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服从概率论、统计律

由于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力的因素交织成的，而这无数的因素又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这种运动变化又是极难预测和把握的，同时历史的发展进程又是以几百几千年计的，历史的规律性往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逐渐显现出来，所以社会历史现象、历史发展规律服从概率论、统计律。要对相当长时间内的无数可变因素作出精确的数学计算是不可能的，只能运用数理统计，大数法则，概率抽样的办法，找出它的概率、几率。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找出它的“总的平均数”。而且甚至这个总的平均数都是极难求出的。我想这也许是人类社会历史规律难于准确把握，在社会历史领域至今还没有很成功地运用数学，没有进入定量研究阶段，从而使社会历史科学还没有达到真正完善地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运动形态越高级，越复杂，其规律越难以把握，它的几率性、偶然性也越大，也越难于运用数学。在低级的、简单的机械运动中，几个变量就可确定它的运动规律的数学公式，几率性、偶然性极小。爱因施坦的质能公式E=mc2也只三个因素。但高级运动形态规律就很复杂。所以恩格斯当年说到数学的应用：在刚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具有最简单本性的简单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学中等于零。因为高级运动形态包含低级运动形态又不归结为低级运动形态，它更复杂。而社会运动形态，它是最为高级、最为复杂的综合运动形态。它不仅包含了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运动形态，而且包含了生物的、思维的运动形态。其组成因素极其复杂，极其庞大，极其多变，极其不确定。因此它的几率性，偶然性也越大。社会运动规律必然是一种统计规律。

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在牛顿物理学中，规律即必然的因果性，在这里决定论起着支配作用。在统计物理学中，偶然性已通过概率进入到规律，起核心作用的是由系统得出的统计平均，也即是由大量偶然性所体现的必然性。而量子物理学中，偶然性又进入了微观客体的结构描述，深入到了实在性。薛定谔的微观粒子波动方程是一种统计性规律。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玻尔的互补性原理构成了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自组织理论，包括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哈肯的协同学，指出在系统的自组织规律中，出现了一种偶然——必然的新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偶然性摆脱旧的必然性的支配、约束，自身转化为决定系统的新必然性，并且以此为核心，出现了一个偶然性——必然性关系的复杂网络：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转化，这种转化又是由外部参量以必然性支配决定的，而外部参量又是环境涨落的统计平均，又是由大量偶然性体现的。一种必然性，随外部参量向新临界值变化，上述新必然性又受到新偶然性的破坏作用，在新的分支点上实现向更新的必然性的转化……，就在这种极为复杂交错的必然×偶然的交互作用中，系统不断进化发展。在生命科学中，偶然性、统计律、几率论的规律起主要作用，甚至由于生命系统的复杂性，由于系统数目和初始条件数目的相当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可能确定这种概率分布。所以恩格斯说：“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的基础出发的。”那么在社会科学中，偶然性、统计律、几率性的规律将更是基本的形态。偶然性——必然性关系的网络将更为错综复杂。因为它的系统的复杂性，它的系统的数目和初始条件的数目，正如恩格斯说的是“无数”的。所以历史的规律，历史的必然性，也正如恩格斯说的，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体现出来的。恩格斯在1891年10月24—26日致奥·倍倍尔的信中说，他曾说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但“这只是根据数学定律，按照或然率理论做出的计算。”因此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是完全有可能的。(https://www.daowen.com)

这是否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呢？没有。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4]。在苏联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中，难道斯大林同志的性格没有发生作用吗？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进程中，毛泽东同志的性格难道没有发生作用吗？所以恩格斯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偶然因素在起扰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