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曾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作了科学的精辟的论述，并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们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一些预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所有或多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在这些国家里，工农业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可以把全国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占有，商品生产就不再存在了。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明确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1]1877至1878年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2]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观点，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拉法格、倍倍尔、普列汉诺夫等所接受，他们也就曾为此作过论述。列宁开始也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将会逐步走向消失。1918年3月28日，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竞争并代之以竞赛时，把这种取代与商品生产的消灭联系在一起：“消灭竞争不过是消灭生产者争夺市场而引起的斗争，而决不意味着消灭竞赛，相反，正是消灭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才可能为组织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兽与兽之间的竞赛开辟了道路”。[3]在这一段时间里，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申述了这个观点。例如，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列宁在给取消货币税委员会的信中又指出：“从货币过渡到不使用货币的产品交换是不容争辩的”。[4]

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时期，苏联经济学界对于消灭商品生产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申述的这个原理是无可怀疑的，是正确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曾这样叙述：“在这个时期，苏联经济科学家一如既往，否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可能性。但是在革命后最初几个月，它还只是一种理论原理，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际上采取了更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因而它成了一种实际的力量。人们开始认为消灭货币即使不是今天的任务，无论如何也不是遥远未来的任务”[5]。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当时苏联经济关系实物化的程度很高，商品关系缩小到很低的限度。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则进一步提议，“立刻用法律措施消灭商品关系，停止经济中的货币流通，并过渡到直接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6]但是，即使如此，货币制在形式上始终也没有被取消，货币也并没有停止流通过。(https://www.daowen.com)

国内战争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没有货币交换的经济，因而把新经济政策时期看作是消灭商品关系、贸易和货币的准备。对于利用商品关系和商业，被看作是符合苏联当时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迂回道路。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曾说过：“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7]“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可能的。”[8]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转到新经济政策时，没有商品货币的观点是行不通的。在实行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时，列宁指出：“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9]列宁还指出：“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10]由于理论和政策上的正确解决，恢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而苏联经济才开始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