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中提出的问题
从以上粗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国外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以及所谓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经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在研究者中间有不少是很严肃的学者，不管他们的见解如何，他们是抱着真正做学问的态度，利用现代科学的新成就对新发现的马克思的遗著进行认真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无论哪一类学者的哪一种见解，都具有研究的价值，尤其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各方面的情况都需要了解。一看见不同的观点，就一概骂倒，这不是学者应有的风度。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现在我们还不可能对国外学术界的各种观点作出中肯的评论。所以，在结束这篇介绍性的文字之前，我们不想对他们的观点本身发表什么意见，而只想做两件事：一是对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的一种倾向作一个简要的提示；一是概括一下他们在研究马克思晚年笔记时提出的若干问题，目的仍然是为了引起国内学术界研究的兴趣。
现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心目中，不是有两个马克思，而是如前所说，已经有三个马克思了。但是，不管是两个马克思还是三个马克思，最不受欢迎的总是写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马克思，即两个马克思中的“老年”马克思，三个马克思中的“成熟的”马克思。这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中一种相当普遍、随处可见的倾向。在提出两个马克思的时候，他们推崇“青年”马克思，即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说这是真正的马克思，后来的即“老年”的马克思思想发生了“蜕化”，或者说，发生了认识论上的“断裂”。有些人虽然不认为马克思有什么“蜕化”或“断裂”，但却主张以1844年手稿的精神来阅读《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一切著作。在提出有三个马克思的时候，即当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问世以后，他们就跳过“成熟的”马克思，而把“晚期”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直接联系起来，说马克思到了晚年又重新捡起青年时代的课题，似乎马克思晚年大量研究人类学的著作同《资本论》中进行的理论探讨及其结论完全脱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我们这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贬低甚至否承“青年”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对于“青年”马克思，我们就说那是在“马克思成其为马克思”之前，因此，据说严格说来是不能算作马克思的。换句话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並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它必须用《资本论》的精神去加以理解。对于“晚期”马克思，在我们这里由于第一手资料才刚刚露面，尚未见到权威方面正式表态。但是，在苏联，“晚期”马克思的命运也是不佳的。二十年代的时候，以梁赞诺夫为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已经知道马克思晚年有这样一大批笔记，可是几十年来无人问津，也不予公布，直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才断断续续地发表出来。而真正把它们当一回事来研究，还是近年来的事情。
我们说这两种现象都很有趣，那不过是一种自我嘲笑而己，正经地说，这是很可悲的。为什么要把同一个马克思如此这般地支解开来呢？为什么不能按照各个时期著作的本来面目及其写作的时代背景进行独立的研究和评价呢？对于一位伟大思想家，必须研究他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即研究他各个时期思想上的联系和区别，以便认识他的思想财富的全部丰富性，並从中提取出他思想中的最精华处。我们希望这一次对待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不再重复对待早期著作的那种态度。因为这是极不科学的，除了曲解和制造偏见而外，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结果。马克思晚年的笔记确有许多新思想，例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关于方法论原则的问题，都有许多前所未见的新见解。如果简单地拿以前的某本著作或某个观点来作这些笔记的导论或注释，那势必会把这一切统统抹煞。
国外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的时候，涉及了大量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都有一定的启发，我们择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马克思晚年集中研究人类学著作的动机和目的；
二、马克思研究人类学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三、马克思晚年笔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
四、马克思晚年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
五、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六、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社会发展模式问题；
七、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命名问题；
八、马克思晚年笔记和“人的哲学”或“哲学人类学”（人本学）；
九、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或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人的科学）”问题；
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看法比较。
1986.6.11.
[1]见特奥多·沙宁编《晚期马克思和俄国之路》，纽约每月评论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69页。
[2]达·波·梁赞诺夫：《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新资料》，1923年11月20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的演讲，最初刊载于《社会主义科学院学报》1923年第6期。马克思没有给自己的笔记加标题。梁赞诺夫在提到这些笔记时只是说马克思在七十年代后半期非常重视封建主义和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5卷发表这些笔记时，编者也只说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研究”，前言中把这些人类学家的原著称之为“民族志”（этнография，即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有些苏联学者则把马克思的这些笔记叫做“古代史笔记”或“历史杂记手稿”，而西方学者一般都称“人类学笔记”。克拉德使用的名称是“Ethnology”，即相当于俄文的“этнология/этнография”。这个术语通常译作“民族学”、“民族志”或“人种志”，它是广义的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由于马克思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学或人类史的，因而我们采用了社会文化人类学这个译名。
[3]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2章第389页及以下。
[4]诺曼·列文：《辩证唯物主义与“公社”》，载于唐纳德·麦克奎里编《马克思：社会学、社会变迁、资本主义》，伦敦197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
[5]参看诺曼·列文《辩证唯物主义与“公社”》，见前引书第164—165页。
[6]Teodor Shanin（ed）：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Monthly Review Dress，N.Y.，198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
[8]R.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和原始社会及现代社会中妇女解放的辩证法》，载英国《国际实践》杂志1984年第1期。
[9]伊·列·安德烈也夫：《马克思的最后手稿：历史和现实》，载苏联《哲学问题》1983年第8期。
[10]伊·列·安德烈也夫：《马克思主义历史杂记手稿：马克思七十、八十年代手稿中的公社和氏族问题》，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5年版。
[11]《手稿》中“人道主义”一词马克思並不是在它的传统意义上使用的，正如“人类学”一词费尔巴哈不是在它的传统意义上使用一样。费尔巴哈笔下的“人类学”，是一个与传统的人类学内容相联系的哲学概念，它不仅有认识论意义，而且有本体论意义。中国学者把它译作“人本学”、日本学者把它译作“人间学”是比较确切而富有创见的。马克思笔下的“人道主义”，兼有某些人类学内容和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内容，也是一个广泛的哲学概念，其核心是异化劳动及其扬弃。马克思试图以此来解释“历史之谜”。
[12]托·博托摩尔主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英国Blackwell Reference，1983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487页。
[14]参看《辩证人类学》杂志，阿姆斯特丹英文国际版，1975年创刊号发刊词。
[15]卡尔拉·帕斯奎内利：《法国和意大利当代文化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回顾》。
[16]让·保·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巴黎1960年版，第108页。
[17]毛·戈德里埃：《经济学中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巴黎1966年版，第14页。
[18]参看毛·戈德里埃《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观点》，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英译本第1页。
[19]参看帕斯奎内利的前引资料原文，第200页。
[20]露西安·塞沃《结构方法和辩证方法》，载于1967年的《思想》杂志。
[21]克·梅雅苏：《妇女、粮仓和资本》，巴黎1977年版，第81页。
[22]露西安·塞沃：《马克思主义中的人和个性心理学》，萨塞克斯1978年英文版，第126页。
[23]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巴黎社会出版社1965年法文版第214页。(https://www.daowen.com)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6页。
[26]毛里斯·布洛赫：《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关系史》，英国牛津、克拉伦顿出版公司1983年版。
[27]毛里斯·布洛赫前引书第20页。编者按：这里的“词源学”用途在布洛赫原文使用的是“shetorical use”，即“修词学”用途。根据恩格斯的《起源》中使用的原话应理解为“词源学”：“……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8页。）
[28]参看J.H.卡恩和J.R.劳贝拉：《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人类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