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笔记的评述
西方学者一般都把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所做的这些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看作是过去未曾发表过的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文献。第一次出版克拉德编撰的这本《笔记》的出版人介绍说：“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他的晚年重新捡起了青年时代所关怀的问题：对自然状态的人和文明条件下的人的批判。可是他早期的方案是从哲学人类学（人本学）的抽象概念出发的，而后期的著作则是从有关人的现代意义的科学观点来考察问题”。
克拉德认为，早期马克思（1841—1846）阐发了一系列哲学人类学（人本学）观点，从五十年代起，他对人类学的研究逐渐从哲学课题转到经验课题这方面来。有关他对哲学人类学和经验人类学的态度，成为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前后究竟是否一贯这个争论问题的一个焦点。在克拉德看来，这是一个“表面看来不连贯而实际上可能连贯的争论问题”。
克拉德举出的例证是，马克思在1841—1846年间所探讨的问题同他在1857—1867年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和《资本论》各卷所探讨的问题实质上是一致的；在1879—1882年间，他对社会文化人类学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时期，这些问题仍然保留下来了。马克思在《大纲》中探讨了原始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其中有两节专门阐论人的原始状态，后来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又重新扼要地提到这个主题。在《资本论》讲社会分工的那一章里，他又把原始社会的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对比分析。[3]
按照克拉德的意见，在马克思青年时代所阐发的哲学人类学（人本学）观点中，同晚年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关系特别密切的有：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人在社会里和在自然界里的异化问题（《经济学——哲学手稿》）；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并通过他在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生产和体现他本身（《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以及把人的具体化和抽象化对立起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克拉德认为，由于马克思的著作中越来越多地研究具体问题，由于他在1848年期间从事革命活动，以及他主张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进行，他便很自然地从哲学人类学（人本学）的研究转到经验人类学的课题上来。后来，他就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中从事纯粹从经验论角度出发的人的问题的研究，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他始终不逾地回顾这个主题，特别是在1879—1882年间他更加加紧了这方面的研究。
克拉德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和农村公社、土地问题及农民问题的研究分不开的，这些研究既是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是当时争论问题的研究，同时还涉及到在农业中科学技术的应用问题。马克思还提到了多瑙河流域各公国和东方问题，特别是五十年和六十年代印度和中国的状况。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表明，他所感兴趣的具体方面是，具有很大活力的俄国农村公社和其中的社会关系同他家乡特里尔现在仍然保存下来的状况的相似性。他认为斯拉夫人和其他农民公社的成份和机制占重要地位的民族，并不一定会向资本主义发展。克拉德指出，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是和历史宿命论针锋相对的，并且也是直接反对一般历史主义特别是历史决定论观点的。马克思的《笔记》可以说正是一部涉及到古代国家以及古代和现代公社和部落问题的专门著作。
克拉德由此得出结论说：“可见，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手稿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和《资本论》中的有关论点的补充；同时又是对他在1843—1845年期间所持观点的发展”。
另一位对阿姆斯特丹收藏的马克思笔记手稿进行过系统研究的美国马克思学者诺曼·列文，也对这份重要遗著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分析。他写了两篇报道性评论，[4]并对马克思阅读过和做了摘要笔记的主要著作按年份逐一作了介绍。他对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所关怀的问题和研究的重点持这样一种看法：从1843年到1853年的十年里，马克思主要研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马克思在此期间集中精力为掌握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分析资本主义收集材料。从1853年以后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他对亚洲、俄国和日耳曼的古代制度越来越感兴趣。仅在1853年这一年里，他就阅读了八本关于印度和亚洲状况的著作以及十一本关于俄国问题的著作。马克思1857—1858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有一部分是专门记述东方、斯拉夫和日耳曼民族农村公社生活方式的，很显然这主要是利用了这一年开始收集的材料。
