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统一

由于历史发展是由无数因素决定的，由于历史现象、历史规律是服从概率论，统计律的，由于历史过程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的，所以历史现象必然呈现出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复杂性，历史的规律必然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统一。达尔文看出了生物个体间有无限的偶然的差异。马克思看出了社会现象甚至即使是“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5]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即使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也会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差别。如果是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那么其变异和差别将会更大、更多、更明显。

这样讲是否与马克思讲的历史发展有其一般规律，人类社会历史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发展相矛盾呢？没有。正如列宁说的，“不同的民族走着同样的历史道路，但是走的是各种各样的曲折的小径，文化较高的民族的走法显然不同于文化较低的民族。芬兰有芬兰的走法。德国有德国的走法。”“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因为这顶多不过是苏兹达尔城的蹩脚绘画罢了。”[6]

掌握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解开长期争论不休的亚细亚形态之迷。我想，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否认各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是不对的；同样，强调各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而否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不对的。历史应该是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人类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种族，使各民族在生理特征、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氏族社会是人类历史早期的一般发展阶段，但正如恩格斯说的，易洛魁人的氏族是原始社会氏族的典型形式；而希腊人的氏族不是易洛魁人的那种古老氏族，群婚的痕迹开始显著地消失，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在东方，如在古代印度，氏族则采取了农村公社的形式。从私有制、阶级中产生出国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奴隶制国家在雅典是从氏族机构自身内部直接发展起来的；而在罗马，是平民摧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对征服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来说，国家则是当作征服外国的广阔领土的结果而发生的。在西方，奴隶制社会共经历了三千九百多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奴隶社会只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却延续了二千三百多年之久，而在西方则只有一千一百多年；象美国，由于把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直接移植到北美这块落后的土地上，使美国跳过了封建社会而由奴隶制时代直接跨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采取了以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特征的形式；日耳曼人的土地所有制则以土地私有为主；而罗马形态，是以土地国有和私有并存的双重形态为特征。由于中国这种亚细亚社会形态的特征，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极其缓慢，使中国的封建势力特别强大，使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软弱，资产阶级革命来得晚而且不彻底，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没有经历如西方国家那样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逐渐演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社会。这导致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也必然会走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殊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特殊性。我们党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正是符合了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规律。

但是，我们要找到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是简单地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就能解决的，而必须从实际出发，掌握大量的数据，综合国内的、国外的、社会的、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政治的、物质的、精神的，……种种因素，进行系统综合的分析研究，找出它们的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才能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这需要花极大的力量，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努力，许许多多人的通力合作，否则正如恩格斯说的，把理论应用于实际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更容易了。由此应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建立社会系统工程是科学地、正确地研究、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