，主要是看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而不是单凭某些人或无产阶级的意志而定。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采取什么方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依据客观情况，而不是根据主观愿望。正如恩格斯所说：共产主义者是最不反对用和平办法废除私有制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24]
在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不把任何一种方法绝对化，使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无选择余地。
但是，在1848年前后，他们强调的是暴力革命。这是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状况决定的。当时欧洲的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处境日益恶化，在政治上无民主可言。特别是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起义，遭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激化。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
1852年，恩格斯还深入研究了德、法等国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经验，提出了起义应遵循的两条著名规则。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他对这两条规则，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恩格斯提出的这些规则，虽然是从人民武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但它们也完全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https://www.daowen.com)
同恩格斯提出武装起义规则差不多同一时期，马克思也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他针对法国波拿巴王朝的建立，剥削阶级国家机器的强化，军队和官僚机构的扩大和加强，总结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验，得出了“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
第一，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深刻指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25]，因此无产阶级想要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夺取政权，就必须采用暴力革命，打倒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国家。但是如何打倒呢？1848年以前，社会实践还没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严格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任何结论都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在当时情况下，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还不具备提出“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思想的客观条件。1848年革命的实践证明，必须“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君主制，推翻了金融贵族的统治，却换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换来了全体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却一无所获。他们被迫举行六月武装起义，结果遭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血腥屠杀。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资产阶级君主国和共和国只不过是形式不同，实质都是一样的。六月起义“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26]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对于资产阶级国家，不管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必须彻底“打碎”、“摧毁”。
第三，通过1848年革命，还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它承袭和发展了封建专制国家机器，并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使这个国家权力进一步加强和集中。资产阶级的一切变革都使这一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争夺统治权的各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把夺得这个庞大国家机器视作自己的战利品。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来说，比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完备和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工具，无产阶级革命，不“打碎”和“摧毁”这一统治他们的国家机器，就不能取得胜利。
第四，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最主要最有决定意义的是常备军和官僚机构。这一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俨如密网一般地缠住社会全身并阻塞社会一切毛孔，是吸附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身上的寄生机体。至于资产阶级的最高立法机构——议会，如果没有军队、警察和官吏的支撑，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所以马克思谆谆告诫无产阶级，绝不能成为“议会迷”，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是靠军队、警察、官吏。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集中一切力量去“摧毁”常备军、官僚机构，破坏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不能去改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上述分析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用简单的公式来表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27]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列宁所说的“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指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国家机构，而不是指国家管理职能。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管理职能和机制，应采取什么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没有论述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也较少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就强调了应向资产阶级学习管理知识和职能。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职能和机制，无产阶级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有用的应继承下来；可以改造的就改造之；没有用的就废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