列文认为，马克思的读书笔记表明，自1853年起，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开始减退了。为了研究社会，他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了人类学，从而显示了他的思想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越来越仔细地研究世界范围的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形态。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表明，在他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对公社制度覆没及其被另外的社会形态取代进行比较研究的大致方案。实际上，马克思后半生所研究的正是社会学的地质学，即人类历史的一个地层如何被人类历史的另一个新的地层所淹没。换言之，就是建立在公有制之上的具有不同结构的社会如何被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不同结构的社会所取代。马克思在探索社会学上的沉积层，社会学上的时期，以便了解每一种社会的独特结构及其独特发展道路。[5]列文的论文末尾归结说，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是多线论的，而不是单线论发展模式。(https://www.daowen.com)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特奥多·沙宁在评述马克思晚年笔记方面，也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一本研究马克思晚年生活和著述的文集《晚期马克思和俄国之路》中，[6]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见解。作者认为，在1872—1882年的十年间，马克思的观点和对问题的分析同俄国的现实及俄国革命运动之间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相互影响。由于对俄国情况的了解和深入研究，以及同俄国人的接触，马克思在有关全世界性发展“不均衡”，有关农民和革命问题方面的观点吸收了许多新东西。沙宁在这里指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除了恩格斯所列举的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之外，实际上还应该加上第四个来源，即俄国革命民粹主义。
作者指出，马克思一生中的最后十年是他进行科学探讨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对俄国社会的研究，揭示了和《资本论》第一卷所分析的那种“资本主义典型事例”在结构上有所不同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问题。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中就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在社会发展上的多种道路。在1873—1874年间同俄国人的密切交往，使他进一步改变立场，特别是从1877年以后，这种转变更加清楚并且更加是有意识的。这时，马克思已经接受了在一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社会发展的多种道路的思想。
沙宁认为，马克思晚年的许多著作证明，他对古老的俄国公社在革命之后的社会中可能复兴寄以很大希望。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这种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7]
按照沙宁的意见，应该把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至少分作三个阶段：即四十年代的早期马克思；五十和六十年代的中期马克思（通常称之为“成熟的”马克思，这个用语暗含有登峰造极的意思，因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衰退）；和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晚期马克思。由于马克思的逝世，这个晚期发展中断了。这个晚期阶段内容丰富，它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能一统天下的看法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进行新的探讨奠定了基础。作者指出，不能把这几个阶段加以严格的区分，因为马克思后来又重新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研究早期提出的问题。沙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的特征作了如下区别：早期是带有“唯物主义”和辩证观点假说成分的诡辩理论；中期提出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发展的多线论（或双线论），并假定资本主义将会一统天下；最后承认在一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各种成分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其中也可能孕育社会主义成分）多向性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是由各种成分互相依存而带来的多相性。
由此，沙宁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并没有所谓“认识论上的断裂”，也没有出现衰退，而是在不断改变，这种改变是不平衡的。
作者对影响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的政治和认识背景提出了四件大事：第一，1871年的巴黎公社提供了一次戏剧性的教训和前所未知的革命统治的典型；第二，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社会科学方面发生的一个重要突破——史前史的发现使人类的历史时期延伸了几万年，并使历史研究能够利用民族学发现的材料来进行原始社会的研究；第三，与史前史研究相关的对资本主义世界残留下来的非资本主义农村公社研究知识的扩大，特别是梅恩、菲尔等人对印度的研究著作的发表；第四，俄国和俄国人向马克思提供了把上述条件综合起来的潜在可能性：其中包括由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来的有关农村公社和直接革命经验的丰富资料。
英国妇女解放运动活动家和马克思学者R·杜纳耶夫斯卡娅在分析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他对社会发展分期的观点之后说：“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是在设计一条新的道路，而不是象近来一些些社会学论文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放弃他毕生对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所作的分析，更不是取消他所发现并称之为‘新人道主义’的思想和革命新天地。恰恰相反，马克思在深入考虑他四十年来所思考的人类的发展和他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