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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回顾一下自列宁1924年逝世以来的历史就可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确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中产生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生前所无法预料的。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开始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大规模的普遍性增长，资产阶级的代议制的国家政治结构也在一些主要国家逐步固定下来。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则不断遭到挫折，二十年代左右在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相继爆发的革命和起义先后都失败了；在三十年代前后，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也并未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在此之后，工人运动就没有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中再掀起过任何大规模的革命高潮。

为什么迄今为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能取得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胜利呢？应该说，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是作了严肃思考的。葛兰西认为，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有着与俄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它不仅有着俄国国家机器那样的暴力强制机构，而且能够通过追随它的知识分子集团来对民众行使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这两种因素的交互平衡使得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显示出了较之落后的俄国式的东方国家远为强大的力量和稳固性。这种“领导权”的体制可以保证它统治下的人民（“市民社会”）对现行统治的“认可”，显得资产阶级国家似乎是在大多数人的“赞同”下建立起来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的“领导权”要素使得它有可能抑制经济危机造成的灾变，经受住较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的侵袭。葛兰西在清醒地估计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历史特征之后，并没有丧失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而是指出必须相应地采取不同于俄国的“西方革命战略”，即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的“阵地战”，有组织地使工人阶级逐步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阵地。在夺取政权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之前，必须首先在民众中认真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和争取工作。

应该说，面对列宁逝世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和工人运动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尝试着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尽管这种尝试和探索在我们今天看来有许多是不成功的，甚至在与十九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较时有些“离经叛道”的味道，但它毕竟是产生它的那个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果实。

通常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指责就是它脱离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人的情况及其著作形式来看，这的确是事实。他们之中有些人是从工人革命斗争的战场上退居书斋的（例如卢卡奇、柯尔施），有些人是由于外在原因而被迫脱离工人运动的（例如葛兰西），有些一直就是专门从事著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例如豪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萨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普遍晦涩难懂，有人说他们是使用“密码式”的语言从事研究和进行对话的。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减弱了他们著作的理论力量，阻碍了他们的理论的传播，也成为他们某些错误判断的根源。与实际的脱节使得他们的理论无从变成物质力量，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不是如何“改造世界”。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这种缺陷本身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大都处于颠沛流离、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是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密切相关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世界中不断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他们失去了与实践发生联系的条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论著大都是在反革命势力猖獗的情况下写成的；就连他们那种极端抽象生涩的纯学术研究方式，也是他们政治生活的失意和环境艰难的一种表现。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时代的脉搏，也倾注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刻关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例如，卢卡奇用带有思辨味道的“阶级意识”的概念论述了无产阶级走向成熟的道路；柯尔施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阶段论”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的历史命运；葛兰西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了独到的论证；赖希等人则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出发，对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分析；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从各自的理论立场出发，关注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问题；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物质生活的丰裕和科学技术的协调管理而造成的工人阶级的变化状况，马尔库塞、马勒、高兹等人也作了独特的理论分析。不管人们已经或将对他们的这些理论作出怎样的评价，有一点却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几乎都进行了探讨，并作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

通常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另一个批评是它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经济动因的决定作用的原理。这个问题起于卢卡奇1923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总体性”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在解释历史中将经济功能看作首要原则，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也就是说，只能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包括经济、法律、文化和历史的统一的“总体的社会进化的科学”。卢卡奇的这一思想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几乎绝大多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从这一原则来展开自己的“总体批判”、“总体革命”的理论。现在看来，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有二点是不妥的，一是他在分析社会历史的综合系统时没有将经济力量和其他力量在历史上的作用分清主次；二是这个概念带有某些先验色彩。但是，毋庸讳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同样是时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较之十九世纪已有了很大变化，简单地重复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原理已无法解释新形势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因；另一个方面，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作用日益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也愈加牢固，这使得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作用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它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当年第二国际那样的“经济主义”已无法解答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

