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中的功能解释倾向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科学中一般不应使用功能解释，不能仅仅指出某事件对另外的事件有怎样有益或有害的结果，以之作为对于该事件的解释。当然，如果我们已经找出了特定的反馈机制，或者可以判定这种机制必定存在，那么我们就能够应用功能解释了。例如，我们可以用价格调节供求关系的功能来解释价格的运动，因为存在着从供求到价格的反馈回路。但是，如果一般地、不加限制地运用功能解释，则会给社会科学理论带来任意性与模糊性。不幸，由于西方思想史和个人心理学的双重原因，许多社会科学家有一种过份使用功能解释的倾向。[5]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顿（R·Merton）如此，马克思也未能幸免。

爱欧斯特在《理解马克思》一书[6]中认为，马克思思想中的功能解释倾向有多种表现。在历史哲学领域中，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目标的必然达成，因此他往往用某一事件对这一目标的贡献来解释该事件。例如，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就深受功能解释的影响。他强调资产阶级革命的功能是扫清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障碍，而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则没有给出系统精致的因果解释。又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也只能功能性地加以理解，即生产关系的功能是适应和保证生产力的最优发展。而至于生产力究竟怎样决定生产关系（反馈机制），马克思虽有若干论述，但尚欠详实分析。

在国家理论中，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手中的工具。但是，在1850年左右，马克思注意到如下事实，即国家无疑也顾及到工人阶级的某些利益，并且日益具有国家官僚的自身利益。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政策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马克思又是从功能角度出发的，即认为国家顾及工人阶级利益和自身政策的自主性，能够缓冲短期的阶级斗争，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长期利益。而对于这一现象出现的机制本身，马克思却没有给出具体的分析。类似的功能解释，在意识形态理论中也有不少。(https://www.daowen.com)

在爱欧斯特看来，马克思思想中的功能解释倾向，是和黑格尔式的辩证推演以及“方法论的集体主义”（“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7]的影响分不开的。而黑格尔的思想又深受莱布尼茨之影响。这一思想史的进程爱欧斯特在《莱布尼茨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法文版）一书中有所探讨。但是，爱欧斯特认为，马克思的伟大及其思想的现代意义，并不因为他未能摆脱功能解释的影响而受到消弱。关键在于，马克思的功能解释是和他其他一些有意义的精辟思想混合在一起的。这些精辟思想就是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的三个层次的解释。