对于象“总体性”这样的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根源的思想，任何简单的结论都嫌武断。借总体观来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因素的基础作用当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人物那样），但将其当作一种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原则，却不无可取之处。可以说，总体性方法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种哲学方法论。正是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些批判资本主义的新领域，而这恰恰是十九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来得及做的。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人提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开展批判（列菲弗尔等人）。他们认为，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人的异化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上，更重要更通常地则是表现在人们日常的细微生活中，只有从对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入手，才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本质，促成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实现；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批判也是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领域。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大众的控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稳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因而很多人将主要精力用于分析、解剖资产阶级的文化结构，从事艺术、美学等方面的著述活动，希图将文化当作通向现实的便捷的桥梁，以便通过“主观革命”（葛兰西）和“意识革命”（马尔库塞）来开通革命之路；再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试图用精神分析学来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对人们心理和性方面的压抑，还有人则论述了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和工业文明的发达而产生的人的片面发展和更加不自由的状态。(https://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方面的“总体性批判”，都是在“异化”的方法论原则基础上进行的。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裕，但在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时间、能源、清新的空气、和谐的生活气氛和宁静和平的环境等方面则仍然是匮乏的。这种多方面的匮乏是资本主义重新制造异化的根源。可以看出，尽管这些新的批判领域的开拓或许并没有真正找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下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明确出路，但它毕竟为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信息。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一个最常见的批评是指责它回避政治学和经济学问题，而将其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哲学反思。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人物几乎清一色的是专业哲学家，当他们在政治流亡地的大学执教时，担任的课程主要也是哲学，他们的代表作的主要内容和议题也毫无例外与哲学有关。当然，从一体化的角度考察一种颇具影响的理论思潮，如果它缺乏深刻的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内容，毫无疑问将会减弱它的社会批判力量。然而，这一严重的缺陷同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曾对自己的这种哲学特征作过解释，他们认为除了马克思的一些早期哲学手稿外，他并没有留下系统的哲学著作。而对于恩格斯和列宁的系统的哲学著作，他们又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前者如卢卡奇，后者如柯尔施）。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人物自认有完成马克思的未竟之业的责任。另外一个外部原因则是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1844年巴黎手稿的出版。这些手稿对他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使他们感到似乎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到了哲学“知音”，因而利用这些手稿大谈哲学问题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话题。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时代造成的。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和变化着的新形势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许多崭新的课题，而这首先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它们，而哲学无疑就是这种整体反思的最好工具。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很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恐怕与此不无关系。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也是首先由哲学入手，转而深入到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当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重新从哲学上认识和把握这个变化了的社会，恐怕是符合理论认识的规律的。

当然，哲学探索虽然可以成为政治和经济学探索的先导，但仅有哲学毕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最终深入到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学领域，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映才是深刻的，对它的批判才是有力的。这个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法完成了，它将成为所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探索中确有不少失误和错误。他们在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的那种偏激的立场常常导致一种极端的结论，从而为导向唯心主义、否认自然和历史的规律性、否定认识论的反映论原则开通了道路。本文不准备具体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是非功过，仅想指出，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因为他们在探讨哲学问题时至少有四点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第一，重新发掘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那些已经被人忽略或忘记的精神遗产，例如物质与精神的同一性原则、实践认识论、理论的创造性原理、主体在自然和历史中的能动性原则等等，他们还主张恢复人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这些原理和原则原来都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阐明过的，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庸俗化理解和斯大林时代的教条化、简单化的解释，它们几乎被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挤出去了。重新阐发这些原则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体现出反教条主义、反消极被动的直观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时代精神。

第二，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提炼和概括出了一些认识论的方法论原则，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使用的关于物化和异化的理论、关于总体性的方法等等。它们原来都被湮没在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将其整理出来并应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

第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渊源的研究范围。他们认为现有的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例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数目太少，范围太窄。因此，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努力追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黑格尔根源，而且探讨了亚里士多德、伽利略、休谟、康德、卢梭、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对于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的许多前辈思想家的思想遗产，他们也作了重新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作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性。

第四，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外汲取思想营养，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前代和同代思想体系的联系。例如众所周知的卢卡奇与“生命哲学”的关系、葛兰西对马基雅弗利的研究、豪克海默和列菲弗尔对谢林的崇拜、马尔库塞对席勒的赞美以及萨特和阿多尔诺对尼采的称颂，这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呈现出多层次的丰富多采性。虽然这种结合有的并非成功，但它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指示了一条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型的理论体系，任何时候都不能拒绝从外部吸收有价值的思想来充实自己。马克思当年是这样做的，如今也